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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法律论文材料八篇(最新版)
2025-06-24 22:51:43 来源:91考试网 作者:www.91exam.org 【

法律论文优秀范文1

人民法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以曲靖市沾益区花山中心法庭为视角-法律论文-免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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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以曲靖市沾益区花山中心法庭为视角

人民法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以曲靖市沾益区花山中心法庭为视角

: 我国社会正处于经济变革转型阶段,大量新型矛盾、纠纷涌入法庭,基层法庭应接不暇,突出表现为案多人少,因此,在司法改革进程中探索基层人民法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很有必要。以曲靖市沾益区花山中心法庭为例,分析基层人民法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对人民法庭多元化纠纷机制构建提出设想。

关键词: 人民法庭; 多元化纠纷

在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与现有法律体系的完善、法律文化构建等方面相比,司法是与人民日常工作、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人民法庭作为基层法院的派出机构,虽然是司法改革最微小的单位,但却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其工作质量的好坏对法院的整体工作有直接的影响。不断产生的基层民事纠纷,使传统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与当下人民生活的需要已经不相适应,大量的纠纷涌入人民法庭,法官超负荷的工作现状,使人们更多地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及其构建作为推进司法改革的重要立足点。为了了解花山法庭目前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否有效,以及需要如何来完善法庭的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笔者对此做了调研。

一、花山法庭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概况

花山法庭位于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花山街道境内,地处云南最大的煤化工业园区内,为沾益区人民法院唯一一个派出乡镇法庭。法庭辖5个乡镇,67个村委会,440个村民小组,689个自然村,辖区总面积1710平方公里,人口21万余人,近三年年平均收案800余件。收案在2017年、2018年均达到负增长。笔者通过对花山法庭近三年涉及多元化纠纷解决情况进行专项调研,梳理出以下特点:

(一)依托司法体制改革和司法责任制明确庭内多元化纠纷解决责任分配

法庭按照111”模式推行责任制工作,组建由法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组成的审判团队,以及其他人员组成的包括登记立案、诉前工作、庭前准备等职责在内的综合保障团队。

综合保障团队履行以下有关多元化纠纷解决的职责:1.运用多元化纠纷机制,运作好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对接平台,完成了辖区内的司法确认案件;2.做好立案前的法律释明工作,联动相关 或行政部门给予人民调解或行政调解;3.运用委托调解、指定调解平台做好诉前及庭前调解工作。

(二)内部协作,灵活运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综合保障团队根据双方意愿,及时确定提前调解和速裁方案,力求做到案件交接审判组前完成13以上的调撤率和速裁率。案件交接审判团队时,综合保障组应及时向审判组交换案件信息,包括当事双方争议的焦点及各自底线和主观意图,审判组认为还有可能进行调解的已开庭案件,再次移交给综合保障组进行庭后调解及法律释明。

(三)形成网格化管理的解决机制

法庭加强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有机衔接,充分发挥司法推动作用,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指导综治组织、人民调解组织等调解民事纠纷。三室合一即在基层警务室、调解室、综治室形成固定对接平台,加强同三室的联系和交流,并通过平台指导三室工作人员的业务,并与三室互动,相互交流信息,相互合作,形成合力,积极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另外,在有条件乡镇成立诉讼服务站,在部分村级 成立诉讼服务点,法庭与辖区内各诉讼服务站(点)定点联系,法官定片定责全面对接,联同人民陪审员、调解员和诉讼信息联络员形成三员合一联动机制,为辖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就地调解、及时化解等便民服务。

( ) 多元联动调解机制

总体来看,法庭在构建多元化解纷机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层次丰富多样的、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当地群众多元司法需求的解纷机制,但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现有解纷机制存在的不足: 一是注重法庭附设调解和委托调解,但忽视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当事人不能有更多解纷途径选择; 二是调解员的选聘注重社会经验、身份地位和专业知识,但忽视了调解的进行还需要调解技能、调解人伦理、职业认同感等; 三是对于非诉调解的调解协议效力,虽然通过引导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和申请法院制作调解书等方式来确保得到执行,解决当事人选择调解的后顾之忧,但要注意调解协议过多地进入强制执行无疑不符合调解的本性,特别是在达成调解协议后,为了获得执行,当事人还需申请司法确认或申请制作调解书,这无形当中又增加了法院和当事人的负担,与选择调解的初衷相违背。四是多元解纷对接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诉前引导有限,只是对适宜调解的纠纷引导当事人选择调解,然后由法院安排委托调解,当事人的选择受到限制。

三、法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一个社会不断趋于和谐,构建成熟的法治社会,国家应当为不同的矛盾纠纷提供多渠道解决途径,相互协调、补充。通过司法解决纠纷的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将全部的纠纷引入司法也不现实,应当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1]因此,在现有纠纷的解决方式下,笔者根据法庭多元化解决纠纷的要求,通过资料与实践分析,对其进行合理整合,未来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人民法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一)设立诉调对接平台,完善诉与非诉协调机制

在人民法庭设立调解工作室、服务窗口,邀请妇联协会组织、相关人民调解组织入驻法庭调解案件,尽可能地使诉调对接平台的分流、释明、协调、推广等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在平台设计上要考虑平台的综合服务能力,将诉讼服务、信息咨询、立案登记等功能加以融合,实现诉调对接平台建设与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相结合。为保证诉调对接工作能够长期有效地进行,人民法庭应当安排专门工作人员对诉调工作负责,并与调解、公证等机构或组织进行合作,在诉讼服务中心等部门设立调解工作室、服务窗口。人民法庭可就类型化纠纷不定期进行业务指导,对审理的典型案例可以邀请人民调解员参与旁听,或通过其他形式提高人民调解员的业务水平,更好地解决纠纷。同时,人民法庭也要对基层行政机关就民事纠纷进行的调解予以支持,积极与行政部门、其他司法行政机关进行沟通,以期建立长期有效的信息交流、共享、沟通的合作机制。定期为调解员举办培训活动,将在基层遇到的经常性案例进行汇编汇总,给予其有效的指导。在其他民间调解组织参与到较为复杂的纠纷时,人民法庭可以及时提供相关法律解析,依法提供相关调解意见。

(二)有选择实行诉前强制调解

所谓诉前强制调解是指当事人将特定类型纠纷诉诸法院之后,法院在正式受理案件之前,将案件交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其他组织人员进行调解。[2 2012 年民诉法规定了诉前调解制度,法院对适宜调解的纠纷可以在诉讼前进行调解。但由于适宜调解过于原则,且法律也没有对诉前调解区分任意调解和强制调解,因此司法实务中,诉前调解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当前在大量矛盾纠纷涌入法院的情形下,需要充分发挥诉前调解的分流作用。除了可以通过法律指导引导当事人主动选择调解外,还可以根据纠纷繁简、金额大小等情况来决定是否适用诉前强制调解。目前已有省市规定了诉前强制调解,如《北京法院立案阶段多元调解工作的规定》第八条关于适用案件范围的规定明确了诉讼标的额10 万元以下的民间借贷纠纷适用立案前调解前置程序。(注)

(三)运用综合措施,提高多元纠纷解决效率

法院内外相关制度的完善是法院确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保障,也是提高解纷效能的关键。因此,就内部考核机制而言,对法官的考核标准应当做适当调整,不能再单纯地以结案数量作为法官考核的基本依据,而应当将法官指导、培训、引导人民调解以及培训调解人员,或是非诉调解组织申请进行个案协助的工作都应适当纳入考核范围。同时,逐步完善速裁机制,充分发挥基层人民法庭的优势,快速审理、快速调解、快速裁决的职能作用。另外,可适当延长审理期限,在纠纷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且法院对其和解活动进行委托调解或协助调解时,可以规定将庭外调解的时间不纳入审理期限,对原限定期限内未达成调解经法定程序延长期限的,所延长期限也可不计入审限。

四、结语

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的构建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这必然是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其中需要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也需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尝试新做法。要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看成开放体系,所有能有效解决纠纷的机制均可以纳入,而不限于本文所述的调解、仲裁和诉讼。笔者期待不久的将来花山法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更加丰富完善,为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做出一份贡献。

注:诉前强制调解在实践中被赋予多种术语表述,如调解前置主义等被当作诉前强制调解的同义语。( 参见王福华《论诉前强制调解》,《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2 期第1927 ) 可见《北京法院立案阶段多元调节工作的规定》里规定的调解前置程序指的就是诉前强制调解。

参考文献:

1]公丕祥. 健全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J].江苏法制报,2008( 3) : 79

2]肖建国,黄忠顺.诉前强制调解论纲[J].法学论坛, 2010 25( 6) : 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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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优秀范文2

人民法院关于公正司法的实践与创新-法律论文-免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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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关于公正司法的实践与创新

人民法院关于公正司法的实践与创新

[ 摘要 ] 法律公正是司法追求的最高目标,是建立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然而实现司法公正这一目标却是一个复杂而又艰苦的过程。本文从司法公正的内涵、地位和作用,以及构建公正、权威、高效的司法体制入手提出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 司法公正 司法体制

