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几名法官悄悄走进四川省彭州丹景山镇新春村4组，访邻寻里地打听一对夫妻有没有信守承诺地恪尽孝道。原来，今年102岁的老人李南一直由两个儿子轮流照顾，但去年5月，因为搬迁安置房子，两兄弟闹了不愉快，影响了对老人的赡养。百岁老人一气之下到法院打起官司。法官对此案作了详细了解，又叫来当地村委会进行调解，没几天，老人气消了，主动撤诉了，这才有了这次的“法官家访”。

就像法官所说“这种赡养纠纷，我们都很重视，不是一敲法槌就能解决的”。的确，对于老人赡养案，对于涉及老年人特殊权利的案件，不能以为简单地、机械地按法条作出判决，就算万事大吉。这样看似在法律程序上解决了问题，但可能把矛盾埋得更深，让各方的心理芥蒂更重，甚至因为判决本身的“终局性”，反而把问题打上死结，进一步使矛盾僵化。

就像这起案件一样，很多赡养案本身不是一个简单要求子女支付赡养费的问题，背后可能是家庭兄弟姐妹之间几十年的恩恩怨怨，还会涉及到拆迁、土地补偿等利益相关问题。司法既要“化繁为简”，将错综复杂的家庭矛盾“一断于法”;又要“化简为繁”，基于法律的原则，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为不同家庭定制不同的解决方案。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系列婚姻家庭典型指导案例，其中就明确“不得以财产分配不公为由拒不履行赡养义务”。“羊羔跪乳，乌鸦反哺”，子女赡养父母是法定的义务，是无条件的，不以父母的相关财产分配为先决条件。法院判决子女履行赡养义务是必需的，但这种定分止争也仅仅是司法服务的初步。

尊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命题，还应当看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中国日益面临“老龄化”压力的当下，对老人的制度性保障需要有法治的强力支撑。关于家庭和法律的关系，一方面，近年来以《反家庭暴力法》为代表的国家宏观法律，更多直接介入家庭生活，让家庭关系更“有法可依”;另外一方面，司法机关正在发挥能动性，不再满足于一个“消极的裁判者”的角色，司法以更柔性的状态参与调解家庭矛盾。

就中国现实而言，绝大多数老年人选择“拿起法律武器”去打官司，是希望司法能够作为家庭关系的调解力量，而不是等待一个机械的判决。甚至不少个案中，老人起诉子女“常回家看看”，也是希望得到社会更多的关爱，让子女更重视自己。

这一切就是中国司法的“地方性知识”。对此，中国司法需要充分发挥《民事诉讼法》等赋予的调解职能，和村委会、居委会等自治组织发挥合力，不仅是在法律层面上解决老年人的问题，更要在生活现实中解决问题。从这个角度说，“法官家访”是一个切实维护老年人权益的现实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