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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法律论文写作材料八篇(word版)
2021-09-03 04:29:05 来源:91考试网 作者:www.91exam.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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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优秀范文1

买卖合同取回权制度研究-法律论文-免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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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合同取回权制度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购买需求日益增长,如何利用有限的资金,购买更多的商品,日益成为人们社会群众的问题,所有权保留制度越发受到人们的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34条肯定了所有权保留制度,然而未明确该条款的适用范围,更多具有宣示性而缺乏操作性。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该解释进一步的完善了所有权保留制度,首次明确认可了出卖人的取回权,但有关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取回权的行使条件、程序和限制等问题还不够明确,甚至与相关法律条文有所冲突,在司法适用过程中产生了困境,出卖人的取回权作为所有权保留制度核心内容,对买卖合同的履行与交易的完成具有重大影响,若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必将在实践中引发更多的矛盾和冲突。

一、取回权的法律性质

所谓取回权,是指在所有权保留的情形下,当买受人的违约行为损害到出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出卖人享有取回标的物的权利。出卖人通过所有权保留的方式将标的物让与买受人,由买受人在支付价款前先行占有标的物,导致出卖人与标的物相互分离,因为标的物被买受人占有和使用,出卖人只以保留标的物所有权的方式担保其余价款的实现,一旦买受人不按照约定支付价款,或不当使用、处分标的物,都会对出卖人造成极大的利益损失,出卖人取回权制度的设立价值就在于此。关于取回权的性质,学说上观点重多,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一)解除权效力说。此观点认为取回权的行使将导致买卖合同的解除,即附条件买卖契约之失效,乃基于取回权之行使,故取回权之行使,亦生解除权之效力;(二)附法定期限解除说。此观点是解除权效力说的衍生,认为取回权系附有法定期限的解除权出卖人在取回标的物时,合同尚未解除,待到买受人超过期限不行使回赎权的,买卖合同解除;(三)恢复同时履行说。此观点认为,当买受人迟延履行时,出卖人不主张解除合同而主张取回标的物的,其目的在于取消自己将标的物的占有先行转移给买受人的给付,以此来恢复同时履行之状态;(四)就物求偿说。此观点认为,取回权是出卖人实现就物求偿价金的特别程序,出卖人签订保留所有权买卖合同的目的即是为了担保未支付的剩余价款能够得到及时清偿。

笔者认为,我国所有权保留制度中出卖人的取回权更符合就物求偿说。首先,解除权效力说其衍生学说没有理清取回权制度与解除合同制度的根本区别,依此种观点,取回权的行使会导致买卖合同的解除,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将回到签订合同之前的状态,均不再受到原合同的约束,出卖人可以另行出卖标的物,不存在出卖人出卖标的物后价金的归属问题,这显然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7条第3款所规定的内容不符;其次,出卖人之所以愿意与买受人签订保留所有权的买卖合同,最主要目的是为了担保剩余价款能够得到支付,而不是为了消灭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取回权的行使若导致合同的解除,将使出卖人丧失对买受人未偿剩余价款的请求权基础,买受人也没有回赎权和再出卖请求权,无法促进合同的履行,这与所有权保留制度设计的本意也不相符;再次,同时履行说虽然描述了取回权的行使目的,但取回权的价值不限于此,也无法为买受人回赎权等后续问题提供良好的解决方案;最后,就物求偿说能够很好的解释为何《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7条第3款规定的出卖人在出卖标的物后,仍有剩余价值的,应当返还给买受人所有。根据该说,出卖人取回标的物是为了获得自己应得的价金,在实现目的之后,仍然有剩余价值的就应当返还给买受人。综上所述,所有权保留中的取回权明显更符合就物求偿说。

二、取回权的行使

(一)取回权的行使条件

在保留所有权交易当中,出卖人是否行使取回权,关乎剩余价款是否能够得到清偿,对买受人的权益也具有重大影响,因此行使取回权必定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5条第1款规定,在买受人出现了法定情形,对出卖人造成损害的,出卖人可以取回标的物法定情形包括:1、未按约定支付价款;2、未按约定完成特定条件;3、将标的物出卖、出质或者作出其他不当处分。笔者认为,这里的对出卖人造成损害结合当事人交易目的与该款下项目的具体规定,应当是指出卖人的价金难以受偿或得不到清偿,即买受人的违约行为必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致使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出卖人才能够行使取回权。《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5条第1款第12项规定的买受人未按约定支付价款和完成特定条件的,虽然没有强调违约的程度,但该项义务是保留所有权转移的条件,买受人不履行此义务即属于重大违约,出卖人得以行使取回权,此为所有权保留应有之义,但第3款规定的买受人将标的物进行处分是否严重损害了出卖人的利益仍值得讨论。如前所述,出卖人行使取回权应当基于买受人的违约行为,但出卖人与买受人在签订合同时可能并未约定买受人不得将标的物出质或出卖,买受人的行为不一定构成违约,此外,出卖人保留所有权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价金债权的实现,标的物的情况并不是其首要关心的问题,买受人对保留物进行了经济性的利用,事后只要其依约支付价款或者完成其他特定条件的,即可取得保留物所有权,也不会妨害出卖人的利益,笔者建议,在第3项原有的基础上,对该项进行限缩,补充当事人约定除外的规定。综上,出卖人行使取回权必须满足一下条件:一是买受人违反义务,该义务的产生是基于当事人的约定或合同性质产生的买受人义务;二、该义务的违反将会导致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

(二)取回权行使的程序

出卖人对取回权的行使,属于私力救济的范畴,需要买受人的配合,如果买受人拒绝配合,则出卖人的利益难以得到维护,此时,需要公力救济的方式予以保护,然而《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对取回权的行使程序未作规定。参照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所有权保留中取回权的行使程序准用动产抵押的规定,笔者认为,出卖人取回标的物在于督促保留买受人履行义务,担保债权的实现,出卖人所享的是一种担保利益,应当可以准用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的特殊程序的规定,但一个问题是,通过法院实现担保物权是没有给买受人保留回赎期间的,这样势必会损害买受人的权益,也不符合取回权制度设立的初衷。笔者认为,出卖人在行使取回权前应当在一定的期限内提前通知买受人并说明是由和履行期限,在买受人不行使回赎权之后,出卖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特别程序,并向法院提供已通知买受人的依据,法院在审查之后,再决定是否准用《民事诉讼法》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的特殊程序。

三、取回权的限制

出卖人取回权的限制指尽管已经满足了取回的条件,但出现了出卖人取回权不能行使或取回权归于消灭的情形。取回权作为出卖人最直接有效的救济方式,将会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考虑到平衡双方利益和交易公平,必须对出卖人行使取回权作出一定的限制。

(一)买受人履约状态对取回权的限制

随着所有权保留中价款的逐步支付和条件的完成,买受人对标的物所享有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多,产生了一种对标的物享有所有权的期待,这种期待可以排除相对人和第三人的侵害,并最终转化为对标的物的所有权。我国司法实践中上不乏对期待这种法律状态保护的事例,但在立法上一直没有明确期待权是否属于一种权利。《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6条第1款规定,买受人已支付标的物总价款的75%上,出卖人主张取回保留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述规定表明了法律对买受人期待权的保护,以买受人的履约状态对抗出卖人行使取回权,实际上就是以买受人的期待权对出卖人的取回权作出限制,如果允许出卖人可以任意行使取回权,则会使买受人的期待利益处于无法预测的状态。解释认为,当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总价款75%以上时,买受人的期待权最终转化为所有权的可能性更大,此时买受人期待利益的保护更为重要,同时,出卖人已经获得了75%的价款,其利益已经较大程度得到实现,没有必要再通过行使取回权的方式获得剩余价款,此时若买受人出现违约行为,出卖人可以通过其他救济的方式,保证价金债权的实现。必须注意的是,如果买受人出现破产的情形,基于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即使买受人依据支付了总价款的75%以上,出卖人仍可以行使取回权获得标的物,因为此时买受人仍没有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将标的物列为责任财产明显有背公平原则。

(二)善意取得制度对取回权的限制

所有权保留中,出卖人将标的物转让给买受人占有使用,致使自身与标的物相互分离,如果买受人在标的物上设立其他权利,出卖人行使取回权就可能与买受人设立的权利发生冲突。善意取得,是指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以转移或成立物权为目的实施法律行为,出卖人若己把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或登记在买受人的名下,即使欠缺处分权,买受人因于受让标的物时处于善意,也依然可以取得标的物物权的制度。善意取得制度是消灭或对抗所有权的一种手段,而所有权保留买卖中的出卖人的取回权是凭借自身对标的物的所有权,因此善意取得制度自然可以对取回权进行限制,《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6条第2款也予以确认。依据《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善意取得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受让人为善意;2、以合理的价格转让;3、已进行登记或交付。由于我国没有建立所有权保留买卖的登记制度,外人很难知晓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的所有权保留条款,因此在买受人对标的物进行无权处分时,第三人一般都是善意,在我国现行的制度框架下,第三人很容易构成善意取得,从而对抗出卖人的取回权,致使出卖人通过保留所有权的方式担保价金债权的目的落空,这就需要对何为善意进行界定。由于我国所有权保留制度只适用于动产,而动产交易一般不涉及登记公信力问题,买受人的占有标的物态在动产交易中即具有公信力,因此,应该更多的从第三人的主观是否存在善意进行判断,具体言之,更多的考虑第三人是否支付了合理的对价,也要综合考虑各种客观因素,如交易的时间、地点、交易人之间的关系等等

结语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通过4个条文的规定,初步搭建起了我国所有权保留制度的框架,为所有权保留制度的司法实践指明了方向。出卖人取回权作为所有权保留制度制度的核心,对买卖双方利益的实现具有重大影响,但相关体系的建立还不够完善,希望我国在现行的取回权相关制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实社会中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的实践情况,建立起完整并具有中国特色的出卖人取回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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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优秀范文2

【探析】职务侵占罪之疑难杂症-法律论文-免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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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职务侵占罪之疑难杂症

