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劳教见证制度文明进步的力量，折射上下互动共同推动法治中国的共识

　　在2013年即将落幕之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这一存续半个多世纪的制度从今走向终点。这是我国法治建设不断推进中的又一重要举措。

　　制度的变迁总是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也显示出与时代的“对位关系”。劳教制度的雏形，是1955年针对不够判刑的“反革命分子”等进行的特殊“管理方式”。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被批准，宣告这一制度的诞生；1979年11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意味其作为一种维护社会治安的措施被启用；1982年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开启劳教制度普遍化适用阶段。可以说，在50多年的时间跨度内，从诞生、运行及至最后的废止，这一制度都有着它的现实背景和历史意义。

　　粗略回顾这段历程，不难发现，劳教一直都在寻求自身的合理性，以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对制度的需求。在功能目的上，从当初的“政治控制”到后来的“治安控制”，再到近年来用于维稳需要，其在实现违法和轻罪行为的矫正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也有利于维护特定时期的治安秩序。

　　但是，旧制度在寻求合理性的过程中，总会遭遇到一个自身难以突破的极限。当2002年劳动教养适用对象扩大为“十种人”之时，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也是轻舟已过万重山，法治意识的增强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使得实践中大量适用的劳教制度受到挑战。尤其是随着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劳教制度日渐显现出缺陷。

　　劳教制度最终走向消亡，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提供给我们一个普遍性的启示则是：与人一样，国家法治的肌体，也需要经常洗洗澡、治治病。如果说当年“收容遣送办法”因孙志刚事件而废止、旧拆迁条例因各种强拆事件而终结，那么此次通过法定途径废止劳教制度，则更接近于主动的清理，意味着公民自由权利再一次得到伸张，宪法的权威和尊严再一次得到维护。

　　法治首先乃良法之治。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宪法是最高 法、根本法。正如习 近 平 总 书 记所说，“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宪法的有效实施，要求其他法律法规与宪法相违背时，能够得到快速而果断的制止和追究。对此，我国宪法将“监督宪法的实施”职权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使其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从这个角度看，此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职权废止劳教制度，正可感受到宪法实施的脉动。

　　在法治的长征中，当我们若干年后回望劳教制度的废止时，或许能够清晰感受到这一时刻的历史性意义。废除劳教清除的不仅仅是违宪的旧规范，清洁的也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肌体健康；在更大的意义上，它见证了制度文明进步的力量，折射出上下互动共同推动法治中国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