、司法公正的内涵、地位和作用

(一)司法公正的内涵

论述司法公正,首先要明确司法公正的含义。司法公正,又称公正司法,是以司法活动为载体,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具体表现出来的坚持和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就法律实施而言,司法活动是保障法律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法律公正的最重要和最有实效的一种手段。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司法公正是法律公正的全权代表和集中体现,司法公正也是构成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前提条件。司法不公,社会何谈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从依法治国的意义上讲,如果一个社会中没有了司法公正,那么这个社会也就根本没有公正可言了。由此可见,司法公正既是司法活动自身的目标和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目标和要求。正因为司法公正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我们作为法律人士应该要不遗余力地为其大声疾呼、摇旗呐喊,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司法公正的基本内涵学界有不同的观点,罗纳德.德沃金认为司法公正必定使原告、被告的法定权利都能得到保障,当法官错误地对待法律权利时,便产生了不公正的问题。我认为,司法公正就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司法主要指法院的审判活动,司法公正既要求法院的审判过程遵循平等和正当的原则,也要求法院的审判结果体现公平和正义的精神。

(二)公正司法在依法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

1、司法是国家活动的重要形式社会是人们依照一定的规则和关系而组成的群体,这种规则和秩序正好是一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固定形式。任何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都必然要求人们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均应服从于这种由一定生产方式决定着的规则和秩序,这就是社会调整。司法作为社会调整的特殊形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原始氏族社会,不存在国家及其司法活动,那时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史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司法的社会作用反映了国家的本质和目的,是与国家的作用相联系的。它伴随着国家产生而产生,并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是国家的一种重要属性。“……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

2、司法是实现法律所体现的国家意志的重要措施和有效手段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如果法律颁布后不能严格施行于社会,其结果足以使立法失去其本质意义。一般情况下,法律规范并不都需要通过司法而得到实现,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需要采取由专门国家机关适用法律这种形式来实施法律。这些特殊情况主要是指:(l)公民、法人(含一般国家机关)和其他组织在行使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履行义务需要取得具有专门权限的国家机关的支持时;(2)公民、法人(含一般国家机关)和其他组织在相互关系中发生争议时;(3)公民、法人(含一般国家机关)和其他组织发生各种违法行为时;(4)某些重要行为和事实需要由专门国家机关确认其真实性与合法性时等。在这些情况下,能否公正司法,对实现法律所体现的国家意志就显得至关重要。而且,司法既是社会调整的最后环节,也是维护社会公正,保障法律实施的最后环节,它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是法律赖以实施的最终保障和有效手段。因此,公正司法是衡量是否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也是依法治国得以实现的坚强保障。

3、司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愈益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要在九五期间至2010年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多、越来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迫切需要完备的法制来引导、规范、约束和保障。这就对司法调整的广度、深度和力度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使司法在法律实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愈益重要。因此,强化司法职能,能够适应改革开放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在一定意义上关系或决定着依法治国的成败。

二、司法公正的基本内容: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司法公正既要求法院的审判过程坚持正当平等的原则,也要求法院的审判结果体现公平正义的精神。前者可以称为程序公正,后者可以称为实体公正。它们共同构成了司法公正的基本内容。

(一)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概念

所谓实体公正,就是说司法活动就诉讼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关系所做出的裁决或处理是公正的。所谓程序公正,是指诉讼活动的过程对有关人员来说是公正的,换言之,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所受到的对待是公正的,所得到的权利主张机会是公正的。就司法系统而言,实体公正是指系统的最终产品是否公正;程序公正是指该产品的生产过程是否公正。

(二)实体公正和程序关系的关系

如何阐释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学者们在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统一于司法公正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也有人指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两个相互区别的价值标准,实体公正不等于程序公正,程序公正也不等于实体公正;坚持程序公正并不必然导致实体公正,获得实体公正也不必须遵循程序公正。还有人强调,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在许多情况下不仅是相互区别的,而且是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追求实体公正就可能伤害程序公正,而坚持程序公正又可能牺牲实体公正。至于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断言没有实体公正就没有司法公正;有的学者声称程序公正必须优先于实体公正;有的学者则高喊要统筹兼顾,要权衡利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不可偏废的。实体公正应该是司法系统追求的根本目标,程序公正则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措施和保障。实践经验证明,单纯追求实体公正不仅会导致漠视甚至践踏诉讼参与者的正当权利,而且也会导致司法公正观念的扭曲。当然,片面追求程序公正也是一种误区。凡事都应有度,超过了一定的度,就变成了做样子给别人看。虽然这样做具有一定的社会稳定功能,但是也有不容忽视的弊端,因为牺牲了实体公正必然影响到司法公正。

三、切实构建公正、权威、高效的司法体制

依法治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必然需要一系列的观念更新和制度变革。能否围绕司法所需要调整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发展规律和现实要求,围绕现代法制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目标积极推进司法改革,影响到法律的实施和法制的权威,一定意义上决定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成败。司法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司法改革,就是兴利除弊,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它既包括围绕司法所需要调整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发展规律和现实要求,围绕现代法制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目标对有关司法的法律规定进行修改和完善,还包括革除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与法不符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做法,是实现公正司法的必由之路。司法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既有待外部改革创造条件,又需要内部各项改革配套推进,其成效势必会对正在深化发展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如何推进司法改革,这是对我们认识能力和工作水平的考验。按照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对我国司法机关从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到管理体制、诉讼制度、监督制约机制等各个方面进行必要的完善和改革,应该置于当前法制工作的首要位置。而这其中首要的突破,是法院的改革人民法院及其司法体制的改革如果能有所创新、获得成功,就很有可能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口,就很有可能成为我国现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先导

()理顺法院体制,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根据我国宪法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规定,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国家体制中的法律地位是并列同等的,司法权的行使独立于行政权。但是,由于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实际存在的人事和财政依附关系,只被行政机关当作其职能部门对待,致使宪法规定的独立地位没有任何有效保障。我国传统社会无所谓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之划分,解决纠纷、惩罚犯罪是政府对于整个社会事务进行统治的一部分内容。在各个层次的政府中,这种全能型衙门的传统构成了我们建立一种在能够行使独立功能的司法体系的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不仅如此,地方各级法院按行政区划设置,其组织关系、人事管理、办案经费、物资装备等均由地方负责,导致司法权力的地方化倾向,影响国家法制的统一和中央的权威。这种情况决定了现行司法体制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非改不可的问题,不改就没有出路,不改就不能发展,不改就无法适应新时期形势的发展的需要。理顺法院体制,就是要落实宪法赋予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在人员编制和经费管理上实行计划单列,也可选择在全国省、区、市以下划定独立司法区,改变司法区域与行政区域完全重合的状况。

()完善审判机制,保障人民法院全面正确地执行实体法和程序法

司法公正包括诉讼程序公正和实体结果公正,或者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而审判程序公正与否,是裁判公正的决定因素。审判程序作为人民法院制作司法裁决必须遵循的步骤、顺序和方式,具有独立于实体处理结果而存在的价值。这种独立价值主要体现在:(1)程序公正是结果公正的前提。结果公正决不能自动实现,只有经由一定的操作过程才能从理论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诉讼实践中,总是程序在前,结果在后,先有过程,后有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程序,就没有结果;(2)程序公正是结果公正的保障。程序法详细规定了具体的步骤、顺序和方式,使实体处理能有一个公正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程序的公正,就没有实体处理结果的公正;(3)程序公正本身就是公正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不独是实体公正才是公正,程序公正也是公正,程序所促进的社会理性秩序乃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内容,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态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如果审判程序只归结为一种毫无内容的形式,那么这种空洞形式就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了。大量的司法实践也表明,经过正当程序的审判尽管不能保证所有处理结果都能实现实体公正,但只要是裁判结果产生于公正的程序,则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获得认同和服从;反之尽管处理结果公正但未经公正程序的审判,当事人仍然会对结果的公正性发生怀疑,甚至产生对抗。但是,由于长期受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的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对司法公正仅指实体公正这一片面理解,使法院执行程序法的随意性较大,在严格执行程序法方面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以致审判实践中存在诸多与法不符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做法,难以通过保障公民的程序性权利而达于对实体性权利的享有和运用,成为导致司法不公的重要原因。程序公正,不仅是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呼唤和祈盼。

()坚持审执并重,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是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保证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及其他法律文书得以实现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关系维护法律尊严和法制统一关系执法的严肃性和审判机关的权威,关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领域里的争讼大量出现,人民法院作出的具有给付内容的判决或裁定的数量激增,执行工作的任务十分艰巨和繁重,已摆在与审判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些消极无序现象,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以及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困难,又影响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导致法院执行工作长期处于困境,执行难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事关法院工作全局,是严肃执法、公正司法的内在必然要求。司法公正不仅要体现在裁决的过程和裁判的结果上,还要体现在执法的实际效果上,通过有效地执行使公正的裁决最终得以实现。由此可见,执行在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公正裁判后就成为严肃执法的关键,是司法公正的最终体现;执行工作的状况,直接影响审判效能,影响司法保障的力度和效果。为此,一是针对执行工作不同于审判工作的性质、特点和规律,改革执行工作体制。执行是一种具有行政性强制特点的行为,据此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领导管理体制,以改变现行执行工作体制在机构、人力、装备上都十分分散,互不隶属,难以形成合力的状况。二是强化执行手段。对于法律规定的各种强制执行措施,在确保手续完备、程序合法的前提下,敢用、会用、善用,把法律赋予法院的各项强制执行措施用好。三是积极探索强化执行工作的新思路、新措施、新途径,研究制定公告督促被执行人及其财产举报奖励等行之有效的办法或者规定。四是从维护稳定的大局出发,妥善处理好执行的严肃性与灵活性、教育疏导与强制执行、依法执行与扶持生产的关系,努力克服单纯业务观点,注重执行的社会效果。要注意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势利导,努力做好调解、和解工作,减少和避免矛盾冲突,取得最好的执行效果。

