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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法律论文优秀模板八篇(复制版)
2021-09-04 03:08:32 来源:91考试网 作者:www.91exam.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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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优秀范文1

【探析】职务侵占罪之疑难杂症-法律论文-免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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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职务侵占罪之疑难杂症

【探析】职务侵占罪之疑难杂症

职务侵占罪是财产型犯罪中较为常见的罪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讨,先前很多疑难问题已得到解决,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又产生了很多新的司法疑难问题。除了即存的本罪与他罪的认定问题,2016年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因提高了职务侵占罪的数额标准,导致了新的司法实践疑难问题的出现。本文从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以及量刑标准等方面,结合案例,对上述问题进行探析。

一、对财产所有权的探析

本罪的客体要件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其中,公司是按照《公司法》规定设立的非国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所称企业,是指除上述公司以外的非国有的经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设立的有一定数量的注册资金及一定数量的从业人员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如商店、工厂、饭店、宾馆及各种服务性行业、交通运输行业等经济组织;其他单位是指除上述公司、企业以外的非国有的社会团体或经济组织,包括集体或者民办的事业单位,以及各类团体。财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所谓动产,不仅指已在公司、企业、其他单位占有、管理之下的钱财(包括人民币、外币、有价证券等),而且也包括本单位有权占有而未占有的财物,如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拥有的债权。就财物的形态而言,犯罪对象包括有形物和无形物,如厂房、电力、煤气、天然气、工业产权,等等。

需要强调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于2011215日对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的复函中明确指出,上述其他单位包括个人独资企业,成为职务侵占罪的对象,例如艺人独资成立的工作室。若艺人的经纪人利用职务之便,将客户支付给工作室的业务款占为己有,则涉嫌职务侵占罪。此外,股权也可以成为本罪的对象,但单纯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本公司股东股权的行为,不能直接认罪,除非行为人将股权所对应的财产据为己有,并将其脱离本单位的控制。随着网络时代的高速发展,手机通讯流量包也成为本罪的对象,通讯公司的职员利用职务便利,违规为自己或亲友免费办理优惠的流量包套餐,或者将优惠流量包套餐非法出售给他人,数额较大的也构成本罪。目前我国对虚拟财产还没有相应的计价方式,依照司法解释相关规定,以嫌疑人的销赃数额认定犯罪数额。

二、对职务的理解,区别本罪与盗窃罪

本罪的客观要件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强调了1.必须是利用自己的职务上的便利。包括(1)利用自己主管、分管、经手、决定或处理以及经办一定事项等的权力;(2)依靠、凭借自己的权力去指挥、影响下属或利用其他人员的与职务、岗位有关的权限;(3)依靠、凭借权限、地位控制、左右其他人员,或者利用对己有所求人员的权限。仅是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如熟悉环境、容易混入现场、易接近目标等,即使取得了财物,也不是构成本罪,构成犯罪的,应当以他罪如盗窃罪论处。

公报案例上海市李某职务侵占案中,一审、二审法院皆认为,普通货物运输的承运人不仅负有将货物安全及时地送达目的地的职责,同时对该货物负有直接保管的义务。货运驾驶员在运输途中,利用其运输、保管货物的职务便利窃取货物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而非盗窃罪。公报案例河南杨某盗窃案,一审、二审法院皆认为,如果行为人作为电脑室人员,易于接触他人主管、管理、经手的公司电脑,或者熟悉作案环境,但不具有管理或经受本单位财务的职责,也不管理本单位VIP积分卡充值系统的职责,仅工作中形成的便利条件秘密窃取本单位的财产,则不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三、对人员的理解,区别本罪与贪污罪

本罪的主体要件: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包括如下人员:

1.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监事且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2.上述公司的人员,如经理、部门负责人和其他一般职员和工人且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3.上述公司以外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是指集体性质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的职工,国有企业、公司、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等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所有职工。

4.1)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因其个人财产与企业财产是混同的,投资人占有本企业财产的一般不能构成职务侵占罪的主体,但其聘用的其他人员则可以构成职务侵占罪的主体;(2)个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由于个人合伙不具有企业资格,如果合伙人其利用职务之便占有合伙企业财产,只是侵占了其他合伙人的财产,也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求;(3)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单位,实质为个人,因此,个体工商户及其聘用的人员也不能构成职务侵占罪的主体。

《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公报案例张某、黄某职务侵占案,法院认为虽然国有公司投资设立的股份公司所保管的财产可列为经手管理的国有财产,但被告人张某只是该公司雇佣的工作人员,从事的只是看管验货厂的劳务工作,其身份是一般工勤人员,对厂内货物不具有管理权力,既不属于在公司企业或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也不属于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因此不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张某利用当班看管场内货物和核对并放行车辆、代理业务员,核算员对进出货柜车进行打卡收费的职务便利,与被告黄某共同窃取储运公司负责保管的货柜应当认定为职务侵占罪。

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共同侵占单位财物如何定性处理?实践中,对此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按主犯的基本特征定性,如主犯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那么同案犯都定贪污罪;如主犯的身份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那么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同案犯定侵占罪。另一种意见是:如果主犯的身份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那么全案定侵占罪;如果主犯的身份是国家工作人员,应分别定罪,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定贪污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定侵占罪。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仅供参考。

四、对主观要件的分析,理解本罪与挪用公款罪的区别。

本罪的主观要件: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财物的目的。即行为人妄图在经济上取得对本单位财物的占有、收益、处分的权利。至于是否已经取得或行使了这些权利,并不影响犯罪的构成。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较大且不退还的,有可能转化为职务侵占罪。此处所说的不退还,是指挪用本单位资金,案发后人民检察院起诉前不退还。

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犯罪嫌疑人是挪用的故意还是侵占的故意?主要看被侵害的货币能否从账面上直接查出来,如果能从账面上看出,一般认定为挪用资金罪,如果无法从账面上直接查出,一般认定为职务侵占。

章某挪用资金案中,一审认为,被告人章某无论采用虚构或是截留的方法,均是将单位钱款套出后予以赌博花用,其将本单位钱款提出均有账可循,并未将账目做平,无法证明章某具有非法占有侵吞的主观故意;且章某目前无力归还钱款也不是推断章某非法占为己有的依据,故应认定章某构成挪用资金罪。二审对罪名重新认定,二审认定,章某利用担任公司市场部经理的职务便利,采用虚构业务及收款不入账等方法,将公司钱款共计人民币1,042万余元用于赌博及个人花用,不能归还。章某虽没有采用做假账的方式将账目做平用以掩盖其截留本单位钱款的行为,但章某明知没有偿还的经济能力,利用职务便利截留本单位巨额钱款用于赌博等高风险活动,客观上亦没有归还,应认定章某具有非法占有钱款的故意,构成职务侵占罪。

五、本罪定罪量刑标准调整产生的影响

2016418日起施行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本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了大幅调整,将数额较大的起点由原来的5000元至1万元调整为 6 万元,数额巨大的起点调整为100万元。《解释》的施行提高了本罪的入罪门槛,由此造成了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在定罪量刑标准上的巨大差距:盗窃罪数额较大的起点为

1000元至 3000元,与职务侵占罪入罪标准相比,后者是前者的2060倍。另外,数额加重犯(数额巨大)的起点也相差巨大,盗窃罪数额在3万元至10万以上属于数额巨大,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盗窃数额在30万元至50万元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而职务侵占罪的数额巨大起点为 100 万元,法定刑为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相比之下也是数倍的差距。因而如何准确地对行为定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新标准亦不利于保护单位财产。以往的司法尺度在界分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时,总是扩张适用职务侵占、缩小盗窃罪的适用。如果继续采取既往标准,将上述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或工作便利实施的窃取行为统一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将会导致公司、企业等单位财产得不到有力保护。因为职务侵占罪的定罪门槛过高,而公司、企业,特别中小企业,很少有内盗数额达到 6 万元以上的,数额没有达到 6 万元就不构成犯罪,对这些侵财行为不能定罪处罚。这样将造成刑事法网漏洞,不利于对公司、企业等单位财产的依法保护。

六、目前实践中对本罪量刑的规定及侧重点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修订后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的通知关于本罪做出如下规定:1.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可以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的,可以在五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2.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职务便占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且会综合考虑职务侵占数额、次数、是否退缴赃款等因素。实践中,安徽、上海等地对于吸毒/赌博/行贿/走私等行为有增加基准刑的规定。

七、结论

罪行规范的实质是法益保护规范,刑法的任务和目的是保护法益,因此他将侵犯法益的行为类型化成犯罪构成,并针对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规定法律后果,从而形成了罪行规范。违反罪行规范的行为,就是侵犯法益的行为,对侵犯法益的行为宣示刑罚,对侵犯法益的犯罪行为科处刑罚,正是为了并实现这法益保护的目的。通过对职务侵占罪犯罪构成要件的探析,区分本罪与他罪的基础上,结合量刑标准处罚,才能真正实现对法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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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优秀范文2

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法律论文-免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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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内容提要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自然人依法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在民法史上是一个历史发展、演进的过程。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自然人独立为民事行为的资格,是自然人在民事活动中一种法律地位的确认。法律行为的生效,当事人需要有行为能力。从现代的人权观念来看,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开始于生命的开始,终于生命的结束。而且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平等的,不应有一般的民事权利能力和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之分。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确立,对于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利和维护交易的安全,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生命

一、引言

自然人这一概念最早引入民法规定中是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在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首次使用公民的概念后,各国民法中有些使用公民的概念。

  自然人更多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公民更多的强调作为权利主体的人的社会法律属性。在承认公法与私法划分的国家或地区,自然人是属于私法范畴,而公民被认为是属于公法范畴。而在不承认公法与私法划分的国家中,公民和自然人的差别不大。我国民法通则中是将自然人公民两个概念并用,在民法学说中倾向自然人概念的使用。