【探析】职务侵占罪之疑难杂症

职务侵占罪是财产型犯罪中较为常见的罪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讨,先前很多疑难问题已得到解决,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又产生了很多新的司法疑难问题。除了即存的本罪与他罪的认定问题,2016年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因提高了职务侵占罪的数额标准,导致了新的司法实践疑难问题的出现。本文从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以及量刑标准等方面,结合案例,对上述问题进行探析。

一、对财产所有权的探析

本罪的客体要件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其中,公司是按照《公司法》规定设立的非国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所称企业,是指除上述公司以外的非国有的经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设立的有一定数量的注册资金及一定数量的从业人员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如商店、工厂、饭店、宾馆及各种服务性行业、交通运输行业等经济组织;其他单位是指除上述公司、企业以外的非国有的社会团体或经济组织,包括集体或者民办的事业单位,以及各类团体。财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所谓动产,不仅指已在公司、企业、其他单位占有、管理之下的钱财(包括人民币、外币、有价证券等),而且也包括本单位有权占有而未占有的财物,如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拥有的债权。就财物的形态而言,犯罪对象包括有形物和无形物,如厂房、电力、煤气、天然气、工业产权,等等。

需要强调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于2011215日对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的复函中明确指出,上述其他单位包括个人独资企业,成为职务侵占罪的对象,例如艺人独资成立的工作室。若艺人的经纪人利用职务之便,将客户支付给工作室的业务款占为己有,则涉嫌职务侵占罪。此外,股权也可以成为本罪的对象,但单纯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本公司股东股权的行为,不能直接认罪,除非行为人将股权所对应的财产据为己有,并将其脱离本单位的控制。随着网络时代的高速发展,手机通讯流量包也成为本罪的对象,通讯公司的职员利用职务便利,违规为自己或亲友免费办理优惠的流量包套餐,或者将优惠流量包套餐非法出售给他人,数额较大的也构成本罪。目前我国对虚拟财产还没有相应的计价方式,依照司法解释相关规定,以嫌疑人的销赃数额认定犯罪数额。

二、对职务的理解,区别本罪与盗窃罪

本罪的客观要件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强调了1.必须是利用自己的职务上的便利。包括(1)利用自己主管、分管、经手、决定或处理以及经办一定事项等的权力;(2)依靠、凭借自己的权力去指挥、影响下属或利用其他人员的与职务、岗位有关的权限;(3)依靠、凭借权限、地位控制、左右其他人员,或者利用对己有所求人员的权限。仅是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如熟悉环境、容易混入现场、易接近目标等,即使取得了财物,也不是构成本罪,构成犯罪的,应当以他罪如盗窃罪论处。

公报案例上海市李某职务侵占案中,一审、二审法院皆认为,普通货物运输的承运人不仅负有将货物安全及时地送达目的地的职责,同时对该货物负有直接保管的义务。货运驾驶员在运输途中,利用其运输、保管货物的职务便利窃取货物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而非盗窃罪。公报案例河南杨某盗窃案,一审、二审法院皆认为,如果行为人作为电脑室人员,易于接触他人主管、管理、经手的公司电脑,或者熟悉作案环境,但不具有管理或经受本单位财务的职责,也不管理本单位VIP积分卡充值系统的职责,仅工作中形成的便利条件秘密窃取本单位的财产,则不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三、对人员的理解,区别本罪与贪污罪

本罪的主体要件: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包括如下人员:

1.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监事且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2.上述公司的人员,如经理、部门负责人和其他一般职员和工人且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3.上述公司以外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是指集体性质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的职工,国有企业、公司、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等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所有职工。

4.1)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因其个人财产与企业财产是混同的,投资人占有本企业财产的一般不能构成职务侵占罪的主体,但其聘用的其他人员则可以构成职务侵占罪的主体;(2)个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由于个人合伙不具有企业资格,如果合伙人其利用职务之便占有合伙企业财产,只是侵占了其他合伙人的财产,也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求;(3)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单位,实质为个人,因此,个体工商户及其聘用的人员也不能构成职务侵占罪的主体。

《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公报案例张某、黄某职务侵占案,法院认为虽然国有公司投资设立的股份公司所保管的财产可列为经手管理的国有财产,但被告人张某只是该公司雇佣的工作人员,从事的只是看管验货厂的劳务工作,其身份是一般工勤人员,对厂内货物不具有管理权力,既不属于在公司企业或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也不属于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因此不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张某利用当班看管场内货物和核对并放行车辆、代理业务员,核算员对进出货柜车进行打卡收费的职务便利,与被告黄某共同窃取储运公司负责保管的货柜应当认定为职务侵占罪。

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共同侵占单位财物如何定性处理?实践中,对此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按主犯的基本特征定性,如主犯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那么同案犯都定贪污罪;如主犯的身份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那么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同案犯定侵占罪。另一种意见是:如果主犯的身份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那么全案定侵占罪;如果主犯的身份是国家工作人员,应分别定罪,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定贪污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定侵占罪。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仅供参考。

四、对主观要件的分析,理解本罪与挪用公款罪的区别。

本罪的主观要件: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财物的目的。即行为人妄图在经济上取得对本单位财物的占有、收益、处分的权利。至于是否已经取得或行使了这些权利,并不影响犯罪的构成。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较大且不退还的,有可能转化为职务侵占罪。此处所说的不退还,是指挪用本单位资金,案发后人民检察院起诉前不退还。

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犯罪嫌疑人是挪用的故意还是侵占的故意?主要看被侵害的货币能否从账面上直接查出来,如果能从账面上看出,一般认定为挪用资金罪,如果无法从账面上直接查出,一般认定为职务侵占。

章某挪用资金案中,一审认为,被告人章某无论采用虚构或是截留的方法,均是将单位钱款套出后予以赌博花用,其将本单位钱款提出均有账可循,并未将账目做平,无法证明章某具有非法占有侵吞的主观故意;且章某目前无力归还钱款也不是推断章某非法占为己有的依据,故应认定章某构成挪用资金罪。二审对罪名重新认定,二审认定,章某利用担任公司市场部经理的职务便利,采用虚构业务及收款不入账等方法,将公司钱款共计人民币1,042万余元用于赌博及个人花用,不能归还。章某虽没有采用做假账的方式将账目做平用以掩盖其截留本单位钱款的行为,但章某明知没有偿还的经济能力,利用职务便利截留本单位巨额钱款用于赌博等高风险活动,客观上亦没有归还,应认定章某具有非法占有钱款的故意,构成职务侵占罪。

五、本罪定罪量刑标准调整产生的影响

2016418日起施行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本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了大幅调整,将数额较大的起点由原来的5000元至1万元调整为 6 万元,数额巨大的起点调整为100万元。《解释》的施行提高了本罪的入罪门槛,由此造成了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在定罪量刑标准上的巨大差距:盗窃罪数额较大的起点为

1000元至 3000元,与职务侵占罪入罪标准相比,后者是前者的2060倍。另外,数额加重犯(数额巨大)的起点也相差巨大,盗窃罪数额在3万元至10万以上属于数额巨大,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盗窃数额在30万元至50万元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而职务侵占罪的数额巨大起点为 100 万元,法定刑为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相比之下也是数倍的差距。因而如何准确地对行为定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新标准亦不利于保护单位财产。以往的司法尺度在界分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时,总是扩张适用职务侵占、缩小盗窃罪的适用。如果继续采取既往标准,将上述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或工作便利实施的窃取行为统一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将会导致公司、企业等单位财产得不到有力保护。因为职务侵占罪的定罪门槛过高,而公司、企业,特别中小企业,很少有内盗数额达到 6 万元以上的,数额没有达到 6 万元就不构成犯罪,对这些侵财行为不能定罪处罚。这样将造成刑事法网漏洞,不利于对公司、企业等单位财产的依法保护。

六、目前实践中对本罪量刑的规定及侧重点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修订后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的通知关于本罪做出如下规定:1.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可以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的,可以在五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2.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职务便占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且会综合考虑职务侵占数额、次数、是否退缴赃款等因素。实践中,安徽、上海等地对于吸毒/赌博/行贿/走私等行为有增加基准刑的规定。

七、结论

罪行规范的实质是法益保护规范,刑法的任务和目的是保护法益,因此他将侵犯法益的行为类型化成犯罪构成,并针对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规定法律后果,从而形成了罪行规范。违反罪行规范的行为,就是侵犯法益的行为,对侵犯法益的行为宣示刑罚,对侵犯法益的犯罪行为科处刑罚,正是为了并实现这法益保护的目的。通过对职务侵占罪犯罪构成要件的探析,区分本罪与他罪的基础上,结合量刑标准处罚,才能真正实现对法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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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优秀范文3

《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在当前实施中的思考-法律论文-免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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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在当前实施中的思考

 1981314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国发〔198136号),以下简称《职工探亲规定》,该规定在当前企业的实践中面临越来越多的矛盾和困惑,笔者拟从探亲假制度的目的、适用对象、适用条件、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思考,同时建议能对该规定进行重新修订纳入其它相关现行休假法规中或直接给予废止。

.国家出台《职工探亲规定》的目的

 《职工探亲规定》第一条规定:为了适当地解决职工同亲属长期远居两地的探亲问题,特制定本规定;第二条规定:凡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工作满一年的固定职工,与配偶不住在一起,又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的,可以享受本规定探望配偶的;与父亲、母亲都不住在一起,又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的,可以享受本规定探望父母待遇。但是,职工与父亲或与母亲一方能够在公休假日团聚的,不能享受本规定探望父母的待遇。

 由此可见,探亲假制度的目的是通过给予符合条件的职工相应的探亲假待遇,来解决职工同亲属长期远居两地的探亲问题所设计的一项制度,是为了解决职工同亲属长期远居两地所产生的探亲问题。

.《职工探亲规定》的适用对象

根据《职工探亲规定》,可享受探亲制度的只适用于特定的单位和职工:

