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考虑一些法律问题之时，应该脱离道德思维，而回归普通人视角。法律上规定“奖励”拾金不昧者的制度，实际上和道德无关，首先考虑的是法律理性。

近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明确了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物品，拾得人可获拾遗物品价值10%的奖励。规定出台后，引发了热议，赞同者有之，异议的声音也存在。例如一些人认为，用物质奖励的办法鼓励拾金不昧，折射了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甚至可能被一些人用于非法牟利。

广州此次规定，从法律角度看，合法性上没问题。《物权法》已经规定，遗失物认领时，认领人应当向拾获人或是保管部门支付必要费用。对于无人认领的遗失物，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按照广州的规定，拍卖后钱款上缴国库，并划出10%奖励拾得人。这个奖励的性质在法律上看，不是遗失人的所有权部分转移给拾得人，而是政府对拾得人公益行为的奖励，政府在这方面有立法的自主权。

对于遗失物的处理，古今中外都有大量立法先例，大部分都规定了，即使找到失主了，拾得人也可以获得遗失物的一部分价值，只是一般规定的比例并不高，多数低于20%。有些地方甚至规定，遗失物在一定期限内找不到失主的话，所有权转移给拾得人。但是这两种规定的法律性质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债权问题，拾得人为了他人的利益，在送交、保管方面付出了成本，相关规定明确了拾得人可以向遗失人请求补偿，这是对债权关系的确立。法律此时的首要功能是实现公平，避免拾得人无端付出成本。后者是所有权问题，遗失物不同于遗弃物，所有人并不是有意抛弃所有权。但是法律为了追求所有权的稳定性，不允许“物”长期处于产权不稳定的状态，以至于无法实现物的价值，因此规定了遗失期限超过一段时间后，要转移所有权。至于最终归于国家还是拾得人，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产权观念。因此，法律上规定“奖励”拾金不昧者的制度，实际上和道德无关，首先考虑的是法律理性。

实际上，法律并非影响拾金不昧的主要因素。有国外研究者做了一些有趣的实验，他们故意将钱包丢到不同国家首都的街头，测试归还的比例。如果在芬兰丢了钱包，十有八九能找回来，如果丢在葡萄牙或西班牙，希望就很渺茫了。曾有记者在广州街头也做过丢钱包实验，结果发现只有半数左右钱包归还了，这个比例和上述研究中伦敦、莫斯科和柏林的情况差不多。还有研究者进一步研究怎样的钱包更容易找回来，结果发现放着婴儿照片的钱包八成机会能送回来，而什么照片都没放的钱包只有15%机会找回。

这些研究既说明了遗失物能否失而复得，不仅与法律关系不大，甚至也无法直接反映一个地方人群的总体道德水平(否则便无法解释为什么同一个地方，不同钱包的归还率存在巨大差距)。

广州此次规定可以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考虑一些法律问题之时，应该脱离道德思维，杜绝网络赌博行为，而回归普通人视角。是否奖励拾金不昧者，其中的考量是“好人理应无私到底”，还是“好人也有应得利益”。在法律上，答案很清晰，任何人都有应得利益，既包括坏人，更包括好人。这正是法律的普通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