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判断题  1920年11月，孙中山指出：“有人说推翻清室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了，这话实在错了，即如我们住的租界，外国就要用治外法权来压制中国人，这还是前清造成的恶果，现在清廷虽然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压制的……所以我们还是三民主义缺一不可的。”这番话表明孙中山
[? ]
A．仍坚持原来的三民主义
B．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
C．在反帝问题上模糊不清
D．仍不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

2、判断题  下列思潮在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是 ①民主和科学 ②实业救国 ③民主共和 ④君主立宪（?）
A．④③②①
B．③①④②
C．①②③④
D．②④③①

3、判断题  一般认为，西学东渐是指西方学?术思想和文明成果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这种潮流不断加强，期间涌现了许多代表性人物，例如下表中的几位人物：


请回答：
（1）从对“西学东渐”的认识和实践的角度，概括他们各属于哪一派别，并按派别将其分为四类（每一类两人，不用写人名，只写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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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述四派人物向西方学习的态度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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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上述人物的实践经验和教训，谈谈在今天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外国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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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判断题  不论是寻求富国强兵，还是挽救统治于危亡，改革都是重要手段。结果是如愿以偿，抑或是事与愿违，改革都是改革者应对时局诉求的回应。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856年，亚历山大二世向莫斯科贵族发表演说，他说：“到处在谣传，我要给农民自由，这是不公正的，……但是，遗憾的是，农民和他们的地主之间存在着敌对情绪，并因此发生了许多不服地主管束的事情。……因而，从上面解决要比从下面解决好得多。”?
——摘自孙成木《俄国通史简编》?
材料二 1868年4月的一天，天皇率领群臣宣读誓词：“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大展经论；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必人心不倦；破历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力振兴皇基。”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五条誓文”。?
——自人教版历史选修一?
材料三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上谕说：“……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土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教空疏迂谬之弊”。以皇帝名义“诏定国是”，其目的是“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
——摘自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材料四 “予之定名中华民国者，盖欲于革命之际，在破坏时则行军政，在建设时则行训政。所谓训政者，即训练清朝之遗民而成为民国之主人翁，以行此直接民权也。有训政为过渡时期，则人民无程度不足之忧也。”“除宪法上规定五权分立外，最要的就是县治，行使直接民权。”
——孙中山《论三民主义》（1919年）
（1）“转折”是一个常用词。《现代汉语词典》中的一种解释是：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改变原来状况，如方向、形式等。在历史上促进社会发展，实现社会转型的变化就是转折。请你根据所学知识，按要求回答：

（2）依据材料一、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三国改革的侧重点分别是什么？共同的局限性是什么？三国改革对三国君主统治分别产生了什么影响？
?
（3）三国改革出现了不同的结果：俄日崛起，中国改革失败。请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思考日本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
（4）尽管改革失败，但中国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矢志不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最终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根据材料四和所学知识概括，与近代西方民权思想相比，孙中山的民权思想有何显著特征？
?

5、判断题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传教士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面临如何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本土信仰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英国传教士杨格非驴非1877年说：“我们来华不是为了开发资源，不是为了促进商业，也不仅仅是为了促进文明的发展，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拯救世人摆脱罪恶，为基督征服中国。”事实上，传教士的确把传教事业视为“文明”对“野蛮”、“福音”对“异教”的征战
令传教士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文化的式微并没有带来基督教在中国的胜利。由于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主义在20世纪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工业化浪潮的推进，越来越深入人心。理性主义倡导以理性的态度和怀疑的精神对待一切，反对迷信和盲从，对宗教构成巨大挑战。特别是现代科学的发展展现了理性的巨大力量，动摇了基督教神学的根基。
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和政治精英也把理性主义的成果——科学——视为拯救中国的良方，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都以科学为武器批判宗教蒙昧，坚信基督教代表落后和保守的力量。理性主义的胜利还带来世俗主义思想的盛行。世俗主义的盛行使人们失去对彼岸世界的兴趣，只关心现实的生活，削弱了宗教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则冲击着传教运动所预设的东西方不平等的关系，引发了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主权运动。一些传教团体日益感受到东方民族主义兴起的冲击，认识到“任何地区的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可能继续奉行自己在种族上比其宣教对象优越的立场”。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击了西方人，包括教会人士，对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信心。正如威廉·里尔牧师1919年指出的，“如果基督教国家不能像基督徒绅士那样和平共处，我们就不要谈论什么基督教文明”。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东方，西方优越和福音正义的观念，都因一战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
1919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葛德基在《亚洲》杂志上撰文指出，一个回美国度假的传教士在远东居住一段时间后，他却开始向美国人介绍远东的文化遗产，并在远东文化的影响下修正自己的建议。1925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华盛顿会议上，与会5000名代表表达了融合所有文明中优秀成分来建立基督秩序的愿望：所有这些现象被称为“改宗”。“改宗”不是指传教士改变宗教信仰，而是指传教思想，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文化征服者变成了文化合作者；从一个敌视儒家传统，企图把基督教强加给中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变成了欣赏中国文化的伟大和优秀，并积极倡导宗教合作和文化交流的人。
——摘自王立新《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演变》
结合上述材料，论证“传教士在中国的失败”这一结论。（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准确，多层次、多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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