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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仍不均衡、整体质量仍不够高，还不能高质量满足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如何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正视挑战与不足，寻找有效的改革之道，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10月21日《人民日报》)

报道中，《人民日报》针对现存的大学生培养方案连发“三问”，直面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难点和痛点。其中，第三问“评价”方式中明确指出，用“严出”政策倒逼人才培养质量，虽然在推进过程中会遇到种种阻力，但却是中国高校逐渐成熟起来的必由之路。

不可否认，我国高等教育现存体制中“严进宽出”的现象一直饱受诟病。期末考试突击几个通宵就可以过，学位授予容易，让不少学生都养成了思维定式，觉得考上了大学就万事大吉，可以开始“混日子”了，甚至还有了“没逃过课的大学是不完整的”的说法。诚然，现在有不少大学开始提高毕业门槛，或学分获取难度，以此来保证人才输出质量。但笔者认为，这种“严出”制度，并不能成为人才培育的“救命稻草”。

一方面，我国目前并没有一套成熟、完善的毕业评价体系，不少大学的“严出”制度也仅仅只是在摸索。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强化对学生的考核和过程性评价。比如从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入手，把其是否可以作用于实践作为评判标准。或者针对整个受教育过程，进行阶段性的评价。乍一看挺合理的，其实细想不然。就毕业评价而言，究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才算过关?有的研究介于当时的条件并不能得以运用，却可能在以后的发展中投入实践，这有如何评判?至于中期考核，成绩固然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但其他的培养因素，如兴趣点、个人素养等，是否也应该纳入呢?如果纳入，该如何分配这些因素的评判比例也是定夺的难点。

另一方面，对于“严出”制度下淘汰的学生，也缺乏一系列完整、规范的保障机制。就近日引起广泛关注的南京林业大学劝退49名学生而言，学校的出发点是为了遏制学生懒散，提高学业质量和人才质量，由此引进了国外的退学预警系统，以“严出”倒逼学生重视学业，并无过错之处。然而在国外教育体系中，还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自由转学制度，无论是主动或者被动退学的学生，都有权利申请到另一所学校读书，而在我国，只能重新参加高考。由此导致的是，那些对本专业不感兴趣的学生，畏于高考，不能不硬着头皮学下去。为了完成学校任务而学习的学生，又指望能够被激发多少潜能，具有多少主观能动性呢?

当然，“严出”制度的产生确实体现了我国在高等教育改革中的探索，以及对各种的弊端的反思。但其仅仅只是人才教育革新中的一小步，仍旧有不少地方需要完善和改进。除此之外，如何在人才准入时更大的参考其兴趣，如何科学合理设定准入门槛，同样也是培育真人才的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