(四)完善各级监督制约机制,特别是人民群众的监督

法律的实施,是否做到了公平,我认为是要经得起各级部门的监督和检验,特别是人民群众是否满意。西方法学家洛克首先提出分权理论,孟德斯鸠在他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三权分立理论,美国的汉米尔顿把它首先写进了世界上第一部宪法美国的《独立宣言》中。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权力需要制衡作用,才能保证它公平有序地贯彻执行。在我国对于法院正确司法,其监督制约机制不可或少,既要强调法院系统内部的监督,也要重视外部的监督。

1、加强法院系统内部的监督

加强法院系统内部的监督,深化审判管理改革,成立审判事务管理办公室,切实加强了审判流程管理,以监督审判权为核心的案件质量管理体系已经有力地运行起来。

2、外部的监督

包括人大的监督,党委的监督,新闻机构的监督,人民政协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等等。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法院的工作首先不能脱离人大的监督。同手也不能脱离党委的大的法治原则。新闻机构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更是非常重要。我重点说一下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群众是最具备说服力的人,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要让人民群众来检验。定期召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群众代表座谈会,征询意见。保障公开邮箱、热线电话的畅通和坚持接待日制度,倾听人民群众呼声,做好信访举报工作。大部分的人民群众对我们政府官员不满意,认为存在很多的腐败现象,没有真正做到执法为民。因此,特别是人民群众对我们政府官员的投诉、举报至关重要,要进行认真调查落实,已经调查清楚,应该及时立案,追究相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只有经得起人民群众的检验,才能说明我们的工作真正做执法为民了。

(五)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1914日在出席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谈到反腐问题时指出,要逐步推进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这是温家宝总理两年里第三次公开提出官员财产申报。表明被誉为反腐阳光法案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越来越受到中央及全体民众的关注。新任**市律师协会会长、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连续六年要求全国人大就公务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立法,颇为社会关注。

防止司法腐败,首先应该从源头上开刀,推动官员财产申报立法,是从根源上动刀,但也要众人拾柴,也要标本兼治。阳光下的政府,阳光下的官员,只要为官,就完全接受社会的监督,外部的监督比内部的监督更有效,更有利。因为阳光真正照进屋子里了,你身上什么样子大家看得清清楚楚,要是你身上多一个什么东西,就要敢于见阳光。国家应该把《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尽快纳入国家立法规划,尽早考虑推出该项制度,200611日起实施的《公务员法》未将具有阳光法案之称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纳入,在制度设计和运行效能上留下重大缺憾。在《公务员法》出台前,八届全国 会曾在1994年将制定《财产申报法》单独列入立法规划,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启动。此后又逐一制定了一些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均存在不足,申报对象狭窄(未涉及近亲属)、申报范围小(未要求全面财产申报)、申报种类少(只规定了日常申报),更重要的是,受理后不向社会公开,缺乏公开和接受公开监督规定。这些规定始终未能将监督主体的外延延伸向社会公众,从内部监督机制走向外部监督机制,致使其在预防和惩治官员腐败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从我国经济发展情况看,这个阶段已经来临。如果不把《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尽快纳入国家立法规划,不尽早考虑推出该项制度,就越容易使问题解决复杂化,越容易延误改革时机,增加未来付出更大社会成本的几率,甚而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

结语:司法公正是法律永恒的价值,司法失去公正,法律失去生命。司法不公,直接将会导致社会不公,弱势群体的利益更难得到有效的保护。如何从制度上确保司法公正是我们每位法律人必须认真地思考的问题,具有极强地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我希望每位学习法律的有志人士,都来认真地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不断推陈出新,提出切实有效的办法,为之做出自己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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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优秀范文3

法学研究方法作业-法律论文-免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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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方法作业

The Forgotten Dinner Guest: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in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Federal Bench Trial

Jared Kneitelt

Abstract

In comparison to civil trials, criminal trials are decided on more stringentstandardsofproof However, motionsforjudgmentofacquittal in criminal non-jury trials are currently decided on a mere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 as opposed to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lack ofreasoning and uniformity in deciding these motions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dangers and injustices posed to a defendant by applying a lower standard.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both domestic andforeign law, the author argu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when determining motions for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criminal non-jury trials.

Welcome to the Dinner Party: Introduction

The standard for judging a civil trial is lower than the standard for

judging guilt in a criminal trial, and there is no jury in a non-jury trial.

Somehow-despite these two very obvious conclusions-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andard for determining a motion for a directed verdict in a civil

jury trial is still applied to our modem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criminal non-jury trial.

In a criminal trial, at the close of the government's case-in-chief, the

defense may make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on one or more

offenses charged.' If the motion is unsuccessful and the defense calls

 

a case, the defense may make another motion for ajudgment of acquittal

at the close of its case.This Article concerns only the motion at the end

of the government's case. At present, the motion will succeed only if the

government has not presented legally sufficient' evidence of all the

elements of the particular offense or offens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why, in a non-jury trial,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should be applied-instead of merely the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when the bench considers a motion for ajudgment

of acquittal. Not knowing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proven-in the

judge's mind-the defendant's guilt before inviting the defendant to call

a case actually militates against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the

assurance that the government discharges its burden, and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remain silent.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the jurisprud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mproperly cites, for the standard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to grant or

deny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non-jury trial, either the

standard in a jury trial or the standard for appellate review.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lack of) development of the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and the perceived constitutional preclusion against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Namely, the bench-as the

arbiter of law-cannot usurp a defendant's Sixth Amendment protection

to be tried on the facts by a jury of his peers.' Of course, in a non-jury

 

trial, the bench is both the arbiter of law and fact-finder;' hence, there

is no Sixth Amendment preclusion.

At present, there is no rule in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explicitly governing a motion for a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bench trial.

Is it Rule 236 ("Jury or Nonjury Trial") or Rule 29'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Jury Trial]") that governs the motion?

Although district court judges in almost all of the reported decisions

assume Rule 29 governs, there are several cases in which district court

judges have turned to Rule 23 as the governing statute.' Further, even

among the authors of treatises on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there is disagreement as to what Rule governs.' Wright's Federal

Practice and Procedure discusses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bench trial under Rule 29.o Yet Moore's Federal Practice states,

"Rule 29 has no real application when a case is tried by the court since

the plea of not guilty asks the court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This Article concludes by proposing a new Rule 29(e) to resolve this

ambiguity and to make clear that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is the standard that should be employed in determining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bench trial.

 

I. By Invitation Only: Respondez S'il Vous Plait

A criminal defendant is not guilty unless proven guilty; the government

bears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e criminal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 and the government (not the defendant) must

introduce evidence sufficient to persuade the fact-finder,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ofthe defendant's guilt.14 Thus, ifthe government does

not introduce evidence to prove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n the defendant is not guilty.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government's case, the government's case

will presumably-and in almost all circumstances-be at its highest. If

the government has not proven its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fter

the presentation of its evidence, when will it ever be able to prove its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is begs the very simple question: If the

defendant is not guilty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government's case-inchief,

why should the defendant be "invited" to call a defense?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may have presented legally sufficient

evidence of the offenses charged, the judge still may not find at the close

of the government's case that the government proved its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For example, the judge may find the accounts of the

government witnesses to be unworthy of belief (either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or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presented to be too circumspect

to sustain a conviction. As always, the government must prove its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is burden is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any

defense evidence (including the defendant's testimony)."

Effectively, "inviting" the defendant to call a defense case-despite

the uncertainty of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proved its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t the close of its case and whether the judge would

have acquitted the defendant of an offense charged-reduces the govemment's

burden at that stage. This "invitation" to the defendant to call

defense witnesses or for the defendant to testify on his own behalf

militates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obligation to prove its case. Such an

invitation should be correctly considered as not only a reduction of the

government's burden (and therefore impermissible burden shifting) but

also a violation of due process.'

 

Elevating the government's burden at the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stage to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ctually strengthens the

presumption that the defendant is not guilty and properly holds the

government to its burden. This strengthens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

government prove its case based solely on its own evidence and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a defense case.

1I. The Forgotten Dinner Gues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The motion for a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criminal suits evolved from

its counterpart in civil procedure. Federally, in the late 1700s, civil

judges could withdraw a civil case from ajury and decide the case; then,

the common law motion for non-suit came; and finally,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he civil motion for a directed verdict emerged. 7

"The motion for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criminal cases came still later

and was probably influenced by these earlier developments in the civil

trial."" "The early cases directing acquittal did so without citing any

authority but apparently assumed such power was inherent in thejudge's

role as presiding officer."' 9

Indeed, Moore's Federal Practice states that Rule 29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jury trial)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was modeled on Rule 50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20 "Thus, a motion for acquittal [in a jury trial] is equivalent

to a motion for a directed verdict (now called 'judgment as a matter of

 

law' under Civil Rule 50), or judgment notwithstanding the verdict

(judgment n.o.v.) under pre-Rules practice." 2 1

However, there still remains no legislation specifically directed

towards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criminal bench trial.

This is due to legislative oversight based, seemingly, on the mere

importation of the standards employed in a civil jury trial into a criminal

non-jury trial without appropriate consideration for the defendant's

exposure to a deprivation of his liberty, his right to remain silent, the

government's burden of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rather than by a preponderance, and the presumption of the

defendant's innocence.

III. The Head of the Table:

The Prevailing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

The standard for judging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in a

jury trial at least-is based on Burks v. United States." "The prevailing

rule has long been that a district judge is to submit a case to the jury if

the evidence and inferences therefrom most favorable to the prosecution

would warrant thejury's find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23 "Even the trial court, which has heard the testimony of witnesses

first hand, is not to weigh the evidence or assess the credibility

of witnesses when it judges the merits of a motion for acquittal."24 This

view is accepted on the Sixth Amendment right that a defendant be tried

by a jury of his peers. In jury trials, the court cannot substitute its

 

judgment for that of the jury.25 To do so would usurp the power of the

jury and violate the Sixth Amendment guarantee to be tried by one's

peers26 as well as the Fifth and Fourteenth Amendments' due process

protections.

