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湖南省湘潭市市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考试申论试卷

满分：100分  时限：150分钟

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材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总分100分，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材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周2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上指定的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7.严禁折叠答题卡。
    给定材料
    【材料1】
    尽管离学校只有20分钟车程，但每个工作日，杭州市某重点中学语文教师文菲（化名）还是要6点多起床，简单收拾一下便匆匆出门。虽然有时上午只有两节课，“但是忙碌是常态”，备课、改作业，还要开会、参加培训，她直言，“我们的工作不只是上课那么简单”。
    文菲的电话和微信都被班上每个家长保存着。几乎每天都有家长来电话或发微信询问孩子的学习情况，事无巨细。刚开始，“理解家长心情”的文菲并没有感到不妥。但是后来她发现，“这样的沟通真的成了包袱”，一个电话持续半个甚至一个小时，休息时间经常被占用。
    花费精力和家长沟通，也让北京市某重点中学初二年级班主任唐莉“头疼不已”。一次，唐莉主动给一位严重近视的学生调换了座位。换完座位的第二天，她就接到了5位家长的电话，都称自己孩子看不清黑板，要求换座位。“没有一视同仁”“管理过于死板”的评价让唐莉左右为难。唐莉坦言，自己被当成保姆，“抬手动脚都不自由”，按照自己想法管理学生“完全不可能”。
    “老师呀，我家孩子学习全靠你啦。”学生成绩差责任在教师，出现了磕碰责任在教师，甚至有时候与同学发生摩擦，没有出面解决问题的教师也要背负责任。云南大学教授罗志敏认为，“教师被赋予了超出职业本身的高期望”，在部分家长眼里，教师要对学生在校期间的所有事情“负责到底”，然而，“这并不合理”。久而久之，家长与教师之间的信任关系变得脆弱，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教师群体的社会地位感知和职业满意度。
    而在中部某省乡镇中学当了3年地理老师的耿东东，最终放弃了正式编制，选择辞职。问起他离职的原因，耿东东直言，“工资太低”，基础工资2000元，课时费1.5元一节，“这个收入养家太难”。对大多数教师来说，存不住钱，收入所得仅够支撑温饱，“但我们都不是一个人在过生活，还不起房贷，看不到前景，心里充满了挫败感”。
    常年进行相关研究的东北师范大学教授李广平对此表示认同，“近年来，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处于波谷状态，不管是从横向还是从纵向对比看，工资水平都让人很有落差感”。
    “为什么现在许多老师不想当老师了？因为待遇低、工作累。如果是工作本身需要‘累’，那也无话可说，自己的选择，有什么值得抱怨的？问题是，许多‘累’是教育以外的因素造成的，是强加给教师的负担。”
    2017年7月4日，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专家李镇西在其自媒体微信公众号“镇西茶馆”上发布了《关于“减少教师非教学工作”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
    “占用教师工作时间的工作，并非全是教育教学工作。真正用于教学及相关准备的时间在整个工作时间中占比不足1/4，剩下的3/4是更为耗时耗力的非教学任务。”

