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启

“根叔”李培根卸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对于“根叔”这篇难掩遗憾的离任演讲，舆论普遍认为，“根叔”是在借离任演讲，指出当前当今大学办学的弊端，发人深省。尽吾心智而不至，可以无悔矣，这是一名职业化校长，面对当前教育问题必须有的态度，否则，只会空留遗憾与一声叹息。

“根叔”李培根卸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在3月31日发表的离任演说中，李培根说，这些年学校的发展有一些颇为遗憾的地方，据他自己估算统计，这些遗憾一共有19处。李培根除了提到一些学科发展未能尽如人意外，还表示，教师与学生的距离没有明显缩短，多数学生也未能脱离类似“教育生产线”的培养模式。

对于“根叔”这篇难掩遗憾的离任演讲，舆论普遍认为，“根叔”是在借离任演讲，指出当前当今大学办学的弊端，发人深省。相比那些在离任时只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官话、套话的演讲来说，“根叔”的离任演讲，出于自己的真情实感，那19处遗憾，更是处处敲打听众的内心。

但需要思考的是，是什么制造了“根叔式”遗憾?这19处遗憾，是根叔自己的遗憾，也是大学校长的遗憾，更是中国大学教育的遗憾;而这些遗憾，有的是教育体制制造的，有的是社会环境制造的，还有的其实与根叔自己也有关，有根叔自己的责任。

演讲中，李培根说道：“上任之初，我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在任期内能使学校的风气变得更好一些，希望在我们的校园里充满学气，有简单的文化，遗憾的是我没能做到这一点。”这种遗憾，显然不是因为校长无能，而是教育管理体制和社会环境的问题，这不是靠一个校长所能改变的。学校内部的行政机构庞大，但校长的职权难以推动行政机构改革，校长往往会被体制改变，而很难改变体制。因为上级部门对学校的管理，决定了学校的管理模式，上级部门对学校办学业绩的考核、评价，决定了学校整体的办学思路对上不对下。

我更关注那些与“根叔”自身关系密切的遗憾，因为这些遗憾，校长是可以在现行体制中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的，对于这些遗憾，校长们不要在离任时才说是遗憾，而应该在任上就避免遗憾，否则，在离任时才大发遗憾的感慨，却没有弥补遗憾的可能，为何不在任时身体力行做起来呢?

比如，根叔谈到自己没给学生尽可能创造自由表达的环境的遗憾。根叔曾在小范围内部讲话中表示，自己心中的大学校训应包括独立、自由和责任，但他在离任演讲中遗憾地表示，自己在自由、良知被某些僵化意识所遮蔽时，仍不闻不问，“即便对于希望有一点涂鸦自由的学生们，我也没有公开发出任何声音。在此，我要就我的沉默向他们表示歉意。”其实，对于鼓励学生自由表达，“根叔”是有很好的表态的，在2010年的新生开学典礼上，他就先后提到82个质疑，当时笔者就曾撰文，学校要创造鼓励学生质疑的环境，而不能把鼓励质疑停留在口头，现在“根叔”把这作为一项遗憾，这是何等的遗憾呢?

对于我国大学的问题，当今缺乏的不是批评、质疑。可以说，体制内的校长、教授对于大学问题的认识之深远超过社会对大学问题的认识，可是，对于改变大学问题，却鲜见实际行动，这其实是不应该的。尤其对于体制内拥有行政权、学术权的校长、教授来说，一边质疑教育问题，一边任由教育问题继续存在、发展，这也成为一种教育问题。在这种病态环境中，那些偶尔内心不安者，就显得高尚，这才是中国大学教育的最大遗憾。

推动教育改革，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系统推进，也需要自下而上的积极参与。自下而上的积极参与，在当前更具价值，这既可以促进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可在体制未变的情况下，在现有的办学空间中，减少体制弊端对教育、师生的影响。其实，教育整体的行政化、功利化，政府对教育、学校的管理方式是一方面原因，学校内部的治理高度行政化、功利化，也不可忽视。而在内部实行民主管理，推进行政权、学术权分权，校长是有作为空间的，比如已有大学校长宣布在任校长期间，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就做行政管理的工作;在学校财务管理中，公开所有财务信息，包括“三公”信息，接受师生、社会监督;在学生管理中，倡导学生自治，实行学生会民主选举等等。

尽吾心智而不至，可以无悔矣，这是一名职业化校长，面对当前教育问题必须有的态度，否则，只会空留遗憾与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