To date, however, the Supreme Court has not considered the standard

on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non-jury trial. This might

 

be because esteemed and erudite practitioners have effectively written

off considering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in bench trials

and, as such, the issue has not reached the Supreme Court. For example,

Section 467 of Wright's Federal Practice and Procedure states, "A

motion for judgment of acquittal at the close of the prosecution's

evidence in a case tried to the court is considered by the same standard

as in ajury case."29 However, none of the cases Wright relies on for this

proposition in Section 467 are on point.

IV. The Unwelcome Guest:

When Wright Is Wrong

For support, Wright cites United States v. Salman,o United States v.

Pierce, 3 ' United States v. Magallon-Jimenez, 32 United States v. Carter,"

and UnitedStates v. Stubler34-none ofwhich were dec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Salman involved a pre-trial dismissal of an

indictment." Pierce involved the test to be applied in appellate review"

 

of the sufficiency of evidence after a trial, jury or bench, and quoted

Jackson v. Virginia for the appellate standard." Thus, Pierce did not

concern a determination by the trial court on a motion for acquittal."

Both Magallon-Jimenez and Carter held that, in both jury and bench

trials, "there is sufficient evidence to support a conviction if, viewing the

evidence in the light most favorable to the [government], any rational trier

of fact could have found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the crim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s with Pierce, Magallon-Jimenez and Carter

concerned the appellate review of the sufficiency of the evidence and did

not relate to a determination of a motion for acquittal at trial level.40

Out of those five cases, Stubler was the only one that happened to be

a bench trial.4' In Stubler, the defendant moved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after he was convicted.42 The district court held that "Rule 29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allows for a motion for

judgment of acquittal[, and] [t]he standard the court must apply is

whether 'the evidence is insufficient to sustain a conviction."" Further,

the district court held "this standard remains the same [even in] a non-jury

trial."' In a surprise demonstration of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ndard-Stublerc ited civil case law regarding the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 to support that holding.4 5

Wright's Federal Practice and Procedure demonstrates-by its citation

to these inapposite cases-that it has not appropriately analyzed the

jurisprudence in making its assertion that the standard in a bench trial is

the same as in ajury trial. None of these cases concern a trial-level determination

of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bench trial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 Thus, Wright has propounded

a baseless proposition on a mere cursory examination, preventing a

proper analysis of the standard. A more thorough examination is

warranted.

V. A Nostalgic Affair:

Let Us Go Back to Camp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only three cases found to date in which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was discussed in a bench trial:

United States v. Camp,46 United States v. Laikin,4 and United States v.

Cascade Linen Supply Corp. of New Jersey.8

In Camp, a two-defendant case tried before a district judge, a motion

for ajudgment of acquittal was made after the close of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 and before either defendant put on a case.49 The court expressly

considered whether the standard on the motion should be "whether the

evidence was insufficient to sustain a conviction" and held, "logically,"

that standard meant whether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 proved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o According to the court,

 

if the government did not prove the defendant guilty and the case were

to proceed, continuing with the case

would put upon the defendant the risk that by his own evidence, as by

testimony produced on cross-examination, he might supply the evidence

which convinces the trier of fact of his guilt, where absent such evidence

the trier of fact would not be so convinced. To subject the defendant in a

criminal case to such a risk would be contrary to the principles by which the

criminal law has develop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would in effect require

the defendant to assist in providing a vital element of the evidence which

convicts him."

Thus, Camp allowed for a coordinated effort of (1)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2) the government's evidentiary burden of 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if it can), and (3)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remain silent

to protect the defendant from conviction."

While Camp's reasoning appears sensible, some courts have expressly

rejected the Camp logic. In Laikin, the defendant in a bench trial

requested the court to consider whether, on his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 proved him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 Laikin court, citing the Seventh Circuit case of

United States v. Feinberg5,4 held that the correct standard is taking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 in the light or aspect most favorable to the

government." The Feinberg" court, in making its holding, cited Glasser

 

v. United States,57 United States v. Velasco," and United States v.

DeNiro.9 However, Glasser, Velasco, and DeNiro each refer to the

standard of appellate review.60

United States v. Cascade Linen Supply Corp. of New JerseyP' similarly

declined to follow Camp.62 The defendants in a bench trial moved

forjudgments of acquittal after the close of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

Camp was not followed in Cascade Linen because the district judge

held-without citing any authority-that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government

proved its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t the close of the

government's case would "severely impair the orderly disposition of the

issues."" The judge also held, again without citing any authority, that

determining the motion using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would be tantamount to submitting the evidence to the trier of the facts

twice. To this defendants are not entitled."65

The judge further indicated, without discussion, that "[he was] unable

to understand [the] defendants' contentions that the presumption of their

innocence and their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d offer no proof [were] in

some way diminished or impaired by [his] ruling."6 From the language

 

and tone in Cascade Linen, it appears the judge was eager to convict the

defendants. Indeed, after the defendants' respective motions for judgment

of acquittal were denied, the defendants rested.' They were then

convicted.68

Herein lies the problem. The court can readily deny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Upon this denial, the defendant is still left to

speculate and guess whether the government satisfied its burden-on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of 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us, not knowing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discharged

its burden leaves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remain silent in competition with the government's

obligation to discharge its burden when, in fact, these three aims should

be cooperating with one another.

VI. Pass the Salt: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An Exercise

in Impermissible Burden Shifting

As a comparative study, consider that the proceedings before 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tribunals are bench trials." Although in a number of

 

instances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was argued by

defense counsel on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at the close of

the government's case,70 the use of the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 became

settled law. Unfortunately, this was without the benefit of any real

analysis.

The Appeals Chamber Judgement in Prosecutor v. Jelisid" is the

 

leading case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for use of the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 in determining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known as Rule 98 biS73-at the close of the prosecution's

 

evidence.

The Appeals Chamber inJelisid followed74 its prior Appeals Chamber

Judgement in Prosecutor v. Delalid," which in turn cited the Appeals

Chamber Judgement in Prosecutor v. Tadie," the Appeals Chamber

Judgement in Prosecutor v. Aleksovski,n and the Trial Chamber's

"Decision on Motion for Acquittal" in Prosecutor v. Kunara78 for

support.

However, those portions of Aleksovski and Tadid referred to by the

Delalid Appeals Chamber Judgement concern the standard of appellate

review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trial chamber's factual finding can

 

withstand appellate scrutiny-that is, legal sufficiency.79 As such, Tadid

and Aleksovski are incorrectly cited by Delalid for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standard a trial court sitting without a jury should use to determine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s also legal sufficiency."

The Trial Chamber's "Decision on Motion for Acquittal" in Prosecutor

v. Kunara6 held--citing the Trial Chamber's "Decision on Defence

Motions for Judgement of Acquittal" in Prosecutor v. Kordi8 '-that the

appropriate test to be applied on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was not whether there was evidence which satisfied the Trial Chamber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of the guilt of the accused (as the defence in

that case had argued), but rather it was whether there was evidence on

which a reasonable Trial Chamber could convict." 82

All things considered, the Trial Chamber in Kunaral did its best not

to impugn the prior jurisprudence on the issue. Thus, Kunarad, shif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off the shoulders of the prosecution, noted-without

citing any authority-that

[i]f the Trial Chamber were entitled to weigh questions of credit generally

when determining whethe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should be entered, and

if it found that such a judgment was not warranted, the perception would

 

necessarily be created (whether or not it is accurate) that the Trial Chamber

had accepted the evidence of the prosecution's witnesses as credible. Such

a consequence would then lead to two further perceptions: (1) that the

accused will bear at least an evidentiary onus to persuade the Trial Chamber

to alter its acceptance of the credibility of the prosecution's witnesses, and

(2) that the accused will be convicted if he does not give evidence himself.

He would virtually be required to waive the right given to him by the

Tribunal's Statute to remain silent.83

An analysis ofKordi--the case spawning the seminal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proper application of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at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is thus warranted.

First, the Trial Chamber in Kordid seemed satisfied that because other

trial chambers a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were using a standard lower than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using a lower standard was the appropriate thing to do." Without any

analysis, the Trial Chamber indicated that "[i]mplicit in Rule 98 bis

proceedings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determination made at the

halfway stage of the trial, and the ultimate decision on the guilt of the

accused to be made at the end of the case, on the basis of pro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 Trial Chamber failed to provide any basis or

reasoning for that distinction.

Next, the Kordid Trial Chamber looked to the Trial Chamber's

"Decision on Defence Motion to Dismiss Charges" in Prosecutor v.

Tadid," the Trial Chamber's "Order on the Motions to Dismiss the

Indictment at the Close of the Prosecutor's Case" in Prosecutor v.

Delali6," the Trial Chamber's "Decision of Trial Chamber I on the

 

Defence Motion to Dismiss" in Prosecutor v. Blaikid," and the Trial

Chamber's "Decision on Motion for Withdrawal ofthe Indictment against

the accused Vlatko Kupregki6" in Prosecutor v. Kupregkid."