 (一)特定的单位

 1.《职工探亲规定》第二条规定适用于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等4类特定单位,既不适用于外资、台港澳、民营等其他类型企业,也不适用于《劳动合同法》及实施条例中列举的个体工商户、民办非企业、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基金会等其他类型用人单位。

 2.以上适用的4类特定单位中,对于人民团体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从目前单位类型来看,不能简单的等同于现在通常所说的社会团体和国有企业,具体分析如下:

 1)目前,我国对人民团体并无法律界定,一般认为人民团体属于政治概念的范畴,198910月国务院制定出台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该条例表述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并将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侨联、台联、青联、工商联等8个单位排除在社会团体的范畴之外,可见,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的范围并不完全相同,探亲假制度仅适用于人民团体。

 2)关于全民所有制国有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可见,全民所有制在概念上基本等同于国有,但是,是否能够就此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就是国有企业划呢?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也不完全等同。

 2003年时,国家统计局在给公安部回函中(《关于对国有公司企业认定意见的函》(国统函[2003]44号)),将国有企业的划分标准分为广义、狭义两类。狭义的国有企业,仅指纯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联营企业三种形式,企业的资本金全部为国家所有。

 广义的国有企业是指具有国家资本金的企业,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狭义的国有企业;第二层次为国有控股企业。包括国有绝对控股和国有相对控股两种形式。第三层次为国有参股企业。是指具有部分国家资本金,但国家不控股的企业。国有与其他所有制的联营企业,按照上述原则分别划归第23层次中。

 在《职工探亲规定》出台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并没有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和国有公司的说法,因此《职工探亲规定》所调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从当时的制度背景看,应该是指纯的国有企业。

 (二)特定的职工

 根据《职工探亲规定》,探亲制度适用的职工是在单位工作满一年的固定职工,而固定职工与现在所说的劳动合同制职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固定工制度曾经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实行的用工制度,在这种用工制度下,职工的工作由国家分配,职工的工作期限没有规定,就业后长期在一个单位内从事生产和工作,职工一般不能离职,单位一般也不能辞退,工资待遇和劳保福利是根据国家的统一规定给予,劳动力基本不流动。

 80年代起,为解决国营企业存在的大锅饭铁饭碗等弊病,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国家开始逐步改革国营企业用工制度,198110月,中央首次提出要实行合同工、临时工、固定工等多种形式的用工制度,逐步做到人员能进能出。”1983年开始,国家逐步加大劳动合同制的推进力度,从最初在新招人员中试点合同制,到1986年明确对所有新招人员都必须实行劳动合同制,再到1992年试点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直至1995年《劳动法》的出台,开始对所有劳动者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

 从上所述,劳动合同制度的建立是我国改革劳动力市场,探索市场经济劳动用工制度的成果,劳动合同制下的职工与传统的固定工存在很大区别,前者完全是市场化的,而后者更类似于如今体制内的职工,而《职工探亲规定》出台时,除了少量外资企业,我国当时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合同制职工,探亲假制度调整的对象仅指固定职工。

.《职工探亲规定》的适用条件

 根据《职工探亲规定》,探亲假制度适用于职工与配偶或者父母不住在一起,且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的情形。其中,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是指不能利用公休假日在家居住一夜和休息半个白天。上述情形规定可以推导出二个条件要求:一是职工与配偶或者父母不住在一起;二是职工与配偶或者父母不能利用公休假日一起在家居住一夜和休息半个白天,这二个条件缺一不可。

 所谓公休假日,一般指职工工作满一个工作周以后的休息时间。建国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单休日制度,即职工每周做六天休息一天。1994年实施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开始推行单双周制度,规定企业单位根据具体情况,可将每两周中的两个半天休息时间调换为一天休息。随后,199551日起《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改单双周制度双休日制度,规定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为周休息日。企业和不能实行前款规定的统一工作时间的事业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周休息日。

.探亲制度问题分析

 1.探亲假制度只适用于特定的单位和职工,前文已述。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中,符合适用探亲假制度主体要求的群体所占比例已经很低,适用探亲假制度的群体主要集中在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纯国有企业内的一些所谓体制内职工,制度的适用应当是公平公正的,探亲假制度由于其适用范围的限制,可能造成只有少数群体才能够享受该权益的歧视性规定,容易引发社会矛盾。

 2.《职工探亲规定》出台时,我国实行的是固定工制度,职工基本没有择业自主权,也无法自由流动,容易造成职工与配偶或者父母不住在一起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对职工在亲情上的损失进行相应的补偿。而在劳动合同制情况下,劳动者不仅拥有完全的择业自主权,而且入职后,法律还赋予了劳动者最大的权利,即劳动者只要提前30天通知用人单位,无需任何理由即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这种单位的充分自由给予劳动合同制职工与配偶或父母居住在一起创造了更加便利的客观条件。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也存在职工与配偶或父母分离的现象,如迁徙择业造成的农民工与家属的长期分居问题,子女在异地大学毕业后自愿留在当地就业等情况,但这种情况属于市场化用工制度下自主择业的伴生问题,这与因特定制度背景所产生被动分离现象并不一样,而且,我国的公休假日制度从《职工探亲规定》出台时的单休到现在的双休,仅这一点,职工可以利用与亲属团聚的公休假日时间多出了一倍。

同时,随着国家带薪年休假制度的实施,使《职工探亲规定》的功能基本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首先,《职工探亲规定》出台时,我国尚未实行年休假制度,职工可以享受的假期非常有限。而自从200811日《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实施后。我国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有了法律保障,职工不仅可以选择用年休假与配偶和父母团聚,还可以用于其他休闲目的,可以说,年休假制度较之纯粹探亲目的而制定的探亲假制度,给予了职工安排休息时间更大的灵活性和方便性。

3.从目前国家规定的职工休假日来看:第一,《职工探亲规定》出台时,我国法定假日制度仍然执行《国务院、政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1949)规定,即每年七天法定假日,目前,我国每年法定假日增加到十一天;第二,(根据《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83号),目前全年休息日共104天,较单休日制度时增加一倍);第三,年休假日增加了5天(按照职工每年可以享受的最短年休假天数计算);每年该三项假日至少增加61天。而根据《职工探亲规定》,职工平均每年可享受的探亲假日期最长也不超过30天。职工可以享受的假期已经大大超过了探亲假的假期长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该规定出台至今35年来,一方面国家规定的假期已经远远超过探亲假规定的假期,同时,随着我国的基础交通设施和网络的发展,如今职工回家探亲较之以往更为便利,如高铁、高速公路、航空等交通日益便捷,在客观上也基本消除了职工不能在公休假日与配偶和父母团聚的情形发生。

.实施过程中的困惑和建议

1.从法律层面上讲,随着公司制的改革,《职工探亲规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都已经不存在,就算现在我们把它理解为纯国有企业的概念,一方面这些性质的企业也已经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国家也并没有进一步对该规定适用对象做出明确的解释,在实施过程中缺少依据,存在执行还是不执行两难困惑。不执行,企业也没有明确依据来解释,职工也有意见;执行,好像又不符合《职工探亲规定》的适用对象和条件要求,感到模棱两可。

2.《职工探亲规定》适用于职工与配偶或者父母不住在一起,且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的情形。其中,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是指不能利用公休假日在家居住一夜和休息半个白天。随着我国基础交通设施和网络的发展,如今职工回家探亲较之以往更为便利,在实际操作中,路程以火车、汽车、轮船的时间计算,还是以飞机的时间计算,如何界定?实际操作非常困难,争议较大。

 3.探亲制度适用的职工是在单位工作满一年的固定职工,而现在没有固定工概念,实施的是劳动合同制,前面已分析,具体实施不符合法规要求。

 综上分析,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法制环境的巨大变化,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实践层面,目前国家实施的法定节假日制度、双休制度和带薪休假制度等休假制度,已经完全能够满足《职工探亲规定》的利用公休假日在家居住一夜和休息半个白天的要求,对于已经出台了35年之久的探亲假制度显然已经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笔者建议对该规定国家是时候要进行重新修订纳入其它相关现行休假法规中或直接给予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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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方法作业

The Forgotten Dinner Guest: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in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Federal Bench Trial

Jared Kneitelt

Abstract

In comparison to civil trials, criminal trials are decided on more stringentstandardsofproof However, motionsforjudgmentofacquittal in criminal non-jury trials are currently decided on a mere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 as opposed to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lack ofreasoning and uniformity in deciding these motions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dangers and injustices posed to a defendant by applying a lower standard.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both domestic andforeign law, the author argu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when determining motions for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criminal non-jury trials.

Welcome to the Dinner Party: Introduction

The standard for judging a civil trial is lower than the standard for

judging guilt in a criminal trial, and there is no jury in a non-jury trial.

Somehow-despite these two very obvious conclusions-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andard for determining a motion for a directed verdict in a civil

jury trial is still applied to our modem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criminal non-jury trial.

In a criminal trial, at the close of the government's case-in-chief, the

defense may make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on one or more

offenses charged.' If the motion is unsuccessful and the defense calls

 

a case, the defense may make another motion for ajudgment of acquittal

at the close of its case.This Article concerns only the motion at the end

of the government's case. At present, the motion will succeed only if the

government has not presented legally sufficient' evidence of all the

elements of the particular offense or offens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why, in a non-jury trial,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should be applied-instead of merely the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when the bench considers a motion for ajudgment

of acquittal. Not knowing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proven-in the

judge's mind-the defendant's guilt before inviting the defendant to call

a case actually militates against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the

assurance that the government discharges its burden, and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remain silent.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the jurisprud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mproperly cites, for the standard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to grant or

deny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non-jury trial, either the

standard in a jury trial or the standard for appellate review.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lack of) development of the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and the perceived constitutional preclusion against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Namely, the bench-as the

arbiter of law-cannot usurp a defendant's Sixth Amendment protection

to be tried on the facts by a jury of his peers.' Of course, in a non-jury

 

trial, the bench is both the arbiter of law and fact-finder;' hence, there

is no Sixth Amendment preclusion.

At present, there is no rule in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explicitly governing a motion for a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bench trial.