  在民法长期发展过程中,自然人权利能力的制度始终伴随着民法的演进而演进。同时,人的问题在民法中,并不仅仅是法律关系的参与者或者法律后果的承担者的问题,人,尤其是自然人,作为万物之灵,始终面临着一个人应当怎样被看待、怎样被对待的问题。这就涉及到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问题。对于自然人的行为能力的认识,学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将从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设立的制度价值入手对目前我国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作些粗浅的分析。

二、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及特征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指自然人依法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是自然人参加民事法律关系,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法律依据,也是自然人享有民事主体资格的标志。有学者认为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包括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义务能力两个方面。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统一性

  民事权利能力不仅指享有民事权利的资格,同时也包含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因此,民事权利能力是二者的统一。民法中能够享有权利的人,既是能够承担义务的人。因此,任何民事主体,既可以享有权利,也必须负担义务。当然,在某一个具体法律关系中,某人可能只享有权利,而对方只承担义务。例如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就只承担义务而不享有权利。

(二)平等性

  由于民事权利能力是自然人从事民事活动的前提条件,而从事民事活动又是自然人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所以,民事权利能力就是自然人的生存资格。我国《民法通则》第10条明确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不受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家庭出身、宗教信仰、职业、职务、教育程度、财产状况、精神健康状况等差异而有所不同。现代社会以保存人的生存资格为第一要义,普遍地、无区别的赋予所有自然人以民事权利能力是法律的基本原则。除法律有特别的规定,任何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不受限制和剥夺。例如判处死刑的犯人,是由国家的法律剥夺其生命权和民事权利能力的。

 (三)广泛性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不仅具有平等性,而且在内容上具有广泛性。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内容,是指自然人可以享有的各种民事权利的范围,如人身权、财产权等。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包括了自然人生存和发展的人身权、财产权的内容,因此,自然人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财产,自由从事民事行为,最充分的实现自己的利益。

 (四)不可转让性和不可抛弃性

  由于民事权利能力是自然人从事民事活动的前提条件,是自然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转让民事权利能力,无异于抛弃自己的生命权。当事人自愿转让、抛弃的,法律不承认其效力。

三、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分类(一)我国目前对民事权利能力的分类

 在我国目前的民法理论界,对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否可以分为一般的民事权利能力和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民事权利能力可分为一般的民事权利能力与特别的民事权利能力。一般民事权利能力,泛指参加一般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资格;特别民事权利能力,指参加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所要求的法律资格。一般的民事权利能力,法律对于一切自然人均平等的赋予,贯彻民事权利能力平等原则。但是,对于某些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法律有特别的要求。例如,作为个体工商户的自然人,除具有自然人的一般民事权利能力外,还具有与其登记的经营范围一致的特别民事权利能力。自然人与法人,基于性质上的差异,存在特别民事权利能力的差别。如自然人有充当继承关系和婚姻关系上的权利。此外,本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基于政策上的考虑,也有特别民事权利能力的差异。第二种观点认为,关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是否应当分为一般的权利能力和特殊的权利能力,在学理上是值得探讨的。并认为所谓特殊的权利能力在法律上应当作具体分析,有的是法律对权利能力所作出的限制,有的属于特殊的权利能力。因此不可一概而论。这一观点,有些合理之处,但实质上还是赞成对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分类的。第三种观点就是,对这一问题未置可否,不作相关论述。

(二)笔者对民事权利能力分类的看法

  笔者认为,将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分为一般的民事权利能力和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是不正确的,至少是值得商榷的。理由如下:

 1、从前文的论述,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具有的法律特征可知,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具有主体的平等性,内容的广泛性,因此,并无特殊与一般之区分。

 2、对于观点一中认为是自然人的特殊民事权利能力,如作为个体工商户的自然人,除具有自然人的一般民事权利能力外,还具有与其登记的经营范围一致的特别民事权利能力。自然人与法人,基于性质上的差异,存在特别民事权利能力的差别。如自然人有充当继承关系和婚姻关系上的权利。笔者认为,这些不应作为自然人的特殊民事权利能力对待。法律之所以对自然人有特别的要求,原因在于,所针对的民事主体变了,不再是自然人了,当然也就不是对自然人的要求了。换言之,民事主体不同,则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则当然不同。例如,个体工商户有个体工商户的民事权利能力,而这种民事权利能力自然人是没有的;法人有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而这种民事权利能力自然人是没有的,同样,自然人的某些民事权利能力,法人也是没有的。因此,个体工商户与自然人不是同一类民事主体,法人和自然人也不是同一类民事主体,它们的民事权利能力与自然人的比较起来,当然有点特殊,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肯定有不同之处,但它们的民事权利能力并不就是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更不能把他们的民事权利能力或者差异性作为自然人的特殊民事权利能力。

3、观点二中提到,认为所谓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在法律上应当作具体分析,有的是法律对民事权利能力所作出的限制。笔者赞同其合理之处,如我国《婚姻法》第6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第10条规定: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结婚无效。这些达一定结婚年龄才能结婚,和有某些疾病不得结婚的法律规定,既是法律对自然人的某些民事权利能力的限制。但笔者认为,法律所作出的这些规定,也可解释为对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限制。因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与年龄和健康状况无关,而民法上的完全民事行为人必须在年龄、精神、智力以及健康状况方面达到法律的要求,否则,被认为是无民事行为权利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在年龄或健康状况没有达到法律的要求,自然人的结婚的民事行为能力则是受到限制的,但结婚的民事权利能力还是享有的,并没有被否认或受到限制。同时,结婚与人身有关,当然不能由他人代理。

 4、将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分为一般的民事权利能力和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有违民法的规定和民法的平等原则。根据《民法通则》第2条的规定,我国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我国《民法通则》第10条明确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平等原则集中反映了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民事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法律关系的主要标志,它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独立、平等的法律人格,其中平等以独立为前提,独立以平等为归宿。可见,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什么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不应将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作出一般的民事权利能力和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分类。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应是平等的,没有什么一般和特殊,否则,即时有违民法的规定和民法的平等原则的

四、我国自然人行为能力制度现状我国民事立法也依据年龄、精神状态双重标准,对自然人行为能力作了三级制的制度设计,《民法通则》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虽未满十八周岁的,但已满十六周岁,以其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者,也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十周岁以上未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满十周岁的人无行为能力。对于精神病人,则依其精神状况,个案审定其行为能力,或者无行为能力或者有部分行为能力,同时规定了利害关系人申请精神病人进行行为能力宣告制度。

   《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对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予以了明确的划分。从而既保障了行为能力欠缺者的权益,又可使他人明确何人具备独立行为的资格,避免了交易中的他方当事人可能受到的损失,有效地维护了交易安全。但目前我国民事法律中关于自然人民事行为的规定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其主要是对行为能力欠缺者的有关法律规定仍有待改进,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对行为能力欠缺者范围的规定

   我国民法对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划分,主要是依据年龄、精神状况以及智力发育情况,其他因素却很少考虑。但自然人的行为能力除了主要受自然人的年龄、智力发育程度和精神状态这些生理特性的影响外,还受到多方面社会性因素的影响,比如自然人的财力状况生活自理能力、品性修养等社会性因素对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纵观各国民法典的规定,大多数国家对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确定和划分,既考虑了自然人的生理性因素,也兼顾了自然人的社会性因素,综合考虑和兼顾了多方面的标准和因素,并且不同的标准和因素对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划分的影响程度和作用不同。但是,民法通则对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确立和划分,只是更加侧重考虑自然人的生理特性,没有充分重视自然人的社会性因素对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影响,似有以偏概全之弊。况且,在我国由于沾染有吸毒、酗酒等恶习者挥霍财产而致个人及家庭成员生活陷于窘迫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不仅给个人及家庭造成巨大的损害,而且还是许多恶性犯罪的直接诱因,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对于此类社会现象,我们不能只是在事后进行补救,而是应在事前就采取一些积极的预防措施,包括运用法律的手段。对吸毒者、酗酒者尤其是吸毒者进行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宣告,限制或是禁止其对财产的管理与处分应是一个有效可行的措施。此外,对我们社会当中的一些弱势群体,诸如残疾者、年老体衰弱,也可以通过限制其行为能力和设置监护对其进行必要的保护。

(二)对行为能力欠缺者行为能力大小的规定

   行为能力欠缺者,也即非完全行为能力人,包括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我国民法规定,限制行为能力只能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应的民事活动和接受奖励、赠与、报酬,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应征得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而无民事行为能力除了实施接受奖励、赠与、报酬等纯获利行为外,其他民事行为只能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其进行。这样的规定,对于行为能力欠缺者财产利益的消极保护有余,而对其自主参与条件就明显不足,而自主参与正是意思自治体现所在。行为能力这一贯彻意思自治原则的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却导致了该原则的否定。我国法律为行为能力欠缺者设立了法定代理人,以补正其能力之不足。限制行为能力人只能实施其有限行为能力范围之内的法律行为,但具体哪些行为可以实施,哪些行为不能实施,我国民法并未作具体规定。现实中的民事活动是复杂多样的,如果限制行为能力人所做的超出其行为行为能力范围的行为只有经过其法定代理人追认才有效,这显然不利于保护交易中相对方的利益,有碍于交易安全之维护。况且,现实中有时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代理另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去实施某一具体行为,如按被代理人的具体要求去签定合同,若依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有关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签定的合同只有经其法定代理人追认才有效,而在上述案例中,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代理行为既未牵涉及其自己的利益,又未涉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利益,他只是按被代理人的具体指示去签定合同,但按我国法律规定,却把该合同的有效的追认权给予了代理人的法定代理人,这显然于情理上难以讲通。这种法律行为未给予限制行为能力人法律上的利益,亦未使其受法律上不利益的行为,学说上称为中性行为。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可否实施中性行为,从目前我国法律来看,显然采取了否定说,但我认为既然中性行为没有损害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利益,从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考虑,就应承认其有效性。