The Trial Chamber in Tadid merely held-without citing any

 

authority-that, because it would ultimately determine whether each

count was proven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entire case, it would only determine whether the evidence presented was

legally sufficient."o

In Delalid, the Trial Chamber held that a motion for judgment of

acquittal will be denied if, "as a matter of law, there is evidence before

it relating to each of the offences in question for the accused persons to

be invited to make their defence."9' There was no analysis as to the

foundations for this principle nor did this decision cite any jurisprudence.

After citing Tadi6 and Delalid, the Trial Chamber in Blakd.W held:

CONSIDERING that, on these legal foundations, based on a strict application

of the spirit and letter of the Rules, the Trial Chamber limits the review

of the Motion:

[1] in fact: to the mere hypothesis that the Prosecutor omitted to provide

the proof for one of its counts;

[2] in law: to the mere hypothesis that the Prosecution failed to show a

serious prima facie case in support of its claims.

That decision was made without any legal analysis as to the foundations

for this principle nor did the decision cite any jurisprudence for that

Holding.

 

Lastly, the Trial Chamber in Kupregkid merely referred to the test

enunciated in Tadid and dismissed the motion to withdraw the indictment

because the Trial Chamber wa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re was "evidence

as to each count charged in the indictment, which were it to be accepted

by [the] Trial Chamber, could [have] lawfully support[ed] [the] conviction.""

Other than referring to Tadi6, the Kupreikid Trial Chamber did

not provide any legal support for that standard.

Kordid then examined the practice in five domestic jurisdictions-

England and Wales,94 Canada," Australia," the United States, 97 and

Spain 9 8-and found "the test that is applied on motions for acquittal at

the end of the Prosecution's case is not the high standard of pro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9 However, the practice referred to in England and

Wal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Spain is in relation tojury trials, not bench

trials.'o As explained above, the low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 is used

 

in jury trials because the judge is precluded from usurping the factfinder's

role. As such, the jury trial practice in these jurisdictions

provides Kordid no support. Next, Australian practice allows for ajudge

to acquit a defendant after the close of the prosecution's case'o' and is

 

in direct contradistinction to Kordid.

Finally, Canadian practice is the lone exception that does provide some

support for Kordid's proposition. However, in Canada-per statutory

requirement-the fact-finder can only render a verdict after the defendant

declares, after the prosecution's evidence, whether the defendant intends

 

to call a defense case (and upon such an affirmative declaration, after

hearing the defense evidence).102 Notably, there is no such requirement

 

in the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 at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nor

in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sequently,

Kordid's citation to Canadian procedure does not support

Kordid's proposition.

Ultimately, what happened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was that a meager

legal analysis emanating from the domestic practice in jury trials was

applied to the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non-jury trials. Of

course, the jurisprudence demonstrates worry that the court would usurp

 

thejury's function and, as such, would allow only for a court's determination

as to legal sufficiency on a motion for ajudgment of acquittal. This

led to a fundamental misunderstanding of how such a motion should be

decided in non-jury trials and a failure to recognize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trial judges to usurp the fact-finder's function because the trial judges

themselves are the fact-finders.

Further propounding this misunderstanding was (1) the misapplication

of the standard of appellate review (as in Tadid and Aleksovski) as the

standard for a trial court's determination, (2) reliance on a "consistent

pattern"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solely a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

(although this pattern developed without any forethought),' and (3) a

demurrer to the trial chambers' ultimate responsibility of determining

guilt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t the close of the trial. What remains

is a very low hurdle for the prosecution to meet for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to be denied. Thus, "since the denial of such a

motion is, in no sense, an indication of the view of the Chamber as to the

 

guilt of the accused on any charge, little meaningful guidance is provided

to the accused in connection with his defence case.""

As highlighted in Kunara6, the jurisprudence implicitly prefers-in

attempts to avoid the twin perceptions that the accused has to persuade

the trial chamber "to alter its acceptance of the credibility of the prosecution's

witnesses" and that "the accused will be convicted if he does not

give evidence himself'-the defense to call a case instead of holding the

prosecution to its evidentiary burden of 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05

It should be the opposite.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held to its

burden. If, and only if, the government has satisfied its burden of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 defendant may then

choose to waive his right to silence. Indeed, if the trial chamber finds

that the defendant is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 government

has discharged its burden.

VII. The Invitee: The Proposed Rule 29(e)-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Nonjury Trial"

To remedy the problems previously discussed, the autho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addition to Rule 29:

(e) Nonjury Trial. After the government closes its evidence, the

court on the defendant's motion must ente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of any offense on the ground that the government did not prove that

the defendant is guilty of such offen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Note, with this proposed rule, the defendant may-but is not required

to-make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Further note that the

 

language in the proposed Rule 29(e) would require the court, upon such

a motion, to make a decision-without reservation-on the motion.

Of course, if acquitted on one or more counts, double jeopardy

attaches. If the bench indicates, upon decision of the motion, there will

be a conviction on one or more counts, the defendant may elect to call

a case and may elect to testify. The proposed rule does not include the

prospect for a defendant to make a motion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evidence.'o

Just Desserts: Conclusion

"[I]t may fairly be said, that, so soon as a man is arrested on a charge

of crime, the law takes the prisoner under its protection, and goes about

to see how his conviction may be prevented."' Elevating the standard

in determining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from prima facie to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is the "forgotten" protection that a criminal

defendant deserves. Odd would be the prosecutor who would fuss about

elevating the standard. After all, the government bears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nd if the

government cannot do so on its own evidence, the defendant must be not

gui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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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房地产中介法律服务

浅论对房地产中介服务违规行为的规制

 宁夏宁正律师事务所 姜有育

 [论文摘要]随着房地产行业的骤升,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越来越多。房地产中介服务活动的开展,促进了房地产交易专业化、规范化的发展,但由于起步晚、立法不健全,有些中介服务机构由于利益的驱动,存在许多违规操作的行为。本文拟从规范和调整中介服务行为入手,探讨中介服务违规行为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等问题,并对中介服务违规行为的规制及立法提出相关建议,以加强立法和监管机制,严格市场准入,确立责任保险制度,保障房地产中介服务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关键词] 房地产 中介服务 违规行为 规制

 

一、 房地产中介违规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 3

(一)对不允许上市交易的房地产违规代理、挂牌出售……………3

(二)疏于核查客户、房屋的关键信息………………………………3

(三)隐瞒影响交易成功的重要信息…………………………………3

(四)为交易双方规避法律出谋划策…………………………………3

(五)违规获取额外利益………………………………………………4

(六)资金监管存在漏洞………………………………………………4

二、 房地产中介违规行为成因分析………………………………… 4

(一)立法层级低、缺乏可操作性,致使规制房地产中介难以做到有法可依…………………………………… 4

(二)市场准入门槛太低,人员素质普遍不高。………………… 4页(三)监督检查执行不到位,也是问题突出、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5

三、规制房地产中介违规行为的几点建议……………………………5页(一)严格市场准入并建立等级评定制………………………………5页(二)设立行业协会……………………………………………………5页(三)确立过错归责原则和中介机构的免责事由……………………5页(四)建立中介行业保证金制度和责任保险制度……………………6

(五)定期组织培训和考核,提高中介机构和人员素质……………6

浅论对房地产中介服务违规行为的规制

近几年来,随着房地产行业的不断升温,房地产市场空前活跃,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一方面,中介机构为房地产交易的供求双方起到了媒介和桥梁的作用,促进了房地产交易的专业化、规范化运作;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房地产中介服务起步较晚,立法也不够健全,房地产中介服务行为混乱无序,侵害当事人权益、欺诈消费者事件时有发生。鉴于此,迅速规范房地产中介行为、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已成为我国立法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本文拟从规范和调整中介行为入手,探讨中介违规行为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等问题,并对中介违规行为的规制及立法提出相关建议。

一、 房地产中介违规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所谓房地产中介服务,是指房地产咨询、房地产价格评估、房地产经纪等活动的总称。房地产中介服务违规行为,是指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和人员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故意或过失操作房地产咨询、价格评估和经纪等中介服务活动,扰乱房地产交易市场的正常秩序,损害房地产交易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其主要表现形式为:

(一)对不允许上市交易的房地产违规代理、挂牌出售。

根据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的规定,对于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或具有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禁止转让的房地产不得转让。但在实践中,一些房地产中介为了促成交易,赚取佣金,往往隐瞒标的房屋仍为承租公房或为限制年限内的经济适用住房等不能上市交易的事实,或随意承诺短期内即可解决交易障碍,致使买卖双方在随后交易失败后与房地产中介公司就中介费应否支付产生纷争。

(二)疏于核查客户、房屋的关键信息。

如中介公司未对客户出示的身份证明、房屋权属证明进行合理查验;未仔细审查待售房屋有无抵押、有无出租及私搭乱建,并核查委托的客户是否是真正有权出售房屋的权利人;对于属于夫妻共有财产的房屋,未要求配偶一方出具同意出售和委托办理的证明;对于待出售房屋为遗产的,未要求全体遗产继承人出具同意出售的书面委托文件。

(三)隐瞒影响交易成功的重要信息。

如不向买受人如实说明其已知的可能不利于成交的待售房屋的历史情况或周边环境或必要生活设施情况。

(四)为交易双方规避法律出谋划策。

如承诺为无实力购房人办理“高评低供”还贷款手续,或帮助外地买受人虚构在京纳税或社保缴费一年以上证明,或为迎合买受人少交税款的心理帮助买卖双方签订“阴阳合同”,恶意促成双方达成不平等或不合法交易。

(五)违规获取额外利益。

如中介公司要求买受人全程通过其交纳钱款、委托办理过户,从而千方百计阻挠买受人与出卖人见面,再通过隐瞒房屋真实成交价、一再加价等手段将多收取的售房款据为己有。又如中介公司怂恿当事人采取恶意毁约、一房二卖的方式高价出售房产以为自身获取更高的居间服务费,从而引发房屋买卖连环纠纷。

