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温州瑞安市醉驾男子张某在完成30小时社会服务后，该市检察院对其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事情虽小，却引发广泛关注，原因在于让犯罪嫌疑人参加公益服务，以此作为醉酒驾驶不予起诉的条件，这在国内尚属首例。网友们的疑惑在于：这样处理，是否与刑法中“醉驾入刑”的规定不符?单单处以社会服务的惩戒，是不是轻了点，能起到打击醉驾的作用吗?对于醉驾的惩治力度开始松动了吗?针对这些质疑，我们可以从合法性与合理性两个角度来探讨。

关注“醉驾入刑”的读者可能注意到，今年5月最高法印发《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其中对醉驾有这样的表述：“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很快，浙江省高院印发《关于办理“醉驾”案件的会议纪要》，其中有这样的表述：“醉酒驾驶汽车……酒精含量在140mg/100ml以下，且无上述从重情节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从上述规范性文件看，瑞安市检察院的相关规定确实有法可依，现实中，醉驾男子张某的情况符合以上情况，做出不起诉的决定也在情理之中。甚至可以说，瑞安市检察院要求张某完成30个小时公益服务后才能免于起诉，反而是比上级文件增加了免于处罚的条件，提高了不予起诉的门槛。

那么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规定是否意味着“醉驾入刑”已经松动?实际上，公众对“醉驾入刑”的说法存在一定误解。“入刑”并不意味着“判刑”，而是醉驾被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因此，根据司法实践对醉驾的量刑进行细化，无论是加重处罚减轻处罚，都不意味着“醉驾入刑”的原则有所松动，反而是醉驾入刑在量刑层面更加规范化、科学化的具体表现，同时能够充分体现罪刑法定、宽严相济的刑事原则。

合法性有了，还要看是否合理。从其它国家的司法实践看，判处犯罪嫌疑人参与社会公益服务，以代替拘留、监禁等刑罚手段，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经验。而在中国，这样的司法实践不多，公众的接受度也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长期以来对法律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法律的惩戒、威慑、处罚等属性上，而很少关注法律本身具有的帮教、引导、纠偏等社会功能。像瑞安市这样安排醉驾者学习交通规章、担任交通劝导员，不仅能起到惩戒和约束作用，更能产生警醒、强调、教育的效果，同时也能对区域内交通治安产生一定积极影响，实现了多方位社会效益，可以说一举两得。

当然，对于这样的司法实践和探索，我们同样需要保持审慎和耐心。比如，什么样的犯罪嫌疑人适用这样的规定?参与社会公益服务的效果应该如何评价?如果在公益服务中态度不端正，又该如何处理?怎样避免犯罪分子借助这样的规定逃脱惩罚?这些细节都应当经过科学、规范的论证和审查，并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既要给情节显著轻微的违法者改过自新的机会，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无视法律、轻视公共安全的犯罪分子，这是瑞安市司法机关应当思考的问题，也是今天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