   目前我国民事立法只规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实施纯获利的法律行为,其他行为都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进行。但从实际情况看,儿童在六七岁时即可入小学读书,他们在获得限制行为能力之前,为了学习和生活,难免会参加一些必要的民事活动,如购买文具、搭乘汽车等。他们参加这些活动,不可能事事都要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台湾等地民法主张无行为能力人有事实上契约关系的能力,可从事自己生活所必需品的契约订立。这值得我国借鉴,应在将出台的民法典中予以明确。

   行为能力制度的设立,是因为民法在充分贯彻意思自治的基本精神的同时,又考虑到自然人之意思识别能力不同。通过与心理认识能力有关的资格筛选,保护参与交易的主体,并兼顾健全自由交易市场的功能。在一个实行私法自治的国家,行为能力制度是不可或缺的。目前,我国法制建设正朝着依法治国的方向稳步向前,私法领域正在全面贯彻私法自治的基本精神理念。行为能力制度的健全无疑将对我国私法体系的完善以及交易市场的维护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五、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立法例(一)关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立法条例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对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没有规定具体的开始时间,如《法国民法典》。但《法国民法典》第8条的规定:一切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据此,可推测其立法本意,实际上,在法国,一个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也是从出生时开始的。

 第二种,仅对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时间作出规定,而不明确规定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时间。如:《德国民法典》第1条规定: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1923条第2款规定:在继承开始时尚未生存、但已经孕育的人,视为在继承开始前出生。;《意大利民法典》第1条规定: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法律承认的胎儿权利的取得,以出生为条件。784条规定:同样可以对已经受孕的或者某一生存的、确定之人的、即使在作出赠与之时尚未受孕的子女进行赠与。;《日本民法典》第1条之三规定:私权的享有,始于出生。886条规定:(一)胎儿就继承视为已出生。(二)前款规定,不适用于胎儿以死体出生情形。一般来说,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于出生,但也有的国家规定始于受孕,如《匈牙利民法典》就规定自然人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从受孕时算起。

 第三种,对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和终止时间均作明确规定。如:《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7条第2款规定:公民的权利能力自其出生之时产生,因其死亡而终止。《瑞士民法典》第31条规定:权利能力自出生开始,死亡终止。台湾民法典第6条规定:人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7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既已出生。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六、死者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关于死者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也是向来具有争议问题,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否定说认为,死者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主体地位。主张死者仍有名誉权与民事主体制度的基本原则是相矛盾的。根据民事主体制度的规定,自然人的权利自出生时开始,至死亡时终止。自然人在死亡后,其民事权利即告终止,因此不可能再继续享有民事权利。名誉权作为法律赋予公民的一种人身权利,当享有权利的主体即自然人死亡之后,即因主体消灭而丧失。在法律上,不可能有无主体的权利,也不可能使死者成为主体,死者既然不是权利主体,也就不可能继续享有名誉权。当然,否定死者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主体地位,并不等于否定保护死者名誉等现象的重要性。

肯定说认为,死者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主体地位。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终于死亡,也只是一般而言,对此存在例外。死者的名誉权仍受保护,意味着死者仍有名誉权方面的权利能力,对此,我国法院已经有判例(已故之荷花女名誉权被侵犯案以及已故之海灯法师名誉权被侵犯案)。此外,死者保有著作权方面的权利能力,对著作权中的精神权利,永久享有。对著作权中的经济权利,可于死亡后享有50年,由其继承人行使,这是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

同时,也认为法律赋予死者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并不违反民法学原理。我国《民法通则》虽然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终于死亡,但法律的功能并不仅仅在一般性调整上,还具有特殊的保护功能,这就是法律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因此,我国《著作权法》第20条规定: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0条又规定: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者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保护。即死者仍有著作人格权的权利能力。只是法律推定作者已授权其继承人或受遗赠人行使而已。笔者赞成否定说,无论是从人权,还是从人道主义精神,从各国法律的规定来看,都是从保护有生命的主体的权利出发的。人死后,便没有了生命,因此也就不具有民事主体的资格,自然也就没有了民事权利能力。所以,笔者认为死者不能成为民事主体,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同时也认为应当对死者的名誉等现象进行法律保护,但是至于保护有关死者名誉、肖像、姓名、隐私等现象诸说的理论依据,本文不作讨论。

七、结语在民法长期发展过程中,自然人权利能力的制度始终伴随着民法的演进而演进。同时,人的问题在民法中,并不仅仅是法律关系的参与者或者法律后果的承担者的问题,人,尤其是自然人,作为万物之灵,始终面临着一个人应当怎样被看待、怎样被对待的问题。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确立,对于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利和维护交易的安全,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总之,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平等的,不应有一般的民事权利能力和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之分。

 

∙ 参考文献(1)刘云生、宋宗宇主编:《民法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

 2)彭万林主编:《民法学》,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3)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页。

 4)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5)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8)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

胡长清《中国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

   王利民郭明瑞方流芳《民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5页。

   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页。

   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09页。

   周枬《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23页。

   林国民、赵贵龙、吴锋标编著《外国民商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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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优秀范文3

试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必要性及其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的贯彻与完善-法律论文-免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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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必要性及其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的贯彻与完善

罪刑法定原则亦称罪刑法定主义,是指认定什么行为是犯罪,对犯什么罪应处以何种刑罚,都由刑法明文加以规定,无明文规定的就不能处以刑罚。这一原则的提出是刑事法治的一大进步,它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及其必要性

我国《刑法》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量刑。可以看出罪刑法定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只有法律将某一种行为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才能对这种行为定罪判刑,而且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定罪判刑。另一方面,凡是法律对某一种行为没有规定为犯罪的,对这种行为就不能定罪判刑。

由此我们可以对这一原则作如下理解。一是明确性原则。法律应该明确具体规定哪些行为成罪当罚,该定何罪,受到何种处罚。二是法律不溯及既往。从法律溯及力来看,新法优于旧法,轻法优于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从法律追诉时效的角度来讲,一旦经过追诉时效,此行为也不受刑法追究。三是禁止类推。类推作为特殊时期的产物,曾在一段时期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类推的适用增加了法的不确定性,使定罪量刑处于不明确状态中,有违刑法理念和罪刑法定精神。四是司法解释不能超越法律。五是禁止不定之刑。法即无明文规定为罪,则行为人不受刑,这是罪刑一致的要求。

罪刑法定原则的提出,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背景,而且也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从古老文明到现代法治,从学术到法律,它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在现代法制社会显得尤为必要。

一是反对封建社会罪刑擅断斗争的必然要求。无论是古代的西方还是东方,凡是在实行专制的社会中,君主大权独揽,集立法、司法与行政大权于一身,实行的是罪刑擅断。君主掌握着生杀大权,刑法被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当人类资本主义文明时,为防止审判中的罪刑擅断,才有必要把罪与刑明文规定下来,从而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它对防止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滥用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是现代法制社会司法独立的必然要求。立法和司法独立见诸于西方的“三权分立”学术观点,从法国启蒙思想到西方“三权分立”的最终确立,罪刑法定作为司法独立的重要原则,也就成了刑法法治的精神和理念。现在,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已成时代的要求,作为法治的重要方面也就成为必然。

三是充分保护社会公平和法益的必然要求。法律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天平。罪刑法定就是要用安定明确的法律规定定罪量刑,法的目的具体于刑法上就是保护法益,包括行为人的自由。要用法定刑对法定罪,实现罪刑相一致,实现刑法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

四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罪刑法定原则与尊重和保障人权是血脉相连的,罪刑法定原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治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体现,而后者是前者的基础。罪刑法定原则的诞生,正是为了防止擅断,保障人权。对人权的尊重反映了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高低。因此,树立人权神圣的理念,推进刑事法治化,真正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对内更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对外也更能体现我国保护人权的形象。如财产型的犯罪中,刑法就是要以通过罪刑法定,既维护国家、社会和他人的财产利益,同时也要保护犯罪人的权益,使法律的天平始终衡平。

二、罪刑法定在刑事立法中的体现

刑事立法是将刑法的理念与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相对应,形成刑法规范。在经济发展的复杂社会和重视人权的法治时代,不可能直接根据刑法的理念定罪量刑,所以刑法理念必须具体化、实证化、明确化,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必须遵循法治理念的精神。

从我国刑法对犯罪与刑罚的具体规定来看,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事法治中也得到了一定的体现。一是罪之法定。作为罪刑法定的根本要求之一,我国刑法第13条对犯罪概念作了明确回答,为罪与非罪划分了界线,制定了罪的标准。这一定义强调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的本质特征,使社会危害性在刑法规范中得到明确具体的反映。同时又将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规定为违反刑法的行为,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刑法也规定犯罪构成的要件,为区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提供了依据,划分了界线,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提供了一般的标准。刑法的总则部分还明确了犯罪人的刑事年龄等问题。分则部分对各种罪刑也作了明确规定,司法人员在追究犯罪行为中,只能以刑法为准绳。从而实现了罪之法定。

二是刑之法定。只有罪没有刑,且定罪依法而量刑没有法定,则不能很好的理解和贯彻这一原则。新的刑法典一是规定了刑罚种类,而且对适用其一刑种的适用条件作了限制规定。尤其是最近全国人大的第六次刑法修正案更是对死刑作了的限制规定,死刑的核准权统一上收,程序也将更严格,体现了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二是对量刑的原则进行规定。对犯罪行为的量刑将严格的依照刑法所规定的犯罪事实、情节、性质、后果等各方面进行,司法人员可以依法进行裁量,但不能超过刑法原则所要求的限度。三是明确了犯罪的法定刑。严格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在法律规定的刑种限度内确定最终的刑罚。由上可以看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三、罪刑法定在刑事司法中的贯彻及完善