(六)资金监管存在漏洞。

大部分交易中,买卖合同约定的定金和首付款由中介公司自行监管,有的交易总价较高,定金和首付款的总和可能高达几十万元,这大大增加了交易风险;一些银行只对在该银行贷款的购房客户实行免费资金监管,而对于不在该银行贷款的购房客户不提供资金监管服务或收取高额的监管服务费用,导致购房客户不愿或无法选择由第三方办理资金监管。

二、 房地产中介违规行为成因分析

(一)立法层级低、缺乏可操作性,致使规制房地产中介难以做到有法可依。

在国家立法层面,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的房地产中介管理立法,仅有的几个条文只散见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8(有关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的设立条件)及《合同法》第23(有关居间合同的一般规定)中,并不足以起到规范现实生活中复杂多样的房地产中介行为的作用。而建设部颁布的《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国家工商总局颁布的《经纪人管理办法》、国家计委和建设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及建设部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等均属于部委规章和文件,难以被法院直接引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法律对市场的宣示功能,并助长了房地产中介机构漠视法规、不时突破甚至违法乱纪的行为。

 

而且,有关房地产中介方面的管理规范多系指引性和框架性的规定,缺乏一些必要的明确指引和具体要求。如在房地产中介机构的设立条件上,无论是《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还是《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均只要求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但何为“必要”却未进一步规定,这就意味着只要符合《公司法》规定的下限即人民币10万元即可登记注册一家房地产经纪公司,无疑这样的条件设计对于经手大量交易、可能会给客户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房地产中介企业而言未免过于宽泛了。

(二)市场准入门槛太低,人员素质普遍不高。

我国房地产从业人员的执业准入也相当宽松,不仅学历要求低,而且考试也简单,造成房地产中介从业人员良莠不齐,缺乏必要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素养,埋下了诸多隐患。

(三)监督检查执行不到位,也是问题突出、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根据《经纪人管理办法》第18条的规定,对经纪人的违法活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予以处罚。但事实上,每年房地产中介虽然占据经纪类投诉的首位,却鲜见有职能机关监督检查、处罚违规中介的报道。

在美国,由私人推动组建有贯通上下的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州协会和市协会这样一套金字塔状、网络化的格局建制,如入会会员有任何违纪行为,协会即有权吊销其相应资格甚至对其提起诉讼。但在我国,目前并未建立起全国性的房地产经纪协会组织,一些地方也尚未组建区域性的房地产经纪协会,已经建立的地区性经纪协会在会员数量、服务培训、管理手段上均表现得相当疲软。

三、规制房地产中介违规行为的几点建议

要解决房地产中介违规行为带来的诸多问题,唯一标本兼治的办法就是加强和完善立法。建议立法应确立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严格市场准入并建立等级评定制。

国外对房地产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一般都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如美国的执照制度和我国香港地区的发牌制度,都严格限制入市机构和人员的标准和条件。近几年,我国虽然也实行中介机构资质及执业人员资格管理制度,但由于标准及条件规定偏宽,且监管机构把关不严,导致大量的低素质机构及执业人员进入市场。为此,我国要通过立法对从业机构和人员分别实行严格的准入标准,建立中介公司等级评定制,推动中介市场优胜劣汰,并为购房者提供区分良莠的依据。

(二)设立行业协会

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并通过行业协会制订了执业道德规范,对中介违规行为加以规范和限制。行业协会可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对不正当的中介行为进行处罚,如在本行业内部公告严重违规或严重缺乏资信的中介机构或人员名单,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重新执业以及开除出协会等等。

(三)确立过错归责原则和中介机构的免责事由

过错责任是指因行为过错导致他人损害时应承担的责任。根据客观过错说,行为人的行为只要违反了法律所设定的规则、义务,那么即存在过错。在房地产中介服务中,中介机构从事违规行为一般都出于过错和重大过失。鉴于中介违规行为的特殊性,为避免诉讼中受害方对中介机构的主观过错举证困难,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实行举证倒置。只要中介服务给当事人带来损失,当事人就可以起诉中介机构,中介机构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观无过错或过失,否则就应当推定其有过错,应当对受害方的损害承担责任。

(四)建立中介行业保证金制度和责任保险制度。

为防止中介机构及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或携款潜逃,相关主管部门应推动建立中介行业保证金制度和责任保险制度,以保障整个房产中介行业的良性发展。保证金指房地产中介机构缴纳,用于保障房地产中介行业中消费者权益的专用款项。也可以借鉴我国旅游业明确规定的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制度,建立房地产中介行业的保证金制度。设置房地产中介行业责任险,使作为被保险人的房地产中介机构在承办房屋中介业务过程中因过失给委托人及其利害关系人造成的损失,可由保险公司在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这有利于保障安全交易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五)定期组织培训和考核,提高中介机构和人员素质。负责监管房地产中介机构的行政部门应定期组织培训,及时传达有关房地产中介行为操作规范的法律法规,通报具有违规行为的中介机构和业务人员以及采取的处罚措施,以起到警诫作用,从而树立中介机构和个人的诚信意识。同时,还应加强对中介机构高层的培训,树立中介机构的危机意识,引导中介机构从无序扩张、寅吃卯粮的发展状态逐渐向理性判断市场走势、维护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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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优秀范文5

浅谈基层法律援助网络建设与完善-法律论文-免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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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基层法律援助网络建设与完善

浅谈基层法律援助网络建设与完善

高唐县法律援助中心

作为一名多年来从事基层一线的法律援助工作者,通过多年的工作实践,在认识到当前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性以外,也更清醒的认识到基层法律援助网络建设的完善是做好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前提。针对这一认识,浅淡如下。

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是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我国是个农业大国,有近80%的的公民都生活在农村,农村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农民的人均收入都是比较低的,经济的落后使得教育水平无法提高,从而导致农民整体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精神道德素质不高。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农村,而针对有80%量的农民国情来说,单单靠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律师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必须要加强部门联动,建立起社会共同参与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才会尽最大可能地完成法律援助最初所设立的目的。而就现实基层网络建设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首先,就拿我县而言,自2000年开始,就开始联合老龄委、妇联、残联等部门成立了法律援助联络站,2001年在全县各乡镇也建立起法律援助联络站,并先后与民政、工会、共青团、劳动等部门联络成立了法律援助联络站,可以说网络建设这一块已经十分完善,并且这一网络在为社会稳定、政府依法行政也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政府只在有有问题时想起了法律援助,而法律援助做为政府的一个责任,在法律援助运作的体系与管理上还没有体现政府的重视,还没有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的积极举措,这必然导致法律援助在政府实际工作中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和落实,也必然导致依托部门、依托乡镇、村(居)委、社区设立的法律援助站联络站难以有效发挥职能作用,甚至形同虚设。

其次,部门形成合力是基层法律援助网络亟待解决的问题。仍以我县举例,我县基层法律援助网络覆盖面非常广大,但在实践操作中缺乏一个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的体系和体制。虽然我们在最初也设立了由政府主要分管领导、各部门领导组成的法律援助委员会,但法律援助却往往会因为每一届政府重视的不同程度而有着不同的待遇,法律援助中心本身是隶属于县司法局的二级半机构,对各部门单位和相关人员没有管理、考核、监督的职能和权力。所以,法律援助工作通常是司法行政部门唱“独角戏”,经常是催着政府动,喊着部门来,牵着站点走。例如:在日常的工作中,有些部门联络站为了推诿责任,口头打发咨询人、申请人、信访人来找法律援助,而根本不仔细审查是否属于法律援助范围,是否属于涉诉涉法事项,这也无疑又加重了法律援助中心的另一负担。所以就如何使这一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发挥更大的作用,还有待于一些制度和政策的出台,而单靠某个县或某个地区中心争取是办不到的。即使办的到,也不可能是长期性的。

第三,基层法律援助联络站的联络人员就目前来讲全是兼职,就文化程度来说,现在基本都是大专以上,而再要求是法律专业人士就显的非常苛刻了,就现在基层司法所来说,本身人员就少,但牌子不少,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社会矛盾调处中心、法律援助工作站等也都设在他们那里,他们在承担自身职责的同时,大部分还都承担着各乡镇所指派的任务。特别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法律援助工作站同设于司法所,就很难理顺两者的关系,也很难把握居中调解和代理一方权益的角色,所以很难实现两者价值取向的统一。再如联络点的人员是由村、社区的人民调解员担任,别说是法律专业人员,就是其文化程度能达到高中的就是很不错的了。所以在业务工作中就很容易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所以大部分的工作还是中心来完成,他们只是起到一个地熟、人熟,可以容易沟通的作用。有的遇到受援问题,干脆直接告诉受援人说去找法律援助中心。

基于以上实践分析,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点来改善目前基层网络建设的现状。

一、 完善法律援助机制,加强政府责任的落实。

《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只有在政府的统领之下,才能引起各相关单位的重视,才能有效地联动现有的法律援助网络。首先要成立一个法律援助协调议事机构。其次,政府要完善法律援助地方规章,规范和研究推进法律援助发展的措施和办法。第三要将法律援助工作列入各级党委、政府为民办实事的目标管理考核内容,建立考评监督机制,同时将任务分解细化,量化到各相关单位。第四是上级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应给予政策指导,加强目标管理,有效地落实基层政府责任。第五是在原来办案补贴预算外,还应提供法律援助网络建设的硬件、软件配置经费和日常工作经费保障。