 《调查报告》反映中小学教师的非教学任务负担沉重，这一现象的背后原因值得反思。“最直接相关的就是考核评估机制，这是学校的软肋。”除了教育行政部门以外，其他部门也将学校纳入各自业务管辖的范围，要求开展各种活动、进行检查评比、报送相关材料，学校无权拒绝，因为年终督导考评时，这些全部都要纳入考评范围。
    当教师自身的本职工作被非教学任务占去一大半时，牺牲的不仅是时间，更有心情，甚至是对教师这一职业的认同感。教师们的大量时间没用在如何提高教学、如何深入教研、如何培养学生上，对于“教师”这一职业产生了怀疑和动摇，教师反映“心好累”。
    繁重的教学任务、上级安排的各项督导评估、达标验收、检查评比、会议培训、安全管理等事务，重重加压且全部冠以“重要事情”的名义。为了迎接上级的各类检查或创建各类工作，许多学校不得不专门抽调教师组成小组做各种材料。在个别地方，教师除了教育教学之外，甚至还要承担外部给予的诸如招商引资、房屋拆迁等与教育教学无关的工作，很多时候往往无法拒绝。
    【材料2】
    按照《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教育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加强学校基本建设规划的意见》等规定，城市中小学班级规模分别应控制在50人、45人，超过这个规模的一般称为“大班额”或“超大班额”。
    在临高县临城镇临高实验小学一年级(6)班的教室里，坐了84名小学生，同时面对这么多学生，老师力不从心，仅批改一次作业就需要好几个小时。
    临高实验小学校长许智琳对此感到无可奈何。他说，现在农村里的一些村干部、外出进城务工人员，都把孩子往县城学校送，导致农村小学生员减少，县城公立学校生员剧增，校方对此也很苦恼，但根据临高县教育局的安排，也只能硬着头皮接收，“如果增加新的班级来分流，就要面临增加老师的问题，需要人力和财力来保障”。
    临高县教育局下达的《关于做好2015年秋季小学一年级入学组织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要求，我县小学班额原则上控制在45到50人。”而实际情况是，小学新生主要扎堆临高县城多所公立小学，而四小、文澜江学校和一些民办学校的新生却很少，冰火两重天。
    随着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很多农民进城就业、购房，导致临高县城小学生员大幅增加，远远超过了计划。“我们只能尽量安排符合条件的孩子入学，不能把他们拒之门外。希望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多建学校，增加学位，缓解学校的压力，推进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临高县教育局分管小学招生工作的教育股长冯成涛说。
    “大额班”产生的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教育经费被各级政府挪用、截留的事。如在粤东一所“大额班”十分严重的小学，校长告诉记者，他们学校的三栋教学楼主要是海外侨胞捐资的，政府也出一点，但仅够“粉刷墙壁”。至于他们所在的区政府，每年除教师工资，还应有多少教育经费，应有多少下拨到他们学校，他们都不清楚。这所小学所在区的教育局局长，用肯定的语气说，在他们区，教育经费被各级政府挪用、截留，是很平常的事。
    冯成涛说，他们县有些老学校地处偏僻落后的乡村，对人才吸引力较小，一些教学水平还算可以的老师就往城里跑。据了解，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乡村学校存在教师缺编现象，为了维持正常教学，学校只能人为制造“大额班”，十个班编成八个班或是更少，以开齐开足课程。但这样一来就出现很多问题，教师工作量加码暂且不说，有的老师专业不对口却仓促上马，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临高县财政收入就那么一点，用到这里，那里就没了。对教育的重视一般总是停留在口头上，这是因为教育投入见效慢，难出政绩，所以地方领导更容易将钱投入到低投入、见效快的政绩工程上。每当记者在普遍存在“大额班”的地方见到崭新的党委、政府大楼，见到雄伟的广场时，心里总不是滋味。
    【材料3】
    “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被写入了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不少业内人士表示，这样的提法写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还是第一次”！
    与此同时，在中小学奥数培训中“颇具声望”的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即“华杯赛”）已确定暂缓举办，而备受关注的“学而思杯”传出了“今年也不再举办”的消息。这些似乎都标志着对课外培训市场的治理“动真格的了”。
    无疑，中小学生减负成了全国两会期间的最热话题，而“三点半以后”则成了热点话题中的焦点。
    “三点半现象”在大中城市更为普遍。三点半之前，孩子在校学习，责任在学校；三点半之后，孩子在家生活，责任在家长。但是，由于作息时间的不匹配，很多家长没有办法去接孩子，于是不少家长不得已把孩子送进了各种托管班和课外辅导班。
    在今年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作为首个接受记者提问的部长，特别谈到了“课后三点半”问题，他表示，将通过多种模式解决小学生“三点半”放学给家长接孩子造成的难题，给年轻父母更厚实的“红包”。确实，很多地方正在进行积极的探索，比如，南京的“弹性离校”、北京的“课后一小时”、上海的“校后服务”等。但是，深入了解后发现，有些地方也出现了学校“课后班”报名者寥寥的尴尬现象，最后都开不起来。
    中国家长对教育的需求早已过了“把孩子帮我看管起来就行了”的阶段，他们不仅需要有人帮自己看孩子，同时还要给孩子有质量的教育。但是，我们在出台一些教育措施时似乎并没能考虑到家长对教育需求的变化，还存在“一刀切”的痕迹。比如，政策要求学校办出特色，于是“校本”课程纷纷上马。但其实，并不是有了“校本”课程就真正有了特色，“我们的跆拳道课一个学期学的都是怎么鞠躬，没意思。”一位小学生这么评价。
    新时代来临，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而在教育领域，家长的需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给教育政策的制定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教育领域内的难点问题要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分析和研究，找出学生和家长的真正需求，才能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否则治表不治里，会使难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就像家长黄女士所说的那样：“‘三点半以后’确实是家长们的难题，但是我们也不希望随便用一个‘托管班’来解决它。”。