Is it Rule 236 ("Jury or Nonjury Trial") or Rule 29'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Jury Trial]") that governs the motion?

Although district court judges in almost all of the reported decisions

assume Rule 29 governs, there are several cases in which district court

judges have turned to Rule 23 as the governing statute.' Further, even

among the authors of treatises on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there is disagreement as to what Rule governs.' Wright's Federal

Practice and Procedure discusses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bench trial under Rule 29.o Yet Moore's Federal Practice states,

"Rule 29 has no real application when a case is tried by the court since

the plea of not guilty asks the court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This Article concludes by proposing a new Rule 29(e) to resolve this

ambiguity and to make clear that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is the standard that should be employed in determining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bench trial.

 

I. By Invitation Only: Respondez S'il Vous Plait

A criminal defendant is not guilty unless proven guilty; the government

bears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e criminal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 and the government (not the defendant) must

introduce evidence sufficient to persuade the fact-finder,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ofthe defendant's guilt.14 Thus, ifthe government does

not introduce evidence to prove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n the defendant is not guilty.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government's case, the government's case

will presumably-and in almost all circumstances-be at its highest. If

the government has not proven its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fter

the presentation of its evidence, when will it ever be able to prove its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is begs the very simple question: If the

defendant is not guilty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government's case-inchief,

why should the defendant be "invited" to call a defense?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may have presented legally sufficient

evidence of the offenses charged, the judge still may not find at the close

of the government's case that the government proved its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For example, the judge may find the accounts of the

government witnesses to be unworthy of belief (either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or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presented to be too circumspect

to sustain a conviction. As always, the government must prove its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is burden is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any

defense evidence (including the defendant's testimony)."

Effectively, "inviting" the defendant to call a defense case-despite

the uncertainty of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proved its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t the close of its case and whether the judge would

have acquitted the defendant of an offense charged-reduces the govemment's

burden at that stage. This "invitation" to the defendant to call

defense witnesses or for the defendant to testify on his own behalf

militates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obligation to prove its case. Such an

invitation should be correctly considered as not only a reduction of the

government's burden (and therefore impermissible burden shifting) but

also a violation of due process.'

 

Elevating the government's burden at the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stage to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ctually strengthens the

presumption that the defendant is not guilty and properly holds the

government to its burden. This strengthens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

government prove its case based solely on its own evidence and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a defense case.

1I. The Forgotten Dinner Gues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The motion for a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criminal suits evolved from

its counterpart in civil procedure. Federally, in the late 1700s, civil

judges could withdraw a civil case from ajury and decide the case; then,

the common law motion for non-suit came; and finally,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he civil motion for a directed verdict emerged. 7

"The motion for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criminal cases came still later

and was probably influenced by these earlier developments in the civil

trial."" "The early cases directing acquittal did so without citing any

authority but apparently assumed such power was inherent in thejudge's

role as presiding officer."' 9

Indeed, Moore's Federal Practice states that Rule 29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jury trial)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was modeled on Rule 50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20 "Thus, a motion for acquittal [in a jury trial] is equivalent

to a motion for a directed verdict (now called 'judgment as a matter of

 

law' under Civil Rule 50), or judgment notwithstanding the verdict

(judgment n.o.v.) under pre-Rules practice." 2 1

However, there still remains no legislation specifically directed

towards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criminal bench trial.

This is due to legislative oversight based, seemingly, on the mere

importation of the standards employed in a civil jury trial into a criminal

non-jury trial without appropriate consideration for the defendant's

exposure to a deprivation of his liberty, his right to remain silent, the

government's burden of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rather than by a preponderance, and the presumption of the

defendant's innocence.

III. The Head of the Table:

The Prevailing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

The standard for judging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in a

jury trial at least-is based on Burks v. United States." "The prevailing

rule has long been that a district judge is to submit a case to the jury if

the evidence and inferences therefrom most favorable to the prosecution

would warrant thejury's find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23 "Even the trial court, which has heard the testimony of witnesses

first hand, is not to weigh the evidence or assess the credibility

of witnesses when it judges the merits of a motion for acquittal."24 This

view is accepted on the Sixth Amendment right that a defendant be tried

by a jury of his peers. In jury trials, the court cannot substitute its

 

judgment for that of the jury.25 To do so would usurp the power of the

jury and violate the Sixth Amendment guarantee to be tried by one's

peers26 as well as the Fifth and Fourteenth Amendments' due process

protections.

To date, however, the Supreme Court has not considered the standard

on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non-jury trial. This might

 

be because esteemed and erudite practitioners have effectively written

off considering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in bench trials

and, as such, the issue has not reached the Supreme Court. For example,

Section 467 of Wright's Federal Practice and Procedure states, "A

motion for judgment of acquittal at the close of the prosecution's

evidence in a case tried to the court is considered by the same standard

as in ajury case."29 However, none of the cases Wright relies on for this

proposition in Section 467 are on point.

IV. The Unwelcome Guest:

When Wright Is Wrong

For support, Wright cites United States v. Salman,o United States v.

Pierce, 3 ' United States v. Magallon-Jimenez, 32 United States v. Carter,"

and UnitedStates v. Stubler34-none ofwhich were dec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Salman involved a pre-trial dismissal of an

indictment." Pierce involved the test to be applied in appellate review"

 

of the sufficiency of evidence after a trial, jury or bench, and quoted

Jackson v. Virginia for the appellate standard." Thus, Pierce did not

concern a determination by the trial court on a motion for acquittal."

Both Magallon-Jimenez and Carter held that, in both jury and bench

trials, "there is sufficient evidence to support a conviction if, viewing the

evidence in the light most favorable to the [government], any rational trier

of fact could have found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the crim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s with Pierce, Magallon-Jimenez and Carter

concerned the appellate review of the sufficiency of the evidence and did

not relate to a determination of a motion for acquittal at trial level.40

Out of those five cases, Stubler was the only one that happened to be

a bench trial.4' In Stubler, the defendant moved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after he was convicted.42 The district court held that "Rule 29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allows for a motion for

judgment of acquittal[, and] [t]he standard the court must apply is

whether 'the evidence is insufficient to sustain a conviction."" Further,

the district court held "this standard remains the same [even in] a non-jury

trial."' In a surprise demonstration of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ndard-Stublerc ited civil case law regarding the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 to support that holding.4 5

Wright's Federal Practice and Procedure demonstrates-by its citation

to these inapposite cases-that it has not appropriately analyzed the

jurisprudence in making its assertion that the standard in a bench trial is

the same as in ajury trial. None of these cases concern a trial-level determination

of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bench trial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 Thus, Wright has propounded

a baseless proposition on a mere cursory examination, preventing a

proper analysis of the standard. A more thorough examination is

warranted.

V. A Nostalgic Affair:

Let Us Go Back to Camp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only three cases found to date in which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was discussed in a bench trial:

United States v. Camp,46 United States v. Laikin,4 and United States v.

Cascade Linen Supply Corp. of New Jersey.8

In Camp, a two-defendant case tried before a district judge, a motion

for ajudgment of acquittal was made after the close of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 and before either defendant put on a case.49 The court expressly

considered whether the standard on the motion should be "whether the

evidence was insufficient to sustain a conviction" and held, "logically,"

that standard meant whether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 proved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o According to the court,

 

if the government did not prove the defendant guilty and the case were

to proceed, continuing with the case

would put upon the defendant the risk that by his own evidence, as by

testimony produced on cross-examination, he might supply the evidence

which convinces the trier of fact of his guilt, where absent such evidence

the trier of fact would not be so convinced. To subject the defendant in a

criminal case to such a risk would be contrary to the principles by which the

criminal law has develop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would in effect require

the defendant to assist in providing a vital element of the evidence which

convicts him."

Thus, Camp allowed for a coordinated effort of (1)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2) the government's evidentiary burden of 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if it can), and (3)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remain silent

to protect the defendant from conviction."

While Camp's reasoning appears sensible, some courts have expressly

rejected the Camp logic. In Laikin, the defendant in a bench trial

requested the court to consider whether, on his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 proved him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 Laikin court, citing the Seventh Circuit case of

United States v. Feinberg5,4 held that the correct standard is taking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 in the light or aspect most favorable to the

government." The Feinberg" court, in making its holding, cited Glasser

 

v. United States,57 United States v. Velasco," and United States v.

DeNiro.9 However, Glasser, Velasco, and DeNiro each refer to the

standard of appellate review.60

United States v. Cascade Linen Supply Corp. of New JerseyP' similarly

declined to follow Camp.62 The defendants in a bench trial moved

forjudgments of acquittal after the close of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

Camp was not followed in Cascade Linen because the district judge

held-without citing any authority-that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government

proved its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t the close of the

government's case would "severely impair the orderly disposition of the

issues."" The judge also held, again without citing any authority, that

determining the motion using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would be tantamount to submitting the evidence to the trier of the facts

twice. To this defendants are not entitled."65

The judge further indicated, without discussion, that "[he was] unable

to understand [the] defendants' contentions that the presumption of their

innocence and their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d offer no proof [were] in

some way diminished or impaired by [his] ruling."6 From the language

 

and tone in Cascade Linen, it appears the judge was eager to convict the

defendants. Indeed, after the defendants' respective motions for judgment

of acquittal were denied, the defendants rested.' They were then

convicted.68

Herein lies the problem. The court can readily deny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Upon this denial, the defendant is still left to

speculate and guess whether the government satisfied its burden-on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of 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us, not knowing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discharged

its burden leaves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remain silent in competition with the government's

obligation to discharge its burden when, in fact, these three aims should

be cooperating with one another.

VI. Pass the Salt: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An Exercise

in Impermissible Burden Shifting

As a comparative study, consider that the proceedings before 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tribunals are bench trials." Although in a number of

 

instances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was argued by

defense counsel on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at the close of

the government's case,70 the use of the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 became

settled law. Unfortunately, this was without the benefit of any real

analysis.

The Appeals Chamber Judgement in Prosecutor v. Jelisid" is the

 

leading case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for use of the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 in determining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known as Rule 98 biS73-at the close of the prosecution's

 

evidence.