罪刑法定是我国刑法确定的基本原则,该原则的确立对保障人权,维护法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还存在诸多问题。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量刑,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罪不明确但却受刑或为罪不量刑的情况,破坏了法律应有的正义公平的价值理念。二是类推的适用使法与罪具有不明确性。三是法官自由裁量过大或过滥而使司法解释具有随意性,甚至存在违背立法精神的情况。

罪刑法定就是在定罪量刑时,既要考虑刑法的目的和价值,既要以分则为依据,也要根据总则规定,只有结合二者才能作出合法合理的裁量。为此,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增强刑法的明确性。不能将刑法的“明文规定”等同于“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事立法对于犯罪构成要件和法定刑及其适用条件都必须明文规定。明文规定的目的在于保证刑法的稳定性,以对司法裁判予以约束。要实现罪责一致,还必须明确“情节严重”“危害性较大”等法律用语,使法官裁量不至于随意。

二要增强立法的前瞻性。任何法律都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规束,这要求它既要符合现实,又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预见性。当然,由于社会发展太快,同时由于立法水平和技术上的原因,法律不可能涵盖所有的情况,但是法律需要一定的前瞻性,用于引导刑法发展的未来趋势。坚决废除司法裁量类推制度,完全实现罪疑从无、无罪推定。

三要增强司法解释的准确性。解释者必须心存刑法理念,运用各种解释方法和手段,既要作出合乎立法本意的解释,使解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开放性,还要使解释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当出现立法模糊时,应将有利于被告作为刑法解释争议的最高标准。

当然,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法治的精神和要求,也需要我们在贯彻这一原则时,不能仅强调实质上的合理,只追求实体正义,还要追求形式上的合理,实现程序正义。只有将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贯彻这一原则,在刑事法治中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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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优秀范文4

买卖合同取回权制度研究-法律论文-免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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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合同取回权制度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购买需求日益增长,如何利用有限的资金,购买更多的商品,日益成为人们社会群众的问题,所有权保留制度越发受到人们的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34条肯定了所有权保留制度,然而未明确该条款的适用范围,更多具有宣示性而缺乏操作性。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该解释进一步的完善了所有权保留制度,首次明确认可了出卖人的取回权,但有关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取回权的行使条件、程序和限制等问题还不够明确,甚至与相关法律条文有所冲突,在司法适用过程中产生了困境,出卖人的取回权作为所有权保留制度核心内容,对买卖合同的履行与交易的完成具有重大影响,若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必将在实践中引发更多的矛盾和冲突。

一、取回权的法律性质

所谓取回权,是指在所有权保留的情形下,当买受人的违约行为损害到出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出卖人享有取回标的物的权利。出卖人通过所有权保留的方式将标的物让与买受人,由买受人在支付价款前先行占有标的物,导致出卖人与标的物相互分离,因为标的物被买受人占有和使用,出卖人只以保留标的物所有权的方式担保其余价款的实现,一旦买受人不按照约定支付价款,或不当使用、处分标的物,都会对出卖人造成极大的利益损失,出卖人取回权制度的设立价值就在于此。关于取回权的性质,学说上观点重多,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一)解除权效力说。此观点认为取回权的行使将导致买卖合同的解除,即附条件买卖契约之失效,乃基于取回权之行使,故取回权之行使,亦生解除权之效力;(二)附法定期限解除说。此观点是解除权效力说的衍生,认为取回权系附有法定期限的解除权出卖人在取回标的物时,合同尚未解除,待到买受人超过期限不行使回赎权的,买卖合同解除;(三)恢复同时履行说。此观点认为,当买受人迟延履行时,出卖人不主张解除合同而主张取回标的物的,其目的在于取消自己将标的物的占有先行转移给买受人的给付,以此来恢复同时履行之状态;(四)就物求偿说。此观点认为,取回权是出卖人实现就物求偿价金的特别程序,出卖人签订保留所有权买卖合同的目的即是为了担保未支付的剩余价款能够得到及时清偿。

笔者认为,我国所有权保留制度中出卖人的取回权更符合就物求偿说。首先,解除权效力说其衍生学说没有理清取回权制度与解除合同制度的根本区别,依此种观点,取回权的行使会导致买卖合同的解除,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将回到签订合同之前的状态,均不再受到原合同的约束,出卖人可以另行出卖标的物,不存在出卖人出卖标的物后价金的归属问题,这显然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7条第3款所规定的内容不符;其次,出卖人之所以愿意与买受人签订保留所有权的买卖合同,最主要目的是为了担保剩余价款能够得到支付,而不是为了消灭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取回权的行使若导致合同的解除,将使出卖人丧失对买受人未偿剩余价款的请求权基础,买受人也没有回赎权和再出卖请求权,无法促进合同的履行,这与所有权保留制度设计的本意也不相符;再次,同时履行说虽然描述了取回权的行使目的,但取回权的价值不限于此,也无法为买受人回赎权等后续问题提供良好的解决方案;最后,就物求偿说能够很好的解释为何《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7条第3款规定的出卖人在出卖标的物后,仍有剩余价值的,应当返还给买受人所有。根据该说,出卖人取回标的物是为了获得自己应得的价金,在实现目的之后,仍然有剩余价值的就应当返还给买受人。综上所述,所有权保留中的取回权明显更符合就物求偿说。

二、取回权的行使

(一)取回权的行使条件

在保留所有权交易当中,出卖人是否行使取回权,关乎剩余价款是否能够得到清偿,对买受人的权益也具有重大影响,因此行使取回权必定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5条第1款规定,在买受人出现了法定情形,对出卖人造成损害的,出卖人可以取回标的物法定情形包括:1、未按约定支付价款;2、未按约定完成特定条件;3、将标的物出卖、出质或者作出其他不当处分。笔者认为,这里的对出卖人造成损害结合当事人交易目的与该款下项目的具体规定,应当是指出卖人的价金难以受偿或得不到清偿,即买受人的违约行为必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致使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出卖人才能够行使取回权。《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5条第1款第12项规定的买受人未按约定支付价款和完成特定条件的,虽然没有强调违约的程度,但该项义务是保留所有权转移的条件,买受人不履行此义务即属于重大违约,出卖人得以行使取回权,此为所有权保留应有之义,但第3款规定的买受人将标的物进行处分是否严重损害了出卖人的利益仍值得讨论。如前所述,出卖人行使取回权应当基于买受人的违约行为,但出卖人与买受人在签订合同时可能并未约定买受人不得将标的物出质或出卖,买受人的行为不一定构成违约,此外,出卖人保留所有权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价金债权的实现,标的物的情况并不是其首要关心的问题,买受人对保留物进行了经济性的利用,事后只要其依约支付价款或者完成其他特定条件的,即可取得保留物所有权,也不会妨害出卖人的利益,笔者建议,在第3项原有的基础上,对该项进行限缩,补充当事人约定除外的规定。综上,出卖人行使取回权必须满足一下条件:一是买受人违反义务,该义务的产生是基于当事人的约定或合同性质产生的买受人义务;二、该义务的违反将会导致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

(二)取回权行使的程序

出卖人对取回权的行使,属于私力救济的范畴,需要买受人的配合,如果买受人拒绝配合,则出卖人的利益难以得到维护,此时,需要公力救济的方式予以保护,然而《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对取回权的行使程序未作规定。参照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所有权保留中取回权的行使程序准用动产抵押的规定,笔者认为,出卖人取回标的物在于督促保留买受人履行义务,担保债权的实现,出卖人所享的是一种担保利益,应当可以准用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的特殊程序的规定,但一个问题是,通过法院实现担保物权是没有给买受人保留回赎期间的,这样势必会损害买受人的权益,也不符合取回权制度设立的初衷。笔者认为,出卖人在行使取回权前应当在一定的期限内提前通知买受人并说明是由和履行期限,在买受人不行使回赎权之后,出卖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特别程序,并向法院提供已通知买受人的依据,法院在审查之后,再决定是否准用《民事诉讼法》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的特殊程序。

三、取回权的限制

出卖人取回权的限制指尽管已经满足了取回的条件,但出现了出卖人取回权不能行使或取回权归于消灭的情形。取回权作为出卖人最直接有效的救济方式,将会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考虑到平衡双方利益和交易公平,必须对出卖人行使取回权作出一定的限制。

(一)买受人履约状态对取回权的限制

随着所有权保留中价款的逐步支付和条件的完成,买受人对标的物所享有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多,产生了一种对标的物享有所有权的期待,这种期待可以排除相对人和第三人的侵害,并最终转化为对标的物的所有权。我国司法实践中上不乏对期待这种法律状态保护的事例,但在立法上一直没有明确期待权是否属于一种权利。《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6条第1款规定,买受人已支付标的物总价款的75%上,出卖人主张取回保留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述规定表明了法律对买受人期待权的保护,以买受人的履约状态对抗出卖人行使取回权,实际上就是以买受人的期待权对出卖人的取回权作出限制,如果允许出卖人可以任意行使取回权,则会使买受人的期待利益处于无法预测的状态。解释认为,当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总价款75%以上时,买受人的期待权最终转化为所有权的可能性更大,此时买受人期待利益的保护更为重要,同时,出卖人已经获得了75%的价款,其利益已经较大程度得到实现,没有必要再通过行使取回权的方式获得剩余价款,此时若买受人出现违约行为,出卖人可以通过其他救济的方式,保证价金债权的实现。必须注意的是,如果买受人出现破产的情形,基于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即使买受人依据支付了总价款的75%以上,出卖人仍可以行使取回权获得标的物,因为此时买受人仍没有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将标的物列为责任财产明显有背公平原则。

