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

日前，这样一则帖子在微博与微信上流传，引人深思：

“一位北京工程师是个拿数字说话的人，他自费先购入PM2.5检测仪，并意识到了开窗的巨大风险。又买了一个二氧化碳检测仪，并意识到了不开窗的巨大风险。为解决两难困境，购入空气净化器，随后发现吸附式净化器的副作用，臭氧的风险。然后购入血氧检测仪确定自己是否处于亚健康……”

这位工程师的处境绝非个案，当下，我们身边的许多人似乎都生活在类似的焦虑当中：走着走着，你突然看见，由于自来水管的爆裂，前方的路面突然塌陷了。过马路时需要左顾右盼，因为你能保证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却无法保证别人也都能如你一样遵守交通规则。课余饭后，不敢让孩子单独一个人到楼下玩耍，一方面你会忌惮于治安环境是否足够让人放心，另一方面你更忌惮于污浊的空气会伤害孩子的身体健康。快递送上门，你得赶紧把写有个人信息的标签撕掉，因为你不知道写有家庭住址、姓名、电话的个人信息是否会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有人说，以上种种，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安全感缺失”。

安全感，一个复杂多元的个体感受，有关生命的安全，财产的安全，食品的安全，空气的安全，教育的安全。无疑，没有安全感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解决了公民安全感的问题才能建设稳定和谐的社会。

还记得吗?很多年前，当信用卡刚刚在国内普通消费者中推广的时候，人们常常谈论的话题是：发达国家的百姓往往习惯于提前支出、提前消费;而在中国恰恰相反，百姓宁愿省吃俭用，也要把钱存下来留作日后他用。尽管消费理念差异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我们深知，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资源的不均和制度的相对滞后，让中国人在生活层面安全感缺乏，才是导致中国人储蓄意识较强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今天的中国百姓为未来生活未雨绸缪的举动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这种未雨绸缪，提前预支的不是经济收入，而是对生活中一切不确定性的殚精竭虑。而担忧和焦虑的内容，也不仅仅是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相对传统的老问题，还包括就业、环境污染、社会治安、信息安全等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当越来越多的人感叹越来越不淡定的时候，“安全感缺失”似乎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集体无意识。

这种不淡定，容易滋生两种复杂的情绪，一种是盲目和非理性，一种是“不确定”感。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内曼研究发现的，“人在不确定条件下、不安全状态下进行的判断和决策常常是非理性的。”

有人说，任何形式的安全感缺失，归根到底都是因为害怕失去。而害怕的前提则在于，失去的风险难以规避。转型期社会的迅速发展，难免将发展中的大量矛盾和弊病在相当短的时间内集中和呈现，这些矛盾和弊病对人们生活的渗透是全方位、多层次的。

首先，中国社会城镇化进程迅速推进的过程中，农村以宗亲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结构正在逐渐瓦解，城市文明的消费文化对传统熟人社会的伦理道德构成了冲击，尤其在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诱惑面前，传统社会的价值共识变得异常脆弱。当经济利益在人际关系的权重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时，道德和情感上的不安全感也随之加剧，陌生人社会的陌生化程度也在升级。一个简单的例子，过去以“单位”为组织结构的社区中，几乎仍然延续了熟人社会的社交模式和情感关系，但在今天商品房构成的“小区”里，几乎家家都关起门来谁也不认识谁。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的速度是迅疾的，是与整个转型期社会的整体发展速度相匹配的，这也正是许多大城市移民在城市生活多年后仍然无法找到归属感的原因之一。

其次，中国社会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也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心态。改革涉及的所有领域中，距离民生越近的，对社会心态和情绪的影响越显著。比如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资源有限、分布不均衡、发展不协调等，一直都是社会保障和民生领域存在的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国家相关部门近年来做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但发展中的机制障碍仍然没有彻底突破。如何在个人发展中获取更多的优势资源、如何在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中获取更多更好的机遇、如何从国家和社会保障机制中获取更可靠更充分的依靠和支持……种种社会发展中必然经历的不确定性难以在短时间内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在客观上形成了这种不安全感。

转型期社会“安全感缺失”造成的情绪表征是显而易见的，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的考验和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面对这些问题，政府不仅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加以引导，更要在社会管理和保障的方方面面有所举措。

当然，安全感的建立，还有赖于全社会的共识。正如地震发生时，国民对他人“爱人如己”般的关注。从那一刻我们就该相信，没有什么灾难能把中国人打败，也不应该有什么坏消息能夺走中国人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