The Appeals Chamber inJelisid followed74 its prior Appeals Chamber

Judgement in Prosecutor v. Delalid," which in turn cited the Appeals

Chamber Judgement in Prosecutor v. Tadie," the Appeals Chamber

Judgement in Prosecutor v. Aleksovski,n and the Trial Chamber's

"Decision on Motion for Acquittal" in Prosecutor v. Kunara78 for

support.

However, those portions of Aleksovski and Tadid referred to by the

Delalid Appeals Chamber Judgement concern the standard of appellate

review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trial chamber's factual finding can

 

withstand appellate scrutiny-that is, legal sufficiency.79 As such, Tadid

and Aleksovski are incorrectly cited by Delalid for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standard a trial court sitting without a jury should use to determine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s also legal sufficiency."

The Trial Chamber's "Decision on Motion for Acquittal" in Prosecutor

v. Kunara6 held--citing the Trial Chamber's "Decision on Defence

Motions for Judgement of Acquittal" in Prosecutor v. Kordi8 '-that the

appropriate test to be applied on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was not whether there was evidence which satisfied the Trial Chamber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of the guilt of the accused (as the defence in

that case had argued), but rather it was whether there was evidence on

which a reasonable Trial Chamber could convict." 82

All things considered, the Trial Chamber in Kunaral did its best not

to impugn the prior jurisprudence on the issue. Thus, Kunarad, shif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off the shoulders of the prosecution, noted-without

citing any authority-that

[i]f the Trial Chamber were entitled to weigh questions of credit generally

when determining whethe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should be entered, and

if it found that such a judgment was not warranted, the perception would

 

necessarily be created (whether or not it is accurate) that the Trial Chamber

had accepted the evidence of the prosecution's witnesses as credible. Such

a consequence would then lead to two further perceptions: (1) that the

accused will bear at least an evidentiary onus to persuade the Trial Chamber

to alter its acceptance of the credibility of the prosecution's witnesses, and

(2) that the accused will be convicted if he does not give evidence himself.

He would virtually be required to waive the right given to him by the

Tribunal's Statute to remain silent.83

An analysis ofKordi--the case spawning the seminal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proper application of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at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is thus warranted.

First, the Trial Chamber in Kordid seemed satisfied that because other

trial chambers a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were using a standard lower than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using a lower standard was the appropriate thing to do." Without any

analysis, the Trial Chamber indicated that "[i]mplicit in Rule 98 bis

proceedings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determination made at the

halfway stage of the trial, and the ultimate decision on the guilt of the

accused to be made at the end of the case, on the basis of pro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 Trial Chamber failed to provide any basis or

reasoning for that distinction.

Next, the Kordid Trial Chamber looked to the Trial Chamber's

"Decision on Defence Motion to Dismiss Charges" in Prosecutor v.

Tadid," the Trial Chamber's "Order on the Motions to Dismiss the

Indictment at the Close of the Prosecutor's Case" in Prosecutor v.

Delali6," the Trial Chamber's "Decision of Trial Chamber I on the

 

Defence Motion to Dismiss" in Prosecutor v. Blaikid," and the Trial

Chamber's "Decision on Motion for Withdrawal ofthe Indictment against

the accused Vlatko Kupregki6" in Prosecutor v. Kupregkid."

The Trial Chamber in Tadid merely held-without citing any

 

authority-that, because it would ultimately determine whether each

count was proven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entire case, it would only determine whether the evidence presented was

legally sufficient."o

In Delalid, the Trial Chamber held that a motion for judgment of

acquittal will be denied if, "as a matter of law, there is evidence before

it relating to each of the offences in question for the accused persons to

be invited to make their defence."9' There was no analysis as to the

foundations for this principle nor did this decision cite any jurisprudence.

After citing Tadi6 and Delalid, the Trial Chamber in Blakd.W held:

CONSIDERING that, on these legal foundations, based on a strict application

of the spirit and letter of the Rules, the Trial Chamber limits the review

of the Motion:

[1] in fact: to the mere hypothesis that the Prosecutor omitted to provide

the proof for one of its counts;

[2] in law: to the mere hypothesis that the Prosecution failed to show a

serious prima facie case in support of its claims.

That decision was made without any legal analysis as to the foundations

for this principle nor did the decision cite any jurisprudence for that

Holding.

 

Lastly, the Trial Chamber in Kupregkid merely referred to the test

enunciated in Tadid and dismissed the motion to withdraw the indictment

because the Trial Chamber wa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re was "evidence

as to each count charged in the indictment, which were it to be accepted

by [the] Trial Chamber, could [have] lawfully support[ed] [the] conviction.""

Other than referring to Tadi6, the Kupreikid Trial Chamber did

not provide any legal support for that standard.

Kordid then examined the practice in five domestic jurisdictions-

England and Wales,94 Canada," Australia," the United States, 97 and

Spain 9 8-and found "the test that is applied on motions for acquittal at

the end of the Prosecution's case is not the high standard of pro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9 However, the practice referred to in England and

Wal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Spain is in relation tojury trials, not bench

trials.'o As explained above, the low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 is used

 

in jury trials because the judge is precluded from usurping the factfinder's

role. As such, the jury trial practice in these jurisdictions

provides Kordid no support. Next, Australian practice allows for ajudge

to acquit a defendant after the close of the prosecution's case'o' and is

 

in direct contradistinction to Kordid.

Finally, Canadian practice is the lone exception that does provide some

support for Kordid's proposition. However, in Canada-per statutory

requirement-the fact-finder can only render a verdict after the defendant

declares, after the prosecution's evidence, whether the defendant intends

 

to call a defense case (and upon such an affirmative declaration, after

hearing the defense evidence).102 Notably, there is no such requirement

 

in the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 at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nor

in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sequently,

Kordid's citation to Canadian procedure does not support

Kordid's proposition.

Ultimately, what happened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was that a meager

legal analysis emanating from the domestic practice in jury trials was

applied to the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non-jury trials. Of

course, the jurisprudence demonstrates worry that the court would usurp

 

thejury's function and, as such, would allow only for a court's determination

as to legal sufficiency on a motion for ajudgment of acquittal. This

led to a fundamental misunderstanding of how such a motion should be

decided in non-jury trials and a failure to recognize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trial judges to usurp the fact-finder's function because the trial judges

themselves are the fact-finders.

Further propounding this misunderstanding was (1) the misapplication

of the standard of appellate review (as in Tadid and Aleksovski) as the

standard for a trial court's determination, (2) reliance on a "consistent

pattern"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solely a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

(although this pattern developed without any forethought),' and (3) a

demurrer to the trial chambers' ultimate responsibility of determining

guilt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t the close of the trial. What remains

is a very low hurdle for the prosecution to meet for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to be denied. Thus, "since the denial of such a

motion is, in no sense, an indication of the view of the Chamber as to the

 

guilt of the accused on any charge, little meaningful guidance is provided

to the accused in connection with his defence case.""

As highlighted in Kunara6, the jurisprudence implicitly prefers-in

attempts to avoid the twin perceptions that the accused has to persuade

the trial chamber "to alter its acceptance of the credibility of the prosecution's

witnesses" and that "the accused will be convicted if he does not

give evidence himself'-the defense to call a case instead of holding the

prosecution to its evidentiary burden of 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05

It should be the opposite.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held to its

burden. If, and only if, the government has satisfied its burden of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 defendant may then

choose to waive his right to silence. Indeed, if the trial chamber finds

that the defendant is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 government

has discharged its burden.

VII. The Invitee: The Proposed Rule 29(e)-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Nonjury Trial"

To remedy the problems previously discussed, the autho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addition to Rule 29:

(e) Nonjury Trial. After the government closes its evidence, the

court on the defendant's motion must ente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of any offense on the ground that the government did not prove that

the defendant is guilty of such offen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Note, with this proposed rule, the defendant may-but is not required

to-make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Further note that the

 

language in the proposed Rule 29(e) would require the court, upon such

a motion, to make a decision-without reservation-on the motion.

Of course, if acquitted on one or more counts, double jeopardy

attaches. If the bench indicates, upon decision of the motion, there will

be a conviction on one or more counts, the defendant may elect to call

a case and may elect to testify. The proposed rule does not include the

prospect for a defendant to make a motion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evidence.'o

Just Desserts: Conclusion

"[I]t may fairly be said, that, so soon as a man is arrested on a charge

of crime, the law takes the prisoner under its protection, and goes about

to see how his conviction may be prevented."' Elevating the standard

in determining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from prima facie to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is the "forgotten" protection that a criminal

defendant deserves. Odd would be the prosecutor who would fuss about

elevating the standard. After all, the government bears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nd if the

government cannot do so on its own evidence, the defendant must be not

gui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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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优秀范文5

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法律论文-免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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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内容提要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自然人依法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在民法史上是一个历史发展、演进的过程。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自然人独立为民事行为的资格,是自然人在民事活动中一种法律地位的确认。法律行为的生效,当事人需要有行为能力。从现代的人权观念来看,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开始于生命的开始,终于生命的结束。而且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平等的,不应有一般的民事权利能力和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之分。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确立,对于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利和维护交易的安全,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生命

一、引言

自然人这一概念最早引入民法规定中是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在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首次使用公民的概念后,各国民法中有些使用公民的概念。

  自然人更多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公民更多的强调作为权利主体的人的社会法律属性。在承认公法与私法划分的国家或地区,自然人是属于私法范畴,而公民被认为是属于公法范畴。而在不承认公法与私法划分的国家中,公民和自然人的差别不大。我国民法通则中是将自然人公民两个概念并用,在民法学说中倾向自然人概念的使用。

  在民法长期发展过程中,自然人权利能力的制度始终伴随着民法的演进而演进。同时,人的问题在民法中,并不仅仅是法律关系的参与者或者法律后果的承担者的问题,人,尤其是自然人,作为万物之灵,始终面临着一个人应当怎样被看待、怎样被对待的问题。这就涉及到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问题。对于自然人的行为能力的认识,学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将从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设立的制度价值入手对目前我国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作些粗浅的分析。