  【材料4】
    《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发展趋势报告》显示，我国留学生的年龄结构正在发生快速变化，以中学生为主体的低龄留学生发展迅速。截至2015年11月，赴美就读的中小学生已经高达34578人，占在美就读的国际中小学学生的52%，并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比例。
    有专家认为，留学低龄化趋势表明老百姓已从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不够信任和不满足，扩大到对中国基础教育的不满意。教育改革步履缓慢，引发持续的社会焦虑，极端地说，是整个社会对我国考试制度和教育质量较为失望。时下国内的应试教育模式，仍然显现出对学生个性的漠视，“填鸭式”和“灌输式”教育让孩子成了“考试的机器”，“衡水中学”模式的极端化和高考的压力，让“虎爸狼妈”风潮不减。“千校一体、万校雷同”的现状下，个性与特长难以得到发挥与培养，素质教育的愿望和诉求得不到满足。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成长空间，有条件的家庭便选择了出国留学的替代方式，并突出了一个“早”字，从而留学的年龄越来越低。
    如果将教育作为一种产品、教育投资作为一种购买力的话，那么这种状况属于购买力的外流，从而进一步导致国内消费拉动的趋势。虽然低龄化留学并不适合每个人，在语言、文化和适应上都有冲突，同时专家也进行了相应的风险提示，然而并不能阻止留学潮的汹涌而来。留学潮的日益庞大，说明已然形成产业链条并日益成熟，并非无理性下的人为推动，也是对国内教育的另一种反思。因而，与其不遗余力进行风险警告，不如心存“狼来了”的忧虑，以此为动力加速国内教育改革。若是一味放大留学低龄化的风险与恐惧，就只会掩盖真正存在的问题，无助于增强改革创新的动力。
    【材料5】
    日本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减负教训，非常值得借鉴。当时经济飞速发展的日本社会，要求给学生减负的呼声同样强烈，教育部门当然从善如流。怎么减负？和我们一样，少学东西，少上学，少考试。
    “宽松教育”方针下的30年间，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大体包括：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缩减课本）、减少规定学时和公立学校去重点化。例如，将小学至高中的总课时从5821课时减少至5785课时，《中学指导要领》的册页从261页减少至123页，公立中小学每周上课5天（原本6天），学生报考公立中学不能填学校志愿，只能按片区随机入学等。问题是，这些直接减负的政策手段根本没有达到减负的效果，还产生了一系列副作用。
    首先，由于宽松教育政策只能约束公立教育部门，民众的升学需求和竞争态势并没有变化，因而，私立学校大量崛起。原本占据优势教育资源的公立中学只能提供宽松的托底教育，无法为想要上好学的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几乎所有志愿上一流大学的中学生都投入私立中学，随之，没了要读书的学生，公立中学的优质师资也不断流失。这样一来，极大地扰乱教育资源的有序分配，进一步加剧了教育的不公。
    其次，便是课外补习班迅速蔓延，课外补习费渐年攀升，不少家庭因此入不敷出。要考上好大学，仅仅上私立学校还不够，课外补习学校（日本称“学习塾”“进学塾”）专门为应试做好准备，这几乎成为日本家庭的一般常识。甚至，许多家长发现，如果在家中不做充分的预习准备，连较好的补习学校都进不去。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宽松教育”政策整体上降低了必修的教育标准，看似学生有了更大的自由选择学习的空间，其实这个年龄的学生既不充分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社会需求，甚至不够了解竞争游戏规则。
    自主选择适合的教育资源既超出了学生的能力，也超出了多数家长的见识水平。除非精通教育和社会规则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多数家长在为孩子做学业选择时手足无措，心态焦虑。私营培训机构的营销诱惑、家长间的模仿与攀比、“恨铁不成钢”和“病急乱投医”等心态都会造成超量教育、过度补习，结果又加重了一重学业负担。

 【材料6】
    据统计，自1985年以来，中央政府下达49次“减负令”，但每次抓减负，主要紧盯的都是学校教育，要求学校减少作业，严禁学校补课。2013年，北京市推出“史上最严减负八条”，明确要求小学生在校时间不能超过6个小时，中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超过8个小时，每天下午3点半，学校准时放学。2017年，杭州市拱墅区、上城区教育局放出减负大招--两区小学生、初中生做作业超过晚上10点，就可以选择不做。
    然而，这样一刀切下来，能力强的孩子减了负，能力弱的孩子却“吃不饱”。再加上家长惧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以及“望子成龙，望女成风”的心理，如此重锤之下，却出现了一个尴尬局面：校内减下来，校外加上去，校外“加餐”已经成为家长们必不可少的选择。中国教育学会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
    课辅机构超纲教学、以竞赛转换招生资源的做法，严重扰乱了教育教学秩序，而最终接盘受害的正是中小学生：作业越来越多，负担越来越重，睡不好，玩不了，“救救孩子”的声音淹没在功利追逐的大潮中。
    这样悲剧性的恶性循环，其根源就在教育的刚需--中高考依旧不变。除此之外，“教育资源均等化”并没有实现，优质教育资源仍然控制在少部分学校手里。因而，多数家庭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仅凭校内所学孩子难以在众多的学子中脱颖而出，规规矩矩实施“减负”的学生，根本进不了好的初高中学习。所以，学生和家长都铆足了劲，要进入一个优质学校，从而搏一个看似光明的前程。
    “学生减负到底应该减什么？”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医科大学校长何延政认为，“减负”减掉的应该是过于繁重的课外负担，而不是减少对学习的投入、对能力的培养，更不是简单粗暴地减少在校学习时间、降低学业水平要求。
    减负是势在必行，但是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前提下，“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无处不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减负靠的不只是一家之力，一时之言。如何能真正做到减负，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一个亟须解决的社会难题。
    

真题预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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