(二)善意取得制度对取回权的限制

所有权保留中,出卖人将标的物转让给买受人占有使用,致使自身与标的物相互分离,如果买受人在标的物上设立其他权利,出卖人行使取回权就可能与买受人设立的权利发生冲突。善意取得,是指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以转移或成立物权为目的实施法律行为,出卖人若己把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或登记在买受人的名下,即使欠缺处分权,买受人因于受让标的物时处于善意,也依然可以取得标的物物权的制度。善意取得制度是消灭或对抗所有权的一种手段,而所有权保留买卖中的出卖人的取回权是凭借自身对标的物的所有权,因此善意取得制度自然可以对取回权进行限制,《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6条第2款也予以确认。依据《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善意取得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受让人为善意;2、以合理的价格转让;3、已进行登记或交付。由于我国没有建立所有权保留买卖的登记制度,外人很难知晓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的所有权保留条款,因此在买受人对标的物进行无权处分时,第三人一般都是善意,在我国现行的制度框架下,第三人很容易构成善意取得,从而对抗出卖人的取回权,致使出卖人通过保留所有权的方式担保价金债权的目的落空,这就需要对何为善意进行界定。由于我国所有权保留制度只适用于动产,而动产交易一般不涉及登记公信力问题,买受人的占有标的物态在动产交易中即具有公信力,因此,应该更多的从第三人的主观是否存在善意进行判断,具体言之,更多的考虑第三人是否支付了合理的对价,也要综合考虑各种客观因素,如交易的时间、地点、交易人之间的关系等等

结语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通过4个条文的规定,初步搭建起了我国所有权保留制度的框架,为所有权保留制度的司法实践指明了方向。出卖人取回权作为所有权保留制度制度的核心,对买卖双方利益的实现具有重大影响,但相关体系的建立还不够完善,希望我国在现行的取回权相关制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实社会中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的实践情况,建立起完整并具有中国特色的出卖人取回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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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优秀范文5

论未成年人前科记录消灭制度的建立-法律论文-免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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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未成年人前科记录消灭制度的建立

论未成年人前科记录消灭制度的建立

一、未成年人前科记录消灭的概念

未成年人前科记录消灭(以下简称前科记录消灭)是指因犯罪曾受法院有罪宣告或被判定有罪的未成年人,经本人、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监护人申请,由有关部门作出决定,将其犯罪卷宗材料由相关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予以封存保管,限制对外公开,免除其前科报告义务的制度。但法律、法规、规章明确应当报告的除外。

二、建立“前科记录消灭”制度的必要性

1、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客观需要,前科是一个人不光彩的历史纪录,永远保留前科会使一个人因为一时的失足,承受一生的惩罚,这对于那些有前科的人是不公平的,也是极其不人道的。美国学者Siegel将其称为“犯罪标签理论” 这种标签化的影响对未成年人尤为突出,表现在:其一,前科会造成未成年人的权利歧视,未成年人一旦被标有“污点”将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升学、就业、劳动等在民事、行政、政治等方面的资格或者权利受到限制或者剥夺。其二前科会影响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未成年人正处于自我人格和价值观形成的时期,若因一时无知而被贴上“犯罪人” 的永久性标签,一成不变甚至几乎是无法取消的烙印会将犯罪人锁在永远是犯罪人的历史阴影中,极易产生自卑心理,自暴自弃,自我放纵,容易滋生“破罐破摔”的心理,重新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社会新的犯罪隐患。

2、是保证未成年人发展社会化的首要前提。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例都表明,未成年犯罪在主观上都具有动机单纯、随意性大、主观恶性不大等特点。这些特点说明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在行为方式上随意性强,只要社会能给其恰当而又有效的教育、挽救措施,未成年犯罪人是能够较容易地“改邪归正”,做一个健全的社会人。加拿大副检察长鲍勃.克卜在其著作《少年犯罪法五》中说:虽然少年罪犯要对他们的非法行为负责,但施加于他们身上的后果却不能像一般法庭对成年犯所施的那样严厉,因此,一个少年罪犯如果已经结束处罚,而且在一定时间内未再犯罪,其档案就得销毁。因为,当他的表现已经证明值得这样做的时候,就应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以保证在“法律上”承认这个少年没有罪了,他就不会因为犯过罪而面临各种的“丧失资格”。而且未成年人在稳定的人格状态形成之前,对新生事物有极强的吸引力,易接受新的观念、新的事物,并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随着其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增加,其自尊心、独立意识也随之增强,他们越来越强烈地需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尊严,渴望有一个充分的表现机会。如果因其一时冲动,而终生贴上“犯罪人”的标签,等于切断了其回归社会的路径,迫使其逐渐演变成一个“反社会者”,使今天的未成年罪犯,变成明天的成年犯罪。

因此,对未成年人实施有条件的前科消灭制度已是迫在眉睫。

三、建立“记录消灭”制度的可行性

1、国外立法借鉴: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在许多国家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和诉讼程序中都有规定。比较典型的如日本1948年《少年法》第60条规定:“少年犯刑期执行完毕或免予执行,适用有关人格法律的规定,在将来得视为未受过刑罚处分。”澳大利亚《青少年犯罪起诉法》规定,警方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不能保留到其成年之后,18岁后必须销毁,以便使其以无罪记录的身份进入社会,过正常人生活。《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英国的《前科消灭法》也规定了撤销犯罪记录的制度。

2、国内立法端倪: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立法端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决非监管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七条规定,解除羁押、服刑期满的未成年人的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这些条款虽没有明确说未成年人前科可以消灭,但确认了有前科的未成年人在回归社会后,法律地位和人格不应受到歧视的原则,其法律效果已接近前科消灭。

3、国内实践探索:2003年底,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在全国首开先河,制定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试行办法,规定犯罪时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初次犯罪、犯罪情节轻微、被判处管制、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罪人,在刑罚执行完毕后的一至三年考察期内无再违反和犯罪行为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前科消灭”2008110日,四川省彭州市法院率先制定出台并实施了《“前科消灭”制度实施意见》,并于不公开裁定我国首例未成年犯“前科消灭”案件。2009310日山东省乐陵市在全省率先实行失足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2010820日,我县法院也联合县检察院等11家单位出台了《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实施意见》。

可见,当前在我国建立未成年前科记录消灭制度不论是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有经验可借鉴。

四、未成年人前科记录消灭的条件与程序

1.未成年人前科记录消灭的罪质要件

笔者认为,前科消灭制度仅适用于未成年人出于偶然、过失等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的轻型犯罪,而不应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累犯、惯犯、杀人、强奸、抢劫、放火和爆炸等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犯罪以及其他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严重刑事犯罪。

2.未成年人前科记录消灭的程序要件

(1)申请主体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申请人,可以是犯罪人本人提出,也可以是其监护人或法定代理人,如果上述人员未提出申请,其申请人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或者当地民政机构在征得本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其他监护人意见后可以代为申请。

2)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应包括申请书、未成年犯罪人的思想认识和实际表现情况、户籍证明、判决书、裁定书,若不是本人提出申请的,还应提供申请人与未成年人犯罪人的关系证明等相关材料。申请书应包括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申请人与未成年犯罪人的关系、刑事处罚情况、申请理由等。

3)受理机构

申请一般提交由第一审人民法院审查较为可行,因原审法院掌握未成年人的案情、未成年人个人、家庭等情况,对正确判断是否取消前科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既可以避免重复劳动,以节省司法资源与成本,也使裁决结果更符合社会观念。

(4)调查核实

第一审法院应对申请书中所提及的被判刑者的身份、前科情况、申请消灭的事实与理由以及申请人的思想状况、实际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同时,认真听取未成年人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的意见以及学校、单位的意见,以保证决定的客观和正确。

(5)裁定确认

法庭经调查核实后认为符合未成年人前科消灭条件的,则裁定消灭该前科。如果认为条件尚不具备,可以决定暂缓裁定,再考察一段时间,但考察期间最多不超过1年。对于消灭前科的裁定,除送达本人外,还应当及时送达其所在学校、工作单位及所在居委会、村委会等。相关单位在收到法院裁定后,应及时将该未成年犯罪人档案进行封存,实行专门管理以及更加严格的保密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借阅、复制、摘抄、泄露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档案。不得懈怠,否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3.未成年人前科记录消灭的形式要件

前科记录消灭的期限,也即时间条件,根据非监禁刑和监禁刑两种情形,可以区分几种情形:非监禁刑中免处的情形,可由法律规定视为没有受过刑事处分;非监禁刑中的其他情形,可在缓刑考验期满或刑罚执行完毕后一年申请取消前科;监禁刑中判处三年以下刑罚的(包括拘役),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二年申请取消前科;监禁刑中判处三—五年刑罚的,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三年申请取消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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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优秀范文6

创新和完善“大调解”工作机制 充分发挥大调解功能和效用-法律论文-免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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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优秀范文7

论房地产中介法律服务-法律论文-免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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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房地产中介法律服务

浅论对房地产中介服务违规行为的规制

 宁夏宁正律师事务所 姜有育

 [论文摘要]随着房地产行业的骤升,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越来越多。房地产中介服务活动的开展,促进了房地产交易专业化、规范化的发展,但由于起步晚、立法不健全,有些中介服务机构由于利益的驱动,存在许多违规操作的行为。本文拟从规范和调整中介服务行为入手,探讨中介服务违规行为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等问题,并对中介服务违规行为的规制及立法提出相关建议,以加强立法和监管机制,严格市场准入,确立责任保险制度,保障房地产中介服务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关键词] 房地产 中介服务 违规行为 规制

 

一、 房地产中介违规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 3

(一)对不允许上市交易的房地产违规代理、挂牌出售……………3

(二)疏于核查客户、房屋的关键信息………………………………3

(三)隐瞒影响交易成功的重要信息…………………………………3

(四)为交易双方规避法律出谋划策…………………………………3

(五)违规获取额外利益………………………………………………4

(六)资金监管存在漏洞………………………………………………4

二、 房地产中介违规行为成因分析………………………………… 4

(一)立法层级低、缺乏可操作性,致使规制房地产中介难以做到有法可依…………………………………… 4

(二)市场准入门槛太低,人员素质普遍不高。………………… 4页(三)监督检查执行不到位,也是问题突出、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5

