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孟山

近日，据报道，山东曲阜市出台新规：所有市级领导干部一律取消秘书配备，其事务性活动由各办公室统一协调安排。其中，包括曲阜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10位市级领导秘书配备取消。

对市级领导干部的专职秘书一律取消，被称作“新规”，可要看到，早在中办1980年出台的《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中就明确规定，正省部级以上领导才可以配专职秘书。也就是说，该市取消市级领导秘书，只是矫枉。说其是“新规”，无非是源于违规配“秘”现象严重——《中国新闻周刊》就曾爆出，95%地方领导违规配专职秘书。这数据有待核实，但它道出的秘书配备普遍性“超标”，亟待正视。

表面上看，违规配“秘”，只是增加机构臃肿幅度，但要看到，它易演变成部分领导的“专享式特权”。对有些地方来说，政府办公室的职能已涵盖了秘书功能，领导配秘书已非必需，很多时候，它满足的，不过是刷特权存在感之需——有些领导读博，秘书代做论文的现象，就是例证。针对这现象，河南省委办公厅还曾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干部在学习培训期间不准带秘书陪读，不准请人代为听课，不准请人代写学习笔记和论文。想来，这俨然是个冷幽默。

应看到，八项规定中，也明确提出“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它包括秘书配备。在此背景下，云南、河北、广西等地陆续清退“专职秘书”。如今年7月，云南省委办公厅就下发通知，要求“省部级以下领导干部，一律不准配备专职秘书”。

由此看，曲阜取消市级官员秘书之举，很难说是什么“新政”。值得关注的，是“底线下移”：本不该出现的怪状，演变成了正常现象;现在要纠偏，反而成了可资嘉奖的善政。要改变这畸形局面，说到底，要将清理违规配“秘”提上制度化治理日程，对清退不力的依规严惩，而不能止于行政自觉，抑或运动式治理。否则的话，对清理违规配“秘”的赞誉，恐怕很难杜绝，也只能是让人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