二、理顺管理体系,体现法律援助的权威性。

各级法律援助机构代表政府履行职责,同时承担管理和服务双重职能,目前法律援助机构的定性还不明确,有的地方是行政单位,有的地方是事业单位,有的地方仍是属于司法行政机关内部的一个科室。这也就导致法律援助机构对外缺乏权威性。因此,理顺管理体制有利于法律援助机构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明确法律援助工作的领导管理、组织实施和业务指导职责,赋予其与管理对应的职权。同时,将法律援助机构就行政与事业进行统一定性。

三、培训适格人才,保障法律援助职能运行。

经了解,最近几年,各县市在基层法律援助网络建设上都非常重视,在县、乡、村以及各部门之间都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网络体系。而其作用之所以发挥不充分,主要还是人员不专问题。比如现在很多地方基层司法所都已垂直管理,完全可以在司法所内部配备一至二名法律援助专门人员。具体负责辖区内法律援助申请的初审、提供法律咨询、联系受援对象、参加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民调解。

在残联、妇联等相关部门则可以实行联络制度,由相关部门自行配备专职人员进行负责,对遇有法律援助事项的可以及时与法律援助机构进行联络,做好受援对象的交接受理工作。

在公安、检察、法院中,可以利用建立联系制度和定期召开联系会议等方式开展工作,比如在公安、检察阶段提前介入,诉前调解。总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实现“应援尽援”的目标。

同时,鉴于当前从事法律服务的人员无法满足受援需求的情况,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有利于弥补现有法律援助人员专业素质偏底、工作热情和工作积极性不高和工作效率低下等等不足。为社会组织和志愿者主动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搭建一个平台,要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力量募集资金,补充财政资金的困难和不足。

总上所述,法律援助网络的建设和完善应是当前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只有充分发挥好法律援助网络这一强大作用,法律援助职能才能更有效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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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优秀范文6

未成年人抚养费纠纷案件的特点、问题及对策-法律论文-免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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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抚养费纠纷案件的特点、问题及对策

未成年人抚养费纠纷案件的特点、问题及对策

法院未成年人案件调研报告

区人民法院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我国的离婚率一直处于高位态势,导致大量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出现,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由于年龄较小,欠缺劳动能力,必然对抚养费有高度的依赖性,使得因各种原因诉至人民法院的抚养费纠纷案件日益增多。为了更好的保护未成年民事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文从我院2012年审理的抚养费纠纷案件入手,查找问题并提出初步建议,以期对预防和解决好此类纠纷有所裨益。

一、抚养费纠纷案件基本情况及特点

2012年,***区法院共审结抚养费纠纷案件21件,占同期婚姻家庭案件审结数的2.40%,数量上比去年同期上升了23.5%。这些案件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绝大多数是婚生子女抚养费纠纷。审结的21件案件中,20件是婚生子女抚养纠纷,占已结案件的95%,只有1件是非婚生子女抚养费纠纷。

2.多因拖欠抚养费、要求增加抚养费而提起。审结的21件案件中,拖欠抚养费的有14件,占已结案件的66.7%。要求增加抚养费的有11件,占已结案件的52.4%,且有4件案件属于第二次起诉要求增加抚养费数额。(见附表一)

附表一:抚养费纠纷案件诉讼请求类型

诉讼请求

案件数

比重

支付拖欠的抚养费并要求增加抚养费数额

9

42.9%

要求对方支付拖欠的抚养费

5

23.8%

要求对方承担抚养费

4

19.0%

增加抚养费数额

2

9.5%

要求减少抚养费数额

1

4.8%

合计

21

100%

3.超七成是女方抚养子女,不履行抚养义务的男方多。审结的21件案件中,女方抚养子女的16件,占已结案件的71.4%,男方抚养子女的6件,占已结案件的28.6%。拖欠抚养费的14件案件中,父亲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有9件,占该类案件的64.3%,母亲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有5件,占该类案件的35.7%

4.婚生子女抚养费纠纷的离婚方式多为协议离婚、调解离婚。20件婚生子女抚养费纠纷中,只有2件是判决离婚,仅占10%,在民政局协议婚的有13件,占65%,法院主持下调解离婚的有5件,占25%。(见附表二)即90%的案件当初拟定的关于抚养费的协议都是双方协商同意的,因在履行过程中发生分歧又不能协商从而诉至法院。

附表二:抚养费纠纷案件的离婚方式

5.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的履行情况较差。审结的21件案件中,有抚养费协议的17件,仅有3件能得到及时、足额的履行,占17.6%。拖欠抚养费的14件案件中,最短的欠6个月,拖欠20个月以上的有10件,拖欠时间最长的长达12年半。(见附表三)

附表三:抚养费履行情况

序号

离婚方式

离婚时长

协议内容

履行情况

1

协议

9

 

05年法院调解达成新协议:200/

拖欠21个月

2

协议

11

200/

拖欠135个月

3

协议

10

50/

拖欠23个月

4

判决

8

08年法院判决增加为200/

拖欠36个月

5

协议

5

200/

拖欠27个月

6

协议

7

08年经法院调解增加为160/

能履行

7

协议

3

20119月法院判决变更抚养,300/

拖欠12个月

8

协议

8

100/

一直未付,拖欠8

9

调解

13

500/

拖欠12年半

10

判决

5

2011年变更抚养关系,300/

拖欠6个月

11

调解

4

300/

能履行

12

协议

1

500/

能履行

13

协议

2年半

500/

一直未付,拖欠32个月

14

调解

10

150/月,09年法院调解

增加为300/

02年由法院强制从对方工资卡上扣划,09年调解新达成的数额没有履行,拖欠36个月

15

协议

1

1000/

拖欠11个月

16

调解

3

不明

未履行抚养义务,要求一次性支付抚养费

17

协议

3年半

300/

从未履行,拖欠42个月

6.案件调解、撤诉率保持高位状态。审结的21件案件中,判决结案4件,占19%;调解、撤诉17件,占81%,可见,调解和撤诉是抚养费纠纷案件的重要结案方式。

7.抚养费数额最高与最低之间的差距加大。从审结的21件案件来看,因为离婚时间长短不同,不同案件间抚养人的收入差距,支付能力大小的不同,以及生活的区域不同,所需费用不同,从而造成不同案件中主张或协议的抚养费最高数额与最低数额之间的差距加大。抚养费最高的每月达4166元,离婚时间比较长的且生活在农村的每月支付抚养费多在一、两百元间,最低的仅50元,相差达82倍。

二、抚养费案件审判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一)责任意识和诚信观念缺失

抚养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为人父母,就有责任和义务对子女进行抚养和教育,这种责任和义务不因离婚而解除。父母离异本身对于未成年子女就是一种重创和打击,处于单亲家庭的孩子对抚养费就会格外依赖,因此按时足额地支付抚养费是离异父母的基本义务,也是为人父母应坚守的道德底线。但是近年来,自愿达成的抚养协议得不到很好的履行,彰显了不少的离异父母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和诚信观。审理中,有三名被告是辖区内大型国有企业、效益较好的事业单位的正式职工,完全有足够的履行能力,但仍然为孩子的抚养费问题对簿公堂,甚至有一起双方当事人都是同一大型国有企业职工,几经派出所、居委会、单位领导调解都没有得到解决的抚养费纠纷案件。

(二)思想观念和认识上存在误区

一个误区是混同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与抚养费的给付,因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与履行抚养义务是两个法律概念。实践中夫妻双方离婚时一方只是单纯放弃共同财产,未明确约定将放弃的财产折抵抚养费,事后又以子女名义主张抚养费,法院一般会支持子女的主张,但另一方会觉得特别“”,在履行时也是消极被动,纷争不断。另一个误区是认为没有抚养能力就可以不履行抚养义务。我院辖区内不少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没有稳定的工作,农民以及外出务工人员较多,收入不稳定,如果在离婚后组建新家庭后家庭负担加重,这些都成为他们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抗辩理由。

(三)缺少对夫妻离婚协议的主动审查机制

《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三条规定赋予婚姻登记机关的审查权仅仅是形式审查,并不审查实质内容。而且,作为“离婚”这个具有重要的人身法律关系的民事行为,婚姻登记机关仅仅将男女双方作为当事人,把离婚放在了第一位,割裂了离婚和抚养问题,并没有将未成年子女作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来考虑其合法权益。对于双方自愿达成的涵盖对子女抚养费内容的离婚协议,法律尊重意思自治,法院也不会主动对离婚协议的内容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只有在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法院才会作出判决。

(四)相关法律规定界定不明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条规定:“婚姻法第21条所称‘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不再区分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而是综合确定一个抚养费数额。起诉要求增加抚养费的案件中,除了因收入增加、物价上涨的因素外,多以孩子教育费、医疗费支出过高作为理由,新达成的调解协议或法院判决不少都要求“教育费用、医疗费用以票据为准各承担50%”,即在实践中的抚养费多指生活费和一般意义上的医疗费用。但是因目前没有相关规定对必要学习费用进行界定,双方当事人之间也没有对此达成一个合意,因此有可能在“教育费用”问题上再次引起争端,因为社会上各种补习班、特长班比比皆是,费用不菲,报多报少,选此择彼在费用上会有很大差异。

三、解决抚养费纠纷的对策及建议

(一)加大对离婚协议中关于子女抚养约定的审查力度

为了有效保护离婚协议中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做法,要求法院承担起主动审查的职责,审查父母在离婚时就子女抚养费达成的协议是否有损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否则应不予支持,并要求双方重新约定。