三、规制房地产中介违规行为的几点建议……………………………5页(一)严格市场准入并建立等级评定制………………………………5页(二)设立行业协会……………………………………………………5页(三)确立过错归责原则和中介机构的免责事由……………………5页(四)建立中介行业保证金制度和责任保险制度……………………6

(五)定期组织培训和考核,提高中介机构和人员素质……………6

浅论对房地产中介服务违规行为的规制

近几年来,随着房地产行业的不断升温,房地产市场空前活跃,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一方面,中介机构为房地产交易的供求双方起到了媒介和桥梁的作用,促进了房地产交易的专业化、规范化运作;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房地产中介服务起步较晚,立法也不够健全,房地产中介服务行为混乱无序,侵害当事人权益、欺诈消费者事件时有发生。鉴于此,迅速规范房地产中介行为、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已成为我国立法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本文拟从规范和调整中介行为入手,探讨中介违规行为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等问题,并对中介违规行为的规制及立法提出相关建议。

一、 房地产中介违规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所谓房地产中介服务,是指房地产咨询、房地产价格评估、房地产经纪等活动的总称。房地产中介服务违规行为,是指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和人员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故意或过失操作房地产咨询、价格评估和经纪等中介服务活动,扰乱房地产交易市场的正常秩序,损害房地产交易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其主要表现形式为:

(一)对不允许上市交易的房地产违规代理、挂牌出售。

根据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的规定,对于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或具有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禁止转让的房地产不得转让。但在实践中,一些房地产中介为了促成交易,赚取佣金,往往隐瞒标的房屋仍为承租公房或为限制年限内的经济适用住房等不能上市交易的事实,或随意承诺短期内即可解决交易障碍,致使买卖双方在随后交易失败后与房地产中介公司就中介费应否支付产生纷争。

(二)疏于核查客户、房屋的关键信息。

如中介公司未对客户出示的身份证明、房屋权属证明进行合理查验;未仔细审查待售房屋有无抵押、有无出租及私搭乱建,并核查委托的客户是否是真正有权出售房屋的权利人;对于属于夫妻共有财产的房屋,未要求配偶一方出具同意出售和委托办理的证明;对于待出售房屋为遗产的,未要求全体遗产继承人出具同意出售的书面委托文件。

(三)隐瞒影响交易成功的重要信息。

如不向买受人如实说明其已知的可能不利于成交的待售房屋的历史情况或周边环境或必要生活设施情况。

(四)为交易双方规避法律出谋划策。

如承诺为无实力购房人办理“高评低供”还贷款手续,或帮助外地买受人虚构在京纳税或社保缴费一年以上证明,或为迎合买受人少交税款的心理帮助买卖双方签订“阴阳合同”,恶意促成双方达成不平等或不合法交易。

(五)违规获取额外利益。

如中介公司要求买受人全程通过其交纳钱款、委托办理过户,从而千方百计阻挠买受人与出卖人见面,再通过隐瞒房屋真实成交价、一再加价等手段将多收取的售房款据为己有。又如中介公司怂恿当事人采取恶意毁约、一房二卖的方式高价出售房产以为自身获取更高的居间服务费,从而引发房屋买卖连环纠纷。

(六)资金监管存在漏洞。

大部分交易中,买卖合同约定的定金和首付款由中介公司自行监管,有的交易总价较高,定金和首付款的总和可能高达几十万元,这大大增加了交易风险;一些银行只对在该银行贷款的购房客户实行免费资金监管,而对于不在该银行贷款的购房客户不提供资金监管服务或收取高额的监管服务费用,导致购房客户不愿或无法选择由第三方办理资金监管。

二、 房地产中介违规行为成因分析

(一)立法层级低、缺乏可操作性,致使规制房地产中介难以做到有法可依。

在国家立法层面,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的房地产中介管理立法,仅有的几个条文只散见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8(有关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的设立条件)及《合同法》第23(有关居间合同的一般规定)中,并不足以起到规范现实生活中复杂多样的房地产中介行为的作用。而建设部颁布的《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国家工商总局颁布的《经纪人管理办法》、国家计委和建设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及建设部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等均属于部委规章和文件,难以被法院直接引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法律对市场的宣示功能,并助长了房地产中介机构漠视法规、不时突破甚至违法乱纪的行为。

 

而且,有关房地产中介方面的管理规范多系指引性和框架性的规定,缺乏一些必要的明确指引和具体要求。如在房地产中介机构的设立条件上,无论是《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还是《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均只要求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但何为“必要”却未进一步规定,这就意味着只要符合《公司法》规定的下限即人民币10万元即可登记注册一家房地产经纪公司,无疑这样的条件设计对于经手大量交易、可能会给客户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房地产中介企业而言未免过于宽泛了。

(二)市场准入门槛太低,人员素质普遍不高。

我国房地产从业人员的执业准入也相当宽松,不仅学历要求低,而且考试也简单,造成房地产中介从业人员良莠不齐,缺乏必要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素养,埋下了诸多隐患。

(三)监督检查执行不到位,也是问题突出、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根据《经纪人管理办法》第18条的规定,对经纪人的违法活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予以处罚。但事实上,每年房地产中介虽然占据经纪类投诉的首位,却鲜见有职能机关监督检查、处罚违规中介的报道。

在美国,由私人推动组建有贯通上下的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州协会和市协会这样一套金字塔状、网络化的格局建制,如入会会员有任何违纪行为,协会即有权吊销其相应资格甚至对其提起诉讼。但在我国,目前并未建立起全国性的房地产经纪协会组织,一些地方也尚未组建区域性的房地产经纪协会,已经建立的地区性经纪协会在会员数量、服务培训、管理手段上均表现得相当疲软。

三、规制房地产中介违规行为的几点建议

要解决房地产中介违规行为带来的诸多问题,唯一标本兼治的办法就是加强和完善立法。建议立法应确立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严格市场准入并建立等级评定制。

国外对房地产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一般都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如美国的执照制度和我国香港地区的发牌制度,都严格限制入市机构和人员的标准和条件。近几年,我国虽然也实行中介机构资质及执业人员资格管理制度,但由于标准及条件规定偏宽,且监管机构把关不严,导致大量的低素质机构及执业人员进入市场。为此,我国要通过立法对从业机构和人员分别实行严格的准入标准,建立中介公司等级评定制,推动中介市场优胜劣汰,并为购房者提供区分良莠的依据。

(二)设立行业协会

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并通过行业协会制订了执业道德规范,对中介违规行为加以规范和限制。行业协会可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对不正当的中介行为进行处罚,如在本行业内部公告严重违规或严重缺乏资信的中介机构或人员名单,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重新执业以及开除出协会等等。

(三)确立过错归责原则和中介机构的免责事由

过错责任是指因行为过错导致他人损害时应承担的责任。根据客观过错说,行为人的行为只要违反了法律所设定的规则、义务,那么即存在过错。在房地产中介服务中,中介机构从事违规行为一般都出于过错和重大过失。鉴于中介违规行为的特殊性,为避免诉讼中受害方对中介机构的主观过错举证困难,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实行举证倒置。只要中介服务给当事人带来损失,当事人就可以起诉中介机构,中介机构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观无过错或过失,否则就应当推定其有过错,应当对受害方的损害承担责任。

(四)建立中介行业保证金制度和责任保险制度。

为防止中介机构及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或携款潜逃,相关主管部门应推动建立中介行业保证金制度和责任保险制度,以保障整个房产中介行业的良性发展。保证金指房地产中介机构缴纳,用于保障房地产中介行业中消费者权益的专用款项。也可以借鉴我国旅游业明确规定的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制度,建立房地产中介行业的保证金制度。设置房地产中介行业责任险,使作为被保险人的房地产中介机构在承办房屋中介业务过程中因过失给委托人及其利害关系人造成的损失,可由保险公司在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这有利于保障安全交易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五)定期组织培训和考核,提高中介机构和人员素质。负责监管房地产中介机构的行政部门应定期组织培训,及时传达有关房地产中介行为操作规范的法律法规,通报具有违规行为的中介机构和业务人员以及采取的处罚措施,以起到警诫作用,从而树立中介机构和个人的诚信意识。同时,还应加强对中介机构高层的培训,树立中介机构的危机意识,引导中介机构从无序扩张、寅吃卯粮的发展状态逐渐向理性判断市场走势、维护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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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优秀范文8

法学研究方法作业-法律论文-免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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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方法作业

The Forgotten Dinner Guest: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in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Federal Bench Trial

Jared Kneitelt

Abstract

In comparison to civil trials, criminal trials are decided on more stringentstandardsofproof However, motionsforjudgmentofacquittal in criminal non-jury trials are currently decided on a mere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 as opposed to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lack ofreasoning and uniformity in deciding these motions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dangers and injustices posed to a defendant by applying a lower standard.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both domestic andforeign law, the author argu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when determining motions for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criminal non-jury trials.

Welcome to the Dinner Party: Introduction

The standard for judging a civil trial is lower than the standard for

judging guilt in a criminal trial, and there is no jury in a non-jury trial.

Somehow-despite these two very obvious conclusions-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andard for determining a motion for a directed verdict in a civil

jury trial is still applied to our modem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criminal non-jury trial.

