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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四川大学副校长安小予落马后，浙江大学副校长褚健日前也被批捕。尽管之前也有不少学校因腐败问题，一些负责人相继落马，但是比起这次密度如此大，“出事”的学校如此有名，还是让很多人始料未及。

　　人们吃惊之余，再次把目光聚焦在教育腐败上。“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再穷不能穷教育”、“教育的背后是民族”……这些耳熟能详的话语，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对社会、个人而言，无不反映出对教育的重视。近年来，国家一直在逐年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一些家庭更是为了孩子能上个好学校，考个好大学，不计成本。因此，当我们耳闻目睹这一桩桩发生在教育领域腐败案时，尽管只是少数，也着实让人寒心，乃至失望。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学校，尤其是高校这一在常人眼里的“净土”，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归根结底，还是制度的原因。要么是行业制度不健全，要么是有令不行，有禁不 止。纵观近年来教育领域发生的腐败案，几乎全部出自基建工程、招生就业、后勤采购管理、科研经费、教材教辅等方面。尽管案情各异，但手法却何其相似——拥有巨大权力的校领导或者某方面的负责人，因缺少监督，面对巨大的金钱诱惑，信仰缺失而堕落。

　　具体而言，制度层面的第一个诱因是，相对于一些学校快速的扩招和扩建，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校，并没有真正形成与其相匹配的周密、严格的管理和监督机制。有的学校连续多年“大跃进式”的扩招，以及竞相跑马圈地的扩建，使得其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校概念，而是一个动辄师生上万、建设及采购项目众多、资金流物流频繁的巨大经济体，说白了就是个小社会。面对这个小社会，管理制度显然没跟上快速扩张的步伐。

　　其次，高校“自主管理”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让“一把手”的权力过于集中。一方面，那些负责基建和采购的校领导、处长们，作为某个项目的“一把手”，拥有计划审批权、合同签订权、付款批准权、项目分包审批权等，权力过大，就容易搞“一言堂”，就容易滋生腐败；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自主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让审计部门形同虚设。外部的审计部门一般不好插手，学校内部的审计部门“抬头不见低头见”，多数也是做做样子。尽管现在一些学校通过教代会以及校务公开等加强校内的民主监督，但这些所谓的监督很难触及到基建、采购、招生就业和科研等领域。

　　再次，主管部门的“鞭长莫及”和信息的不公开透明，也是滋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有人会问，主管部门去哪了？现行体制下，无论对部属高校，还是省属高校，主管部门往往只管其经费的划拨，报表的审核等，至于高校怎么“花钱”，基本上自己说了算。为了遏制和防止乱花钱，教育部组织研究制定《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规定，高等学校必须公布包括财务、学校经费来源、年度经费预决算方案，仪器设备、图书、药品等物资设备采购和重大基建工程的招投标在内的信息。但是办法实施3年多来，效果并不是很好。对那些“关键”的信息，谁也不愿意主动公开。

　　除了上述这些重要原因，“小病因”也不可小视。现在很多学校，一方面除了财政拨款之外，自收自支的项目名堂繁多；另一方面，学校的很多项目都是临时抽调的人员作为管理人员，与那些专业机构相比，他们的操作更加随意，防范风险的能力更弱。这也为滋生腐败提供了土壤。

　　既然制度不健全，既然不能令行禁止，如何才能彻底遏制教育腐败？专家学者认为，唯有改革才能赢得未来。改革改什么？改革办学体制，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尤其要明晰大学校内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关系。同时，真正推行阳光治校，让全体师生在治校过程中，充分享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评价权。另外，通过改革健全制度，从小处着手，至少让那些已有的信息公开、民主监督等方面的制度真正落到实处，不再是一纸空文。唯有如此，不敢说杜绝，至少让教育腐败案，不再呈“前赴后继”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