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社论

司法改革的核心，是责任调整和权力的优化配置，不仅涉及上下级法院，在我国现有体制下，也涉及政法委、公安、检察、司法行政、国家安全、信访等诸多部门。也只有“中央主导”，才能更具统筹性，更好地攻坚克难。

据报道，民众期待的司法改革方案，或许在4月份就将解开“面纱”。这次改革与前两轮司法改革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此前司法改革措施的推行，都是在既有的司法体制框架下的工作机制改革，而这一轮改革，则是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框架下统筹规划和主导的，被放在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盘子”里，极可能会在一些重大的、敏感的问题上动真格。

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责任调整和权力的优化配置，不仅涉及上下级法院，在我国现有体制下，也涉及政法委、公安、检察、司法行政、国家安全、信访等诸多部门，其作业面广、流水线长。前几次司法体制改革，具有明显的最高法和最高检推动、主导的色彩，主要进行了体制内的修补式改革，而司法地方化、行政化痼疾却并未得以割除，这也是一些地方冤案频现、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数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张氏叔侄案、唐慧案等严重侵蚀了司法公信力，这亟待国家通过司法体制的更新，以回应公众的公平期许。在这一背景下，将司法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框架下统筹规划，并由中央主导，可以针对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性障碍和深层次问题深入调研论证，提出更具宏观性的改革方案，这是重树司法权威、回应公众期待的积极举措。

中央统筹司法改革的意图，首先在于着力破除司法地方化、行政化沉疴。长期以来，司法机关的“人权”、“财权”由地方控制，司法部门与地方党政部门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潜滋暗长，而深厚的行政化色彩也导致了“谁都在办案、谁都不负责”的问题。但是，司法体制改革既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涉及复杂的部门利益，改革的阻力和压力非常大。中央主导司法体制改革，则可以有效地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也可以较好地破除部门利益阻碍改革的难题。

当然，司法体制改革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远远不只是“推动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就能解决的，即使是法官任免权上收至省级高院，也面临诸多难题，例如如何使这一改革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契合，从而使改革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展开;再比如，如何平衡中央、省级财政和市(县)级财政的经费负担问题，也需要深入研讨。这些问题，也只有交由中央统筹规划和主导，才能使改革在法律框架下进行。

只对法律负责、独立履行法律职能而不受干扰的司法系统，是法治国家最强有力的柱石，也是公民权利的坚强保障。中央统筹规划和主导，彰显了攻坚克难的决心，我们坚信，在中央总体部署和统一领导下，司法地方化、行政化的“痼疾”能够逐步破除，公正、权威而有效率的司法体制能够逐步确立，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也能渐次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