In a criminal trial, at the close of the government's case-in-chief, the

defense may make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on one or more

offenses charged.' If the motion is unsuccessful and the defense calls

 

a case, the defense may make another motion for ajudgment of acquittal

at the close of its case.This Article concerns only the motion at the end

of the government's case. At present, the motion will succeed only if the

government has not presented legally sufficient' evidence of all the

elements of the particular offense or offens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why, in a non-jury trial,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should be applied-instead of merely the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when the bench considers a motion for ajudgment

of acquittal. Not knowing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proven-in the

judge's mind-the defendant's guilt before inviting the defendant to call

a case actually militates against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the

assurance that the government discharges its burden, and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remain silent.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the jurisprud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mproperly cites, for the standard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to grant or

deny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non-jury trial, either the

standard in a jury trial or the standard for appellate review.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lack of) development of the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and the perceived constitutional preclusion against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Namely, the bench-as the

arbiter of law-cannot usurp a defendant's Sixth Amendment protection

to be tried on the facts by a jury of his peers.' Of course, in a non-jury

 

trial, the bench is both the arbiter of law and fact-finder;' hence, there

is no Sixth Amendment preclusion.

At present, there is no rule in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explicitly governing a motion for a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bench trial.

Is it Rule 236 ("Jury or Nonjury Trial") or Rule 29'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Jury Trial]") that governs the motion?

Although district court judges in almost all of the reported decisions

assume Rule 29 governs, there are several cases in which district court

judges have turned to Rule 23 as the governing statute.' Further, even

among the authors of treatises on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there is disagreement as to what Rule governs.' Wright's Federal

Practice and Procedure discusses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bench trial under Rule 29.o Yet Moore's Federal Practice states,

"Rule 29 has no real application when a case is tried by the court since

the plea of not guilty asks the court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This Article concludes by proposing a new Rule 29(e) to resolve this

ambiguity and to make clear that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is the standard that should be employed in determining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bench trial.

 

I. By Invitation Only: Respondez S'il Vous Plait

A criminal defendant is not guilty unless proven guilty; the government

bears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e criminal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 and the government (not the defendant) must

introduce evidence sufficient to persuade the fact-finder,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ofthe defendant's guilt.14 Thus, ifthe government does

not introduce evidence to prove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n the defendant is not guilty.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government's case, the government's case

will presumably-and in almost all circumstances-be at its highest. If

the government has not proven its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fter

the presentation of its evidence, when will it ever be able to prove its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is begs the very simple question: If the

defendant is not guilty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government's case-inchief,

why should the defendant be "invited" to call a defense?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may have presented legally sufficient

evidence of the offenses charged, the judge still may not find at the close

of the government's case that the government proved its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For example, the judge may find the accounts of the

government witnesses to be unworthy of belief (either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or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presented to be too circumspect

to sustain a conviction. As always, the government must prove its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is burden is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any

defense evidence (including the defendant's testimony)."

Effectively, "inviting" the defendant to call a defense case-despite

the uncertainty of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proved its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t the close of its case and whether the judge would

have acquitted the defendant of an offense charged-reduces the govemment's

burden at that stage. This "invitation" to the defendant to call

defense witnesses or for the defendant to testify on his own behalf

militates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obligation to prove its case. Such an

invitation should be correctly considered as not only a reduction of the

government's burden (and therefore impermissible burden shifting) but

also a violation of due process.'

 

Elevating the government's burden at the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stage to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ctually strengthens the

presumption that the defendant is not guilty and properly holds the

government to its burden. This strengthens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

government prove its case based solely on its own evidence and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a defense case.

1I. The Forgotten Dinner Gues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The motion for a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criminal suits evolved from

its counterpart in civil procedure. Federally, in the late 1700s, civil

judges could withdraw a civil case from ajury and decide the case; then,

the common law motion for non-suit came; and finally,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he civil motion for a directed verdict emerged. 7

"The motion for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criminal cases came still later

and was probably influenced by these earlier developments in the civil

trial."" "The early cases directing acquittal did so without citing any

authority but apparently assumed such power was inherent in thejudge's

role as presiding officer."' 9

Indeed, Moore's Federal Practice states that Rule 29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jury trial)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was modeled on Rule 50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20 "Thus, a motion for acquittal [in a jury trial] is equivalent

to a motion for a directed verdict (now called 'judgment as a matter of

 

law' under Civil Rule 50), or judgment notwithstanding the verdict

(judgment n.o.v.) under pre-Rules practice." 2 1

However, there still remains no legislation specifically directed

towards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criminal bench trial.

This is due to legislative oversight based, seemingly, on the mere

importation of the standards employed in a civil jury trial into a criminal

non-jury trial without appropriate consideration for the defendant's

exposure to a deprivation of his liberty, his right to remain silent, the

government's burden of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rather than by a preponderance, and the presumption of the

defendant's innocence.

III. The Head of the Table:

The Prevailing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

The standard for judging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in a

jury trial at least-is based on Burks v. United States." "The prevailing

rule has long been that a district judge is to submit a case to the jury if

the evidence and inferences therefrom most favorable to the prosecution

would warrant thejury's find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23 "Even the trial court, which has heard the testimony of witnesses

first hand, is not to weigh the evidence or assess the credibility

of witnesses when it judges the merits of a motion for acquittal."24 This

view is accepted on the Sixth Amendment right that a defendant be tried

by a jury of his peers. In jury trials, the court cannot substitute its

 

judgment for that of the jury.25 To do so would usurp the power of the

jury and violate the Sixth Amendment guarantee to be tried by one's

peers26 as well as the Fifth and Fourteenth Amendments' due process

protections.

To date, however, the Supreme Court has not considered the standard

on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non-jury trial. This might

 

be because esteemed and erudite practitioners have effectively written

off considering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in bench trials

and, as such, the issue has not reached the Supreme Court. For example,

Section 467 of Wright's Federal Practice and Procedure states, "A

motion for judgment of acquittal at the close of the prosecution's

evidence in a case tried to the court is considered by the same standard

as in ajury case."29 However, none of the cases Wright relies on for this

proposition in Section 467 are on point.

IV. The Unwelcome Guest:

When Wright Is Wrong

For support, Wright cites United States v. Salman,o United States v.

Pierce, 3 ' United States v. Magallon-Jimenez, 32 United States v. Carter,"

and UnitedStates v. Stubler34-none ofwhich were dec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Salman involved a pre-trial dismissal of an

indictment." Pierce involved the test to be applied in appellate review"

 

of the sufficiency of evidence after a trial, jury or bench, and quoted

Jackson v. Virginia for the appellate standard." Thus, Pierce did not

concern a determination by the trial court on a motion for acquittal."

Both Magallon-Jimenez and Carter held that, in both jury and bench

trials, "there is sufficient evidence to support a conviction if, viewing the

evidence in the light most favorable to the [government], any rational trier

of fact could have found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the crim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s with Pierce, Magallon-Jimenez and Carter

concerned the appellate review of the sufficiency of the evidence and did

not relate to a determination of a motion for acquittal at trial level.40

Out of those five cases, Stubler was the only one that happened to be

a bench trial.4' In Stubler, the defendant moved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after he was convicted.42 The district court held that "Rule 29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allows for a motion for

judgment of acquittal[, and] [t]he standard the court must apply is

whether 'the evidence is insufficient to sustain a conviction."" Further,

the district court held "this standard remains the same [even in] a non-jury

trial."' In a surprise demonstration of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ndard-Stublerc ited civil case law regarding the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 to support that holding.4 5

Wright's Federal Practice and Procedure demonstrates-by its citation

to these inapposite cases-that it has not appropriately analyzed the

jurisprudence in making its assertion that the standard in a bench trial is

the same as in ajury trial. None of these cases concern a trial-level determination

of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bench trial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 Thus, Wright has propounded

a baseless proposition on a mere cursory examination, preventing a

proper analysis of the standard. A more thorough examination is

warranted.

V. A Nostalgic Affair:

Let Us Go Back to Camp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only three cases found to date in which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was discussed in a bench trial:

United States v. Camp,46 United States v. Laikin,4 and United States v.

Cascade Linen Supply Corp. of New Jersey.8

In Camp, a two-defendant case tried before a district judge, a motion

for ajudgment of acquittal was made after the close of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 and before either defendant put on a case.49 The court expressly

considered whether the standard on the motion should be "whether the

evidence was insufficient to sustain a conviction" and held, "logically,"

that standard meant whether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 proved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o According to the court,

 

if the government did not prove the defendant guilty and the case were

to proceed, continuing with the case

would put upon the defendant the risk that by his own evidence, as by

testimony produced on cross-examination, he might supply the evidence

which convinces the trier of fact of his guilt, where absent such evidence

the trier of fact would not be so convinced. To subject the defendant in a

criminal case to such a risk would be contrary to the principles by which the

criminal law has develop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would in effect require

the defendant to assist in providing a vital element of the evidence which

convicts him."

Thus, Camp allowed for a coordinated effort of (1)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2) the government's evidentiary burden of 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if it can), and (3)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remain silent

to protect the defendant from conviction."

While Camp's reasoning appears sensible, some courts have expressly

rejected the Camp logic. In Laikin, the defendant in a bench trial

requested the court to consider whether, on his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 proved him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 Laikin court, citing the Seventh Circuit case of

United States v. Feinberg5,4 held that the correct standard is taking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 in the light or aspect most favorable to the

government." The Feinberg" court, in making its holding, cited Glasser

 

v. United States,57 United States v. Velasco," and United States v.

DeNiro.9 However, Glasser, Velasco, and DeNiro each refer to the

standard of appellate review.60

United States v. Cascade Linen Supply Corp. of New JerseyP' similarly

declined to follow Camp.62 The defendants in a bench trial moved

forjudgments of acquittal after the close of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

Camp was not followed in Cascade Linen because the district judge

held-without citing any authority-that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government

proved its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t the close of the

government's case would "severely impair the orderly disposition of the

issues."" The judge also held, again without citing any authority, that

determining the motion using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would be tantamount to submitting the evidence to the trier of the facts

twice. To this defendants are not entitled."65

The judge further indicated, without discussion, that "[he was] unable

to understand [the] defendants' contentions that the presumption of their

innocence and their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d offer no proof [were] in

some way diminished or impaired by [his] ruling."6 From the language

 

and tone in Cascade Linen, it appears the judge was eager to convict the

defendants. Indeed, after the defendants' respective motions for judgment

of acquittal were denied, the defendants rested.' They were then

convicted.68

Herein lies the problem. The court can readily deny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Upon this denial, the defendant is still left to

speculate and guess whether the government satisfied its burden-on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of 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us, not knowing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discharged

its burden leaves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remain silent in competition with the government's

obligation to discharge its burden when, in fact, these three aims should

be cooperating with one another.