二、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及特征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指自然人依法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是自然人参加民事法律关系,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法律依据,也是自然人享有民事主体资格的标志。有学者认为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包括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义务能力两个方面。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统一性

  民事权利能力不仅指享有民事权利的资格,同时也包含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因此,民事权利能力是二者的统一。民法中能够享有权利的人,既是能够承担义务的人。因此,任何民事主体,既可以享有权利,也必须负担义务。当然,在某一个具体法律关系中,某人可能只享有权利,而对方只承担义务。例如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就只承担义务而不享有权利。

(二)平等性

  由于民事权利能力是自然人从事民事活动的前提条件,而从事民事活动又是自然人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所以,民事权利能力就是自然人的生存资格。我国《民法通则》第10条明确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不受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家庭出身、宗教信仰、职业、职务、教育程度、财产状况、精神健康状况等差异而有所不同。现代社会以保存人的生存资格为第一要义,普遍地、无区别的赋予所有自然人以民事权利能力是法律的基本原则。除法律有特别的规定,任何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不受限制和剥夺。例如判处死刑的犯人,是由国家的法律剥夺其生命权和民事权利能力的。

 (三)广泛性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不仅具有平等性,而且在内容上具有广泛性。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内容,是指自然人可以享有的各种民事权利的范围,如人身权、财产权等。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包括了自然人生存和发展的人身权、财产权的内容,因此,自然人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财产,自由从事民事行为,最充分的实现自己的利益。

 (四)不可转让性和不可抛弃性

  由于民事权利能力是自然人从事民事活动的前提条件,是自然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转让民事权利能力,无异于抛弃自己的生命权。当事人自愿转让、抛弃的,法律不承认其效力。

三、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分类(一)我国目前对民事权利能力的分类

 在我国目前的民法理论界,对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否可以分为一般的民事权利能力和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民事权利能力可分为一般的民事权利能力与特别的民事权利能力。一般民事权利能力,泛指参加一般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资格;特别民事权利能力,指参加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所要求的法律资格。一般的民事权利能力,法律对于一切自然人均平等的赋予,贯彻民事权利能力平等原则。但是,对于某些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法律有特别的要求。例如,作为个体工商户的自然人,除具有自然人的一般民事权利能力外,还具有与其登记的经营范围一致的特别民事权利能力。自然人与法人,基于性质上的差异,存在特别民事权利能力的差别。如自然人有充当继承关系和婚姻关系上的权利。此外,本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基于政策上的考虑,也有特别民事权利能力的差异。第二种观点认为,关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是否应当分为一般的权利能力和特殊的权利能力,在学理上是值得探讨的。并认为所谓特殊的权利能力在法律上应当作具体分析,有的是法律对权利能力所作出的限制,有的属于特殊的权利能力。因此不可一概而论。这一观点,有些合理之处,但实质上还是赞成对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分类的。第三种观点就是,对这一问题未置可否,不作相关论述。

(二)笔者对民事权利能力分类的看法

  笔者认为,将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分为一般的民事权利能力和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是不正确的,至少是值得商榷的。理由如下:

 1、从前文的论述,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具有的法律特征可知,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具有主体的平等性,内容的广泛性,因此,并无特殊与一般之区分。

 2、对于观点一中认为是自然人的特殊民事权利能力,如作为个体工商户的自然人,除具有自然人的一般民事权利能力外,还具有与其登记的经营范围一致的特别民事权利能力。自然人与法人,基于性质上的差异,存在特别民事权利能力的差别。如自然人有充当继承关系和婚姻关系上的权利。笔者认为,这些不应作为自然人的特殊民事权利能力对待。法律之所以对自然人有特别的要求,原因在于,所针对的民事主体变了,不再是自然人了,当然也就不是对自然人的要求了。换言之,民事主体不同,则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则当然不同。例如,个体工商户有个体工商户的民事权利能力,而这种民事权利能力自然人是没有的;法人有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而这种民事权利能力自然人是没有的,同样,自然人的某些民事权利能力,法人也是没有的。因此,个体工商户与自然人不是同一类民事主体,法人和自然人也不是同一类民事主体,它们的民事权利能力与自然人的比较起来,当然有点特殊,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肯定有不同之处,但它们的民事权利能力并不就是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更不能把他们的民事权利能力或者差异性作为自然人的特殊民事权利能力。

3、观点二中提到,认为所谓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在法律上应当作具体分析,有的是法律对民事权利能力所作出的限制。笔者赞同其合理之处,如我国《婚姻法》第6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第10条规定: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结婚无效。这些达一定结婚年龄才能结婚,和有某些疾病不得结婚的法律规定,既是法律对自然人的某些民事权利能力的限制。但笔者认为,法律所作出的这些规定,也可解释为对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限制。因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与年龄和健康状况无关,而民法上的完全民事行为人必须在年龄、精神、智力以及健康状况方面达到法律的要求,否则,被认为是无民事行为权利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在年龄或健康状况没有达到法律的要求,自然人的结婚的民事行为能力则是受到限制的,但结婚的民事权利能力还是享有的,并没有被否认或受到限制。同时,结婚与人身有关,当然不能由他人代理。

 4、将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分为一般的民事权利能力和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有违民法的规定和民法的平等原则。根据《民法通则》第2条的规定,我国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我国《民法通则》第10条明确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平等原则集中反映了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民事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法律关系的主要标志,它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独立、平等的法律人格,其中平等以独立为前提,独立以平等为归宿。可见,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什么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不应将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作出一般的民事权利能力和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分类。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应是平等的,没有什么一般和特殊,否则,即时有违民法的规定和民法的平等原则的

四、我国自然人行为能力制度现状我国民事立法也依据年龄、精神状态双重标准,对自然人行为能力作了三级制的制度设计,《民法通则》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虽未满十八周岁的,但已满十六周岁,以其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者,也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十周岁以上未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满十周岁的人无行为能力。对于精神病人,则依其精神状况,个案审定其行为能力,或者无行为能力或者有部分行为能力,同时规定了利害关系人申请精神病人进行行为能力宣告制度。

   《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对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予以了明确的划分。从而既保障了行为能力欠缺者的权益,又可使他人明确何人具备独立行为的资格,避免了交易中的他方当事人可能受到的损失,有效地维护了交易安全。但目前我国民事法律中关于自然人民事行为的规定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其主要是对行为能力欠缺者的有关法律规定仍有待改进,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对行为能力欠缺者范围的规定

   我国民法对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划分,主要是依据年龄、精神状况以及智力发育情况,其他因素却很少考虑。但自然人的行为能力除了主要受自然人的年龄、智力发育程度和精神状态这些生理特性的影响外,还受到多方面社会性因素的影响,比如自然人的财力状况生活自理能力、品性修养等社会性因素对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纵观各国民法典的规定,大多数国家对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确定和划分,既考虑了自然人的生理性因素,也兼顾了自然人的社会性因素,综合考虑和兼顾了多方面的标准和因素,并且不同的标准和因素对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划分的影响程度和作用不同。但是,民法通则对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确立和划分,只是更加侧重考虑自然人的生理特性,没有充分重视自然人的社会性因素对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影响,似有以偏概全之弊。况且,在我国由于沾染有吸毒、酗酒等恶习者挥霍财产而致个人及家庭成员生活陷于窘迫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不仅给个人及家庭造成巨大的损害,而且还是许多恶性犯罪的直接诱因,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对于此类社会现象,我们不能只是在事后进行补救,而是应在事前就采取一些积极的预防措施,包括运用法律的手段。对吸毒者、酗酒者尤其是吸毒者进行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宣告,限制或是禁止其对财产的管理与处分应是一个有效可行的措施。此外,对我们社会当中的一些弱势群体,诸如残疾者、年老体衰弱,也可以通过限制其行为能力和设置监护对其进行必要的保护。

(二)对行为能力欠缺者行为能力大小的规定

   行为能力欠缺者,也即非完全行为能力人,包括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我国民法规定,限制行为能力只能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应的民事活动和接受奖励、赠与、报酬,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应征得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而无民事行为能力除了实施接受奖励、赠与、报酬等纯获利行为外,其他民事行为只能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其进行。这样的规定,对于行为能力欠缺者财产利益的消极保护有余,而对其自主参与条件就明显不足,而自主参与正是意思自治体现所在。行为能力这一贯彻意思自治原则的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却导致了该原则的否定。我国法律为行为能力欠缺者设立了法定代理人,以补正其能力之不足。限制行为能力人只能实施其有限行为能力范围之内的法律行为,但具体哪些行为可以实施,哪些行为不能实施,我国民法并未作具体规定。现实中的民事活动是复杂多样的,如果限制行为能力人所做的超出其行为行为能力范围的行为只有经过其法定代理人追认才有效,这显然不利于保护交易中相对方的利益,有碍于交易安全之维护。况且,现实中有时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代理另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去实施某一具体行为,如按被代理人的具体要求去签定合同,若依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有关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签定的合同只有经其法定代理人追认才有效,而在上述案例中,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代理行为既未牵涉及其自己的利益,又未涉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利益,他只是按被代理人的具体指示去签定合同,但按我国法律规定,却把该合同的有效的追认权给予了代理人的法定代理人,这显然于情理上难以讲通。这种法律行为未给予限制行为能力人法律上的利益,亦未使其受法律上不利益的行为,学说上称为中性行为。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可否实施中性行为,从目前我国法律来看,显然采取了否定说,但我认为既然中性行为没有损害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利益,从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考虑,就应承认其有效性。

   目前我国民事立法只规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实施纯获利的法律行为,其他行为都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进行。但从实际情况看,儿童在六七岁时即可入小学读书,他们在获得限制行为能力之前,为了学习和生活,难免会参加一些必要的民事活动,如购买文具、搭乘汽车等。他们参加这些活动,不可能事事都要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台湾等地民法主张无行为能力人有事实上契约关系的能力,可从事自己生活所必需品的契约订立。这值得我国借鉴,应在将出台的民法典中予以明确。