(二)主动做好抚养费纠纷案件的法律释明

1.对当事人认识观念上的误区进行法律释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配与抚养费的折抵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但是抚养费问题可以在离婚协议中与财产问题一并解决,即在离婚时可以明确约定以一方应得的共同财产折抵其应付的抚养费,双方分割共同财产后,这样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才通常不再需要另行支付抚养费。对于错误理解没有抚养能力就不承担抚养责任的当事人,应明确告知我国的法律规定,抚养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作为父母只要具有劳动能力,就应该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承担起抚养子女的责任。抚养能力是个综合衡量的标准,不能仅以短暂的失业或负担加重就认定不具备抚养能力,免除其抚养义务。

2.对于抚养费的内容及数额进行法律释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是一个综合确定的数额,包括的教育费和医疗费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如发生了较大数额的医疗、教育费用可以另行起诉。允许双方约定在抚养费之外额外分担医疗、教育费,但是抚养费的数额,应以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来确定,其内容并非包括子女的所有花销。子女的生活水平及受教育的条件,应以满足子女的实际需要并以双方现有的经济条件为限。

(三)不断延伸审判职能,加大 力度

在做好常规 工作的同时,针对实践中人们关于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认识观念上的误区等印发法律宣传单,在民政部门离婚办理窗口发放,以提高 的针对性。对于有未成年子女,需要在协议中一并解决抚养问题的,要对当事人进行宣传讲解相关规定,让当事人进一步明确抚养义务的强制性,促使其完善离婚协议中关于未成年子女抚养的约定,并积极自觉履行抚养义务。

(四)完善抚养费给付制度,建立社会保障机制

1.探索建立抚养给付数额的灵活调整机制。我院审结的抚养费纠纷案件中有4件,占近两成的案件已经是为增加抚养费数额第二次起诉,均因随着物价上涨,生活水平的提高,固定数额的抚养费已经不能满足生活需要,应该探索建立随着父母收入变化而灵活增加的抚养费制度。这种调整宜以两年为限,定期调整,父母有固定收入的参照父母的收入,父母没有固定收入的,可以参照当地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对于增加的数额,可以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的也可以由法院确定。

2.探索建立“一次性给付”的第三方保障机制。法律规定的抚养费给付方式实行的是“定期给付”“一次性给付”并行制,但实践中多以“定期给付”为主,这不乏对“一次性给付”难以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担心。在父母一方有经济条件时一次性给付抚养费,或预付抚养费后,可以由法院或银行等第三方机构建立专用账户等形式,加强对抚养费用的监管,以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生活、成长不受父母经济条件变化

的较大影响。

3.建立健全未成年子女抚养费无法到位的社会救助制度。我院有2件抚养费纠纷案件,因被告患病、遭遇严重车祸而没有抚养能力,原告不得不撤诉,像这种由于当事人生活困难、无力支付抚养费的情况还不少。这种情况下,政府应承担起保障困难家庭未成年子女生活和学习的责任,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制度,明确救助范围包括生活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急难救助、灾害救助等,救助办法有发放救助金或提供免费服务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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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优秀范文7

创新和完善“大调解”工作机制 充分发挥大调解功能和效用-法律论文-免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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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优秀范文8

试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必要性及其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的贯彻与完善-法律论文-免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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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必要性及其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的贯彻与完善

罪刑法定原则亦称罪刑法定主义,是指认定什么行为是犯罪,对犯什么罪应处以何种刑罚,都由刑法明文加以规定,无明文规定的就不能处以刑罚。这一原则的提出是刑事法治的一大进步,它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及其必要性

我国《刑法》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量刑。可以看出罪刑法定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只有法律将某一种行为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才能对这种行为定罪判刑,而且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定罪判刑。另一方面,凡是法律对某一种行为没有规定为犯罪的,对这种行为就不能定罪判刑。

由此我们可以对这一原则作如下理解。一是明确性原则。法律应该明确具体规定哪些行为成罪当罚,该定何罪,受到何种处罚。二是法律不溯及既往。从法律溯及力来看,新法优于旧法,轻法优于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从法律追诉时效的角度来讲,一旦经过追诉时效,此行为也不受刑法追究。三是禁止类推。类推作为特殊时期的产物,曾在一段时期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类推的适用增加了法的不确定性,使定罪量刑处于不明确状态中,有违刑法理念和罪刑法定精神。四是司法解释不能超越法律。五是禁止不定之刑。法即无明文规定为罪,则行为人不受刑,这是罪刑一致的要求。

罪刑法定原则的提出,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背景,而且也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从古老文明到现代法治,从学术到法律,它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在现代法制社会显得尤为必要。

一是反对封建社会罪刑擅断斗争的必然要求。无论是古代的西方还是东方,凡是在实行专制的社会中,君主大权独揽,集立法、司法与行政大权于一身,实行的是罪刑擅断。君主掌握着生杀大权,刑法被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当人类资本主义文明时,为防止审判中的罪刑擅断,才有必要把罪与刑明文规定下来,从而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它对防止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滥用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是现代法制社会司法独立的必然要求。立法和司法独立见诸于西方的“三权分立”学术观点,从法国启蒙思想到西方“三权分立”的最终确立,罪刑法定作为司法独立的重要原则,也就成了刑法法治的精神和理念。现在,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已成时代的要求,作为法治的重要方面也就成为必然。

三是充分保护社会公平和法益的必然要求。法律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天平。罪刑法定就是要用安定明确的法律规定定罪量刑,法的目的具体于刑法上就是保护法益,包括行为人的自由。要用法定刑对法定罪,实现罪刑相一致,实现刑法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

四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罪刑法定原则与尊重和保障人权是血脉相连的,罪刑法定原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治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体现,而后者是前者的基础。罪刑法定原则的诞生,正是为了防止擅断,保障人权。对人权的尊重反映了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高低。因此,树立人权神圣的理念,推进刑事法治化,真正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对内更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对外也更能体现我国保护人权的形象。如财产型的犯罪中,刑法就是要以通过罪刑法定,既维护国家、社会和他人的财产利益,同时也要保护犯罪人的权益,使法律的天平始终衡平。

二、罪刑法定在刑事立法中的体现

刑事立法是将刑法的理念与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相对应,形成刑法规范。在经济发展的复杂社会和重视人权的法治时代,不可能直接根据刑法的理念定罪量刑,所以刑法理念必须具体化、实证化、明确化,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必须遵循法治理念的精神。

从我国刑法对犯罪与刑罚的具体规定来看,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事法治中也得到了一定的体现。一是罪之法定。作为罪刑法定的根本要求之一,我国刑法第13条对犯罪概念作了明确回答,为罪与非罪划分了界线,制定了罪的标准。这一定义强调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的本质特征,使社会危害性在刑法规范中得到明确具体的反映。同时又将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规定为违反刑法的行为,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刑法也规定犯罪构成的要件,为区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提供了依据,划分了界线,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提供了一般的标准。刑法的总则部分还明确了犯罪人的刑事年龄等问题。分则部分对各种罪刑也作了明确规定,司法人员在追究犯罪行为中,只能以刑法为准绳。从而实现了罪之法定。

二是刑之法定。只有罪没有刑,且定罪依法而量刑没有法定,则不能很好的理解和贯彻这一原则。新的刑法典一是规定了刑罚种类,而且对适用其一刑种的适用条件作了限制规定。尤其是最近全国人大的第六次刑法修正案更是对死刑作了的限制规定,死刑的核准权统一上收,程序也将更严格,体现了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二是对量刑的原则进行规定。对犯罪行为的量刑将严格的依照刑法所规定的犯罪事实、情节、性质、后果等各方面进行,司法人员可以依法进行裁量,但不能超过刑法原则所要求的限度。三是明确了犯罪的法定刑。严格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在法律规定的刑种限度内确定最终的刑罚。由上可以看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三、罪刑法定在刑事司法中的贯彻及完善

罪刑法定是我国刑法确定的基本原则,该原则的确立对保障人权,维护法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还存在诸多问题。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量刑,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罪不明确但却受刑或为罪不量刑的情况,破坏了法律应有的正义公平的价值理念。二是类推的适用使法与罪具有不明确性。三是法官自由裁量过大或过滥而使司法解释具有随意性,甚至存在违背立法精神的情况。

罪刑法定就是在定罪量刑时,既要考虑刑法的目的和价值,既要以分则为依据,也要根据总则规定,只有结合二者才能作出合法合理的裁量。为此,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增强刑法的明确性。不能将刑法的“明文规定”等同于“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事立法对于犯罪构成要件和法定刑及其适用条件都必须明文规定。明文规定的目的在于保证刑法的稳定性,以对司法裁判予以约束。要实现罪责一致,还必须明确“情节严重”“危害性较大”等法律用语,使法官裁量不至于随意。

二要增强立法的前瞻性。任何法律都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规束,这要求它既要符合现实,又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预见性。当然,由于社会发展太快,同时由于立法水平和技术上的原因,法律不可能涵盖所有的情况,但是法律需要一定的前瞻性,用于引导刑法发展的未来趋势。坚决废除司法裁量类推制度,完全实现罪疑从无、无罪推定。

三要增强司法解释的准确性。解释者必须心存刑法理念,运用各种解释方法和手段,既要作出合乎立法本意的解释,使解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开放性,还要使解释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当出现立法模糊时,应将有利于被告作为刑法解释争议的最高标准。

当然,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法治的精神和要求,也需要我们在贯彻这一原则时,不能仅强调实质上的合理,只追求实体正义,还要追求形式上的合理,实现程序正义。只有将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贯彻这一原则,在刑事法治中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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