VI. Pass the Salt: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An Exercise

in Impermissible Burden Shifting

As a comparative study, consider that the proceedings before 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tribunals are bench trials." Although in a number of

 

instances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was argued by

defense counsel on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at the close of

the government's case,70 the use of the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 became

settled law. Unfortunately, this was without the benefit of any real

analysis.

The Appeals Chamber Judgement in Prosecutor v. Jelisid" is the

 

leading case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for use of the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 in determining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known as Rule 98 biS73-at the close of the prosecution's

 

evidence.

The Appeals Chamber inJelisid followed74 its prior Appeals Chamber

Judgement in Prosecutor v. Delalid," which in turn cited the Appeals

Chamber Judgement in Prosecutor v. Tadie," the Appeals Chamber

Judgement in Prosecutor v. Aleksovski,n and the Trial Chamber's

"Decision on Motion for Acquittal" in Prosecutor v. Kunara78 for

support.

However, those portions of Aleksovski and Tadid referred to by the

Delalid Appeals Chamber Judgement concern the standard of appellate

review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trial chamber's factual finding can

 

withstand appellate scrutiny-that is, legal sufficiency.79 As such, Tadid

and Aleksovski are incorrectly cited by Delalid for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standard a trial court sitting without a jury should use to determine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s also legal sufficiency."

The Trial Chamber's "Decision on Motion for Acquittal" in Prosecutor

v. Kunara6 held--citing the Trial Chamber's "Decision on Defence

Motions for Judgement of Acquittal" in Prosecutor v. Kordi8 '-that the

appropriate test to be applied on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was not whether there was evidence which satisfied the Trial Chamber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of the guilt of the accused (as the defence in

that case had argued), but rather it was whether there was evidence on

which a reasonable Trial Chamber could convict." 82

All things considered, the Trial Chamber in Kunaral did its best not

to impugn the prior jurisprudence on the issue. Thus, Kunarad, shif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off the shoulders of the prosecution, noted-without

citing any authority-that

[i]f the Trial Chamber were entitled to weigh questions of credit generally

when determining whethe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should be entered, and

if it found that such a judgment was not warranted, the perception would

 

necessarily be created (whether or not it is accurate) that the Trial Chamber

had accepted the evidence of the prosecution's witnesses as credible. Such

a consequence would then lead to two further perceptions: (1) that the

accused will bear at least an evidentiary onus to persuade the Trial Chamber

to alter its acceptance of the credibility of the prosecution's witnesses, and

(2) that the accused will be convicted if he does not give evidence himself.

He would virtually be required to waive the right given to him by the

Tribunal's Statute to remain silent.83

An analysis ofKordi--the case spawning the seminal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proper application of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at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is thus warranted.

First, the Trial Chamber in Kordid seemed satisfied that because other

trial chambers a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were using a standard lower than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using a lower standard was the appropriate thing to do." Without any

analysis, the Trial Chamber indicated that "[i]mplicit in Rule 98 bis

proceedings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determination made at the

halfway stage of the trial, and the ultimate decision on the guilt of the

accused to be made at the end of the case, on the basis of pro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 Trial Chamber failed to provide any basis or

reasoning for that distinction.

Next, the Kordid Trial Chamber looked to the Trial Chamber's

"Decision on Defence Motion to Dismiss Charges" in Prosecutor v.

Tadid," the Trial Chamber's "Order on the Motions to Dismiss the

Indictment at the Close of the Prosecutor's Case" in Prosecutor v.

Delali6," the Trial Chamber's "Decision of Trial Chamber I on the

 

Defence Motion to Dismiss" in Prosecutor v. Blaikid," and the Trial

Chamber's "Decision on Motion for Withdrawal ofthe Indictment against

the accused Vlatko Kupregki6" in Prosecutor v. Kupregkid."

The Trial Chamber in Tadid merely held-without citing any

 

authority-that, because it would ultimately determine whether each

count was proven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entire case, it would only determine whether the evidence presented was

legally sufficient."o

In Delalid, the Trial Chamber held that a motion for judgment of

acquittal will be denied if, "as a matter of law, there is evidence before

it relating to each of the offences in question for the accused persons to

be invited to make their defence."9' There was no analysis as to the

foundations for this principle nor did this decision cite any jurisprudence.

After citing Tadi6 and Delalid, the Trial Chamber in Blakd.W held:

CONSIDERING that, on these legal foundations, based on a strict application

of the spirit and letter of the Rules, the Trial Chamber limits the review

of the Motion:

[1] in fact: to the mere hypothesis that the Prosecutor omitted to provide

the proof for one of its counts;

[2] in law: to the mere hypothesis that the Prosecution failed to show a

serious prima facie case in support of its claims.

That decision was made without any legal analysis as to the foundations

for this principle nor did the decision cite any jurisprudence for that

Holding.

 

Lastly, the Trial Chamber in Kupregkid merely referred to the test

enunciated in Tadid and dismissed the motion to withdraw the indictment

because the Trial Chamber wa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re was "evidence

as to each count charged in the indictment, which were it to be accepted

by [the] Trial Chamber, could [have] lawfully support[ed] [the] conviction.""

Other than referring to Tadi6, the Kupreikid Trial Chamber did

not provide any legal support for that standard.

Kordid then examined the practice in five domestic jurisdictions-

England and Wales,94 Canada," Australia," the United States, 97 and

Spain 9 8-and found "the test that is applied on motions for acquittal at

the end of the Prosecution's case is not the high standard of pro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9 However, the practice referred to in England and

Wal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Spain is in relation tojury trials, not bench

trials.'o As explained above, the low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 is used

 

in jury trials because the judge is precluded from usurping the factfinder's

role. As such, the jury trial practice in these jurisdictions

provides Kordid no support. Next, Australian practice allows for ajudge

to acquit a defendant after the close of the prosecution's case'o' and is

 

in direct contradistinction to Kordid.

Finally, Canadian practice is the lone exception that does provide some

support for Kordid's proposition. However, in Canada-per statutory

requirement-the fact-finder can only render a verdict after the defendant

declares, after the prosecution's evidence, whether the defendant intends

 

to call a defense case (and upon such an affirmative declaration, after

hearing the defense evidence).102 Notably, there is no such requirement

 

in the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 at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nor

in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sequently,

Kordid's citation to Canadian procedure does not support

Kordid's proposition.

Ultimately, what happened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was that a meager

legal analysis emanating from the domestic practice in jury trials was

applied to the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non-jury trials. Of

course, the jurisprudence demonstrates worry that the court would usurp

 

thejury's function and, as such, would allow only for a court's determination

as to legal sufficiency on a motion for ajudgment of acquittal. This

led to a fundamental misunderstanding of how such a motion should be

decided in non-jury trials and a failure to recognize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trial judges to usurp the fact-finder's function because the trial judges

themselves are the fact-finders.

Further propounding this misunderstanding was (1) the misapplication

of the standard of appellate review (as in Tadid and Aleksovski) as the

standard for a trial court's determination, (2) reliance on a "consistent

pattern"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solely a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

(although this pattern developed without any forethought),' and (3) a

demurrer to the trial chambers' ultimate responsibility of determining

guilt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t the close of the trial. What remains

is a very low hurdle for the prosecution to meet for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to be denied. Thus, "since the denial of such a

motion is, in no sense, an indication of the view of the Chamber as to the

 

guilt of the accused on any charge, little meaningful guidance is provided

to the accused in connection with his defence case.""

As highlighted in Kunara6, the jurisprudence implicitly prefers-in

attempts to avoid the twin perceptions that the accused has to persuade

the trial chamber "to alter its acceptance of the credibility of the prosecution's

witnesses" and that "the accused will be convicted if he does not

give evidence himself'-the defense to call a case instead of holding the

prosecution to its evidentiary burden of 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05

It should be the opposite.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held to its

burden. If, and only if, the government has satisfied its burden of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 defendant may then

choose to waive his right to silence. Indeed, if the trial chamber finds

that the defendant is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 government

has discharged its burden.

VII. The Invitee: The Proposed Rule 29(e)-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Nonjury Trial"

To remedy the problems previously discussed, the autho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addition to Rule 29:

(e) Nonjury Trial. After the government closes its evidence, the

court on the defendant's motion must ente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of any offense on the ground that the government did not prove that

the defendant is guilty of such offen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Note, with this proposed rule, the defendant may-but is not required

to-make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Further note that the

 

language in the proposed Rule 29(e) would require the court, upon such

a motion, to make a decision-without reservation-on the motion.

Of course, if acquitted on one or more counts, double jeopardy

attaches. If the bench indicates, upon decision of the motion, there will

be a conviction on one or more counts, the defendant may elect to call

a case and may elect to testify. The proposed rule does not include the

prospect for a defendant to make a motion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evidence.'o

Just Desserts: Conclusion

"[I]t may fairly be said, that, so soon as a man is arrested on a charge

of crime, the law takes the prisoner under its protection, and goes about

to see how his conviction may be prevented."' Elevating the standard

in determining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from prima facie to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is the "forgotten" protection that a criminal

defendant deserves. Odd would be the prosecutor who would fuss about

elevating the standard. After all, the government bears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nd if the

government cannot do so on its own evidence, the defendant must be not

gui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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