   行为能力制度的设立,是因为民法在充分贯彻意思自治的基本精神的同时,又考虑到自然人之意思识别能力不同。通过与心理认识能力有关的资格筛选,保护参与交易的主体,并兼顾健全自由交易市场的功能。在一个实行私法自治的国家,行为能力制度是不可或缺的。目前,我国法制建设正朝着依法治国的方向稳步向前,私法领域正在全面贯彻私法自治的基本精神理念。行为能力制度的健全无疑将对我国私法体系的完善以及交易市场的维护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五、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立法例(一)关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立法条例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对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没有规定具体的开始时间,如《法国民法典》。但《法国民法典》第8条的规定:一切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据此,可推测其立法本意,实际上,在法国,一个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也是从出生时开始的。

 第二种,仅对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时间作出规定,而不明确规定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时间。如:《德国民法典》第1条规定: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1923条第2款规定:在继承开始时尚未生存、但已经孕育的人,视为在继承开始前出生。;《意大利民法典》第1条规定: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法律承认的胎儿权利的取得,以出生为条件。784条规定:同样可以对已经受孕的或者某一生存的、确定之人的、即使在作出赠与之时尚未受孕的子女进行赠与。;《日本民法典》第1条之三规定:私权的享有,始于出生。886条规定:(一)胎儿就继承视为已出生。(二)前款规定,不适用于胎儿以死体出生情形。一般来说,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于出生,但也有的国家规定始于受孕,如《匈牙利民法典》就规定自然人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从受孕时算起。

 第三种,对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和终止时间均作明确规定。如:《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7条第2款规定:公民的权利能力自其出生之时产生,因其死亡而终止。《瑞士民法典》第31条规定:权利能力自出生开始,死亡终止。台湾民法典第6条规定:人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7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既已出生。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六、死者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关于死者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也是向来具有争议问题,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否定说认为,死者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主体地位。主张死者仍有名誉权与民事主体制度的基本原则是相矛盾的。根据民事主体制度的规定,自然人的权利自出生时开始,至死亡时终止。自然人在死亡后,其民事权利即告终止,因此不可能再继续享有民事权利。名誉权作为法律赋予公民的一种人身权利,当享有权利的主体即自然人死亡之后,即因主体消灭而丧失。在法律上,不可能有无主体的权利,也不可能使死者成为主体,死者既然不是权利主体,也就不可能继续享有名誉权。当然,否定死者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主体地位,并不等于否定保护死者名誉等现象的重要性。

肯定说认为,死者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主体地位。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终于死亡,也只是一般而言,对此存在例外。死者的名誉权仍受保护,意味着死者仍有名誉权方面的权利能力,对此,我国法院已经有判例(已故之荷花女名誉权被侵犯案以及已故之海灯法师名誉权被侵犯案)。此外,死者保有著作权方面的权利能力,对著作权中的精神权利,永久享有。对著作权中的经济权利,可于死亡后享有50年,由其继承人行使,这是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

同时,也认为法律赋予死者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并不违反民法学原理。我国《民法通则》虽然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终于死亡,但法律的功能并不仅仅在一般性调整上,还具有特殊的保护功能,这就是法律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因此,我国《著作权法》第20条规定: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0条又规定: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者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保护。即死者仍有著作人格权的权利能力。只是法律推定作者已授权其继承人或受遗赠人行使而已。笔者赞成否定说,无论是从人权,还是从人道主义精神,从各国法律的规定来看,都是从保护有生命的主体的权利出发的。人死后,便没有了生命,因此也就不具有民事主体的资格,自然也就没有了民事权利能力。所以,笔者认为死者不能成为民事主体,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同时也认为应当对死者的名誉等现象进行法律保护,但是至于保护有关死者名誉、肖像、姓名、隐私等现象诸说的理论依据,本文不作讨论。

七、结语在民法长期发展过程中,自然人权利能力的制度始终伴随着民法的演进而演进。同时,人的问题在民法中,并不仅仅是法律关系的参与者或者法律后果的承担者的问题,人,尤其是自然人,作为万物之灵,始终面临着一个人应当怎样被看待、怎样被对待的问题。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确立,对于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利和维护交易的安全,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总之,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平等的,不应有一般的民事权利能力和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之分。

 

∙ 参考文献(1)刘云生、宋宗宇主编:《民法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

 2)彭万林主编:《民法学》,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3)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页。

 4)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5)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8)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

胡长清《中国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

   王利民郭明瑞方流芳《民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5页。

   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页。

   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09页。

   周枬《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23页。

   林国民、赵贵龙、吴锋标编著《外国民商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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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完善“大调解”工作机制 充分发挥大调解功能和效用-法律论文-免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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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的现状及完善-法律论文-免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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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的现状及完善

论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的现状及完善

【内容摘要】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保障制度能够为经济困难群众或者特殊案件中的弱势群众提供法律服务,保障社会群体合法权益的公益事业,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而法律援助工作站则是建立在社会最基层,与人民群众联系最直接最密切的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近几年来,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工作迅速开展,在保障基层弱势群众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应当看到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存在着明显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应当进一步完善,发挥好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便民优势,就能更好地利用社会资源,为弱势群体提供便捷、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

【关键词】 法律援助工作站 法律援助 现状 完善

一、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的现状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逐渐凸显出其在维护司法公正、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巨大作用。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设立,是法律援助事业向社会基层的纵深延伸,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之一。近年来,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从无到有,基层法律援助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目前,我国基层的法律援助工作站主要依托各乡镇司法所而建立,具有规范的名称、办公场所以及工作人员。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人员同其所在乡镇司法所工作人员为同一套人员,乡镇司法所所长兼任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站长。以东昌府区法律援助中心为例,其辖区共设立16个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其所辖法律援助工作站均有规范名称、独立场所、工作人员以及规范化工作规章制度。

在法律援助工作德开展方面,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致力于降低法律援助受援门槛,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扩大法律援助在农村基层的覆盖面。同时,对于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办理、结案后卷宗的装订实行规范化管理,努力提高法律援助工作质量。在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处理上,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侧重于以调解方式化解纠纷矛盾,这有利于维护广大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法律援助工作站使法律援助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的广大农村社会,增强了乡镇司法所的职能,而且保护了广大困难农民、贫弱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了法律的公平公正与尊严,使县区级法律援助网络体系进一步得到完善。

二、当前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中面临的困境

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建设从无到有,快速发展,在维护基层社会贫困弱势群众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援助办案经费保障方面。目前,法律援助经费问题已成为制约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发展的瓶颈。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经费紧缺,制约着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宣传、日常办公等工作的运转。工作人员办案补贴经费的偏少甚至缺乏同样导致基层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滞后。

第二,基层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方面。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人员主要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基层工作人员紧缺,目前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中的工作人员一般身兼数职,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同时负担着乡镇机关的行政工作,工作任务繁重,工作人员常常不堪重负,导致弱势群众的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二是基层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工作效率,工作质量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第三,法律援助知识宣传力度方面。由于目前我国农民群众接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以及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广大农民群众对法律援助知识缺乏深入的了解;同时由于近年来农民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加,对于这一部分人群的法律知识宣传,现有的宣传方式还不能全部覆盖,从而导致一部分农民对法律援助工作不了解,甚至有的农民不知道有法律援助这种法律保障制度。

三、完善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的对策

针对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中存在的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对基层法律援助工作进行完善。

第一,提高对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加大基层法律援助经费的投入和保障。充足的经费保障是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的必要前提。市、区、乡镇等各级政府应当提高认识,加大对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对于办案经费的使用情况应设立行之有效的监管制度,确保法律援助办案经费按时足额发放到位。

第二,进一步完善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规范化建设。首先应对基层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进行法律援助知识业务培训,基层法律援助工作涉及到法律中的诸多方面,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有较高要求,因此应在积累办案经验的同时提高工作人员的法律援助业务素质;其次,对基层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审批、案件办理、卷宗装订归档等进行业务培训指导。通过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提高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切实维护受援群众合法权益,提升群众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满意度。

第三,加大法律援助知识的宣传力度。法律援助知识宣传对于提高法律援助知晓率,普及法律援助知识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农村社会由于自然村庄分布零散、进城务工人员增多等因素,导致法律援助宣传存在一定难度,法律援助知识普及率不高。为此,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应加大宣传力度,利用各种机会,多种方式下乡镇,进社区,利用农民群众赶大集的机会宣传法律援助知识。同时要求各乡镇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粉写法律援助宣传标语,极大程度地提高了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的知晓度。

第四,积极同法院、司法等部门沟通协作。由于基层法律援助工作中较多涉及婚姻家庭关系、继承纠纷、农民工维权以及邻里生活纠纷等方方面面,因此,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应积极同法院、妇联、工会、共青团能机构协调沟通,做好工作衔接工作;在涉及进城务工农民工的维权案件中,应积极同异地法律援助机构协调沟通,确保各类受援群众法律援助维权之路畅通无阻不断档。

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设立有效地改善了基层困难群众寻求法律援助难的问题,为维护乡镇农村和街道社区的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现阶段法律援助工作开展中,各级政府、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应采取多种措施改进和完善当前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运作和管理,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整体效能,推动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全新发展,真正做到法律援助工作站延伸法律服务、便捷利民,努力实现法律援助全覆盖,切实维护受援对象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职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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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抚养费纠纷案件的特点、问题及对策-法律论文-免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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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抚养费纠纷案件的特点、问题及对策

未成年人抚养费纠纷案件的特点、问题及对策

法院未成年人案件调研报告

区人民法院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我国的离婚率一直处于高位态势,导致大量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出现,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由于年龄较小,欠缺劳动能力,必然对抚养费有高度的依赖性,使得因各种原因诉至人民法院的抚养费纠纷案件日益增多。为了更好的保护未成年民事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文从我院2012年审理的抚养费纠纷案件入手,查找问题并提出初步建议,以期对预防和解决好此类纠纷有所裨益。

