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文对小学升初中就近入学工作提出新的目标，向包括北上广在内的19个大城市下“最后通牒”，要求在2015年实现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90%以上的初中划片入学;逐步减少特长生招生学校和招生比例;到2017年，重点大城市95%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

北京市是“小升初”问题特别突出的大城市，对其他地区有重要影响。由于利益集团势力强大，政府监管乏力，北京的小升初乱象丛生，成为市民最不满意的问题领域。最近北京市教委推进划片就近入学的方案，主要是取消推优，将特长生比例减至5%以内，以及加大优质高中指标下放的比例，今年达到30%，明年40%。这都是真招，体现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正视问题、真抓实干的态度。

但是，北京市要真正达到90%划片就近入学的目标，只采取上述措施显然是不够的。小升初形成的五花八门的招生渠道，包括重点学校举办“坑班”提前“点招”、高收费的择校生、推优、特长生、共建生、条子生等十余种，比例约50%强。大范围实现就近入学，关键就是要关闭这些“旁门左道”。其中，“共建生”是最具北京特色的政策，即国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与重点学校实行“合作共建”，获得部分重点学校招生名额，以满足本部门职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共建生的隐秘性很强，招生比例从未对外公布过。据调查，这一渠道约占重点学校生源的10%。以北京某中学为例，2011年共建生占新生的17%。显而易见，这种“拼爹”的择校赤裸裸地违反教育公平价值。

取消“共建生”，要害是限制权力，取消国家部委、大型企事业单位的这一特权。这一直是北京市小升初改革最为敏感和艰难之处。不久前，北京市教委表示从今年起取消“共建生”，一时群情振奋，人心大快，但此后该消息又没了下文。维系这一政策有一个十分雄辩的理论：北京的城市功能之一是“为中央服务”，现在上级机关要求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北京市能够怎么样?这的确是一个现实的困境。但是，今天有可能重新认识这一问题。

当前的小升初治理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是在深化改革和大力整顿吏治、反腐败、端正作风、走群众路线的背景下进行的。按照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这种以权谋私的行为是一种腐败行为，其性质远比公款吃喝更为严重，应当严肃对待，予以纠正，以端正党风政风。既然三公经费、办公室标准等都可以改，那么，以权择校真的就坚不可摧吗?建议中央反腐败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将取消“共建生”作为国家机关、中央企事业单位整改的内容。从实际出发，可采取逐年减少比例的办法，例如2015年降至5%以内，2017年完全取消。这一改革特别需要中央部委、大型国企以身作则。另外通过信息公开，加强社会舆论和公众的监督，严控共建生的招收，对违规的单位予以通报和处罚。

其实，维护共建生的理论和北京市的困境也是可以讨论的。如果真正依法行政，依法办学，义务教育阶段没有这些变相的重点学校，上级领导如何择校?我们上麦当劳、星巴克需要找关系、托人、写条子吗?所以，严格贯彻《义务教育法》，实质性地缩小义务教育学校差距，北京市还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