一、抚养费纠纷案件基本情况及特点

2012年,***区法院共审结抚养费纠纷案件21件,占同期婚姻家庭案件审结数的2.40%,数量上比去年同期上升了23.5%。这些案件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绝大多数是婚生子女抚养费纠纷。审结的21件案件中,20件是婚生子女抚养纠纷,占已结案件的95%,只有1件是非婚生子女抚养费纠纷。

2.多因拖欠抚养费、要求增加抚养费而提起。审结的21件案件中,拖欠抚养费的有14件,占已结案件的66.7%。要求增加抚养费的有11件,占已结案件的52.4%,且有4件案件属于第二次起诉要求增加抚养费数额。(见附表一)

附表一:抚养费纠纷案件诉讼请求类型

诉讼请求

案件数

比重

支付拖欠的抚养费并要求增加抚养费数额

9

42.9%

要求对方支付拖欠的抚养费

5

23.8%

要求对方承担抚养费

4

19.0%

增加抚养费数额

2

9.5%

要求减少抚养费数额

1

4.8%

合计

21

100%

3.超七成是女方抚养子女,不履行抚养义务的男方多。审结的21件案件中,女方抚养子女的16件,占已结案件的71.4%,男方抚养子女的6件,占已结案件的28.6%。拖欠抚养费的14件案件中,父亲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有9件,占该类案件的64.3%,母亲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有5件,占该类案件的35.7%

4.婚生子女抚养费纠纷的离婚方式多为协议离婚、调解离婚。20件婚生子女抚养费纠纷中,只有2件是判决离婚,仅占10%,在民政局协议婚的有13件,占65%,法院主持下调解离婚的有5件,占25%。(见附表二)即90%的案件当初拟定的关于抚养费的协议都是双方协商同意的,因在履行过程中发生分歧又不能协商从而诉至法院。

附表二:抚养费纠纷案件的离婚方式

5.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的履行情况较差。审结的21件案件中,有抚养费协议的17件,仅有3件能得到及时、足额的履行,占17.6%。拖欠抚养费的14件案件中,最短的欠6个月,拖欠20个月以上的有10件,拖欠时间最长的长达12年半。(见附表三)

附表三:抚养费履行情况

序号

离婚方式

离婚时长

协议内容

履行情况

1

协议

9

 

05年法院调解达成新协议:200/

拖欠21个月

2

协议

11

200/

拖欠135个月

3

协议

10

50/

拖欠23个月

4

判决

8

08年法院判决增加为200/

拖欠36个月

5

协议

5

200/

拖欠27个月

6

协议

7

08年经法院调解增加为160/

能履行

7

协议

3

20119月法院判决变更抚养,300/

拖欠12个月

8

协议

8

100/

一直未付,拖欠8

9

调解

13

500/

拖欠12年半

10

判决

5

2011年变更抚养关系,300/

拖欠6个月

11

调解

4

300/

能履行

12

协议

1

500/

能履行

13

协议

2年半

500/

一直未付,拖欠32个月

14

调解

10

150/月,09年法院调解

增加为300/

02年由法院强制从对方工资卡上扣划,09年调解新达成的数额没有履行,拖欠36个月

15

协议

1

1000/

拖欠11个月

16

调解

3

不明

未履行抚养义务,要求一次性支付抚养费

17

协议

3年半

300/

从未履行,拖欠42个月

6.案件调解、撤诉率保持高位状态。审结的21件案件中,判决结案4件,占19%;调解、撤诉17件,占81%,可见,调解和撤诉是抚养费纠纷案件的重要结案方式。

7.抚养费数额最高与最低之间的差距加大。从审结的21件案件来看,因为离婚时间长短不同,不同案件间抚养人的收入差距,支付能力大小的不同,以及生活的区域不同,所需费用不同,从而造成不同案件中主张或协议的抚养费最高数额与最低数额之间的差距加大。抚养费最高的每月达4166元,离婚时间比较长的且生活在农村的每月支付抚养费多在一、两百元间,最低的仅50元,相差达82倍。

二、抚养费案件审判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一)责任意识和诚信观念缺失

抚养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为人父母,就有责任和义务对子女进行抚养和教育,这种责任和义务不因离婚而解除。父母离异本身对于未成年子女就是一种重创和打击,处于单亲家庭的孩子对抚养费就会格外依赖,因此按时足额地支付抚养费是离异父母的基本义务,也是为人父母应坚守的道德底线。但是近年来,自愿达成的抚养协议得不到很好的履行,彰显了不少的离异父母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和诚信观。审理中,有三名被告是辖区内大型国有企业、效益较好的事业单位的正式职工,完全有足够的履行能力,但仍然为孩子的抚养费问题对簿公堂,甚至有一起双方当事人都是同一大型国有企业职工,几经派出所、居委会、单位领导调解都没有得到解决的抚养费纠纷案件。

(二)思想观念和认识上存在误区

一个误区是混同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与抚养费的给付,因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与履行抚养义务是两个法律概念。实践中夫妻双方离婚时一方只是单纯放弃共同财产,未明确约定将放弃的财产折抵抚养费,事后又以子女名义主张抚养费,法院一般会支持子女的主张,但另一方会觉得特别“”,在履行时也是消极被动,纷争不断。另一个误区是认为没有抚养能力就可以不履行抚养义务。我院辖区内不少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没有稳定的工作,农民以及外出务工人员较多,收入不稳定,如果在离婚后组建新家庭后家庭负担加重,这些都成为他们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抗辩理由。

(三)缺少对夫妻离婚协议的主动审查机制

《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三条规定赋予婚姻登记机关的审查权仅仅是形式审查,并不审查实质内容。而且,作为“离婚”这个具有重要的人身法律关系的民事行为,婚姻登记机关仅仅将男女双方作为当事人,把离婚放在了第一位,割裂了离婚和抚养问题,并没有将未成年子女作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来考虑其合法权益。对于双方自愿达成的涵盖对子女抚养费内容的离婚协议,法律尊重意思自治,法院也不会主动对离婚协议的内容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只有在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法院才会作出判决。

(四)相关法律规定界定不明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条规定:“婚姻法第21条所称‘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不再区分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而是综合确定一个抚养费数额。起诉要求增加抚养费的案件中,除了因收入增加、物价上涨的因素外,多以孩子教育费、医疗费支出过高作为理由,新达成的调解协议或法院判决不少都要求“教育费用、医疗费用以票据为准各承担50%”,即在实践中的抚养费多指生活费和一般意义上的医疗费用。但是因目前没有相关规定对必要学习费用进行界定,双方当事人之间也没有对此达成一个合意,因此有可能在“教育费用”问题上再次引起争端,因为社会上各种补习班、特长班比比皆是,费用不菲,报多报少,选此择彼在费用上会有很大差异。

三、解决抚养费纠纷的对策及建议

(一)加大对离婚协议中关于子女抚养约定的审查力度

为了有效保护离婚协议中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做法,要求法院承担起主动审查的职责,审查父母在离婚时就子女抚养费达成的协议是否有损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否则应不予支持,并要求双方重新约定。

(二)主动做好抚养费纠纷案件的法律释明

1.对当事人认识观念上的误区进行法律释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配与抚养费的折抵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但是抚养费问题可以在离婚协议中与财产问题一并解决,即在离婚时可以明确约定以一方应得的共同财产折抵其应付的抚养费,双方分割共同财产后,这样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才通常不再需要另行支付抚养费。对于错误理解没有抚养能力就不承担抚养责任的当事人,应明确告知我国的法律规定,抚养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作为父母只要具有劳动能力,就应该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承担起抚养子女的责任。抚养能力是个综合衡量的标准,不能仅以短暂的失业或负担加重就认定不具备抚养能力,免除其抚养义务。

2.对于抚养费的内容及数额进行法律释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是一个综合确定的数额,包括的教育费和医疗费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如发生了较大数额的医疗、教育费用可以另行起诉。允许双方约定在抚养费之外额外分担医疗、教育费,但是抚养费的数额,应以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来确定,其内容并非包括子女的所有花销。子女的生活水平及受教育的条件,应以满足子女的实际需要并以双方现有的经济条件为限。

(三)不断延伸审判职能,加大法制宣传力度

在做好常规法制宣传工作的同时,针对实践中人们关于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认识观念上的误区等印发法律宣传单,在民政部门离婚办理窗口发放,以提高法制宣传的针对性。对于有未成年子女,需要在协议中一并解决抚养问题的,要对当事人进行宣传讲解相关规定,让当事人进一步明确抚养义务的强制性,促使其完善离婚协议中关于未成年子女抚养的约定,并积极自觉履行抚养义务。

(四)完善抚养费给付制度,建立社会保障机制

1.探索建立抚养给付数额的灵活调整机制。我院审结的抚养费纠纷案件中有4件,占近两成的案件已经是为增加抚养费数额第二次起诉,均因随着物价上涨,生活水平的提高,固定数额的抚养费已经不能满足生活需要,应该探索建立随着父母收入变化而灵活增加的抚养费制度。这种调整宜以两年为限,定期调整,父母有固定收入的参照父母的收入,父母没有固定收入的,可以参照当地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对于增加的数额,可以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的也可以由法院确定。

2.探索建立“一次性给付”的第三方保障机制。法律规定的抚养费给付方式实行的是“定期给付”“一次性给付”并行制,但实践中多以“定期给付”为主,这不乏对“一次性给付”难以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担心。在父母一方有经济条件时一次性给付抚养费,或预付抚养费后,可以由法院或银行等第三方机构建立专用账户等形式,加强对抚养费用的监管,以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生活、成长不受父母经济条件变化

的较大影响。

3.建立健全未成年子女抚养费无法到位的社会救助制度。我院有2件抚养费纠纷案件,因被告患病、遭遇严重车祸而没有抚养能力,原告不得不撤诉,像这种由于当事人生活困难、无力支付抚养费的情况还不少。这种情况下,政府应承担起保障困难家庭未成年子女生活和学习的责任,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制度,明确救助范围包括生活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急难救助、灾害救助等,救助办法有发放救助金或提供免费服务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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