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林

内地幼儿在香港当街小便的事件成了这几天微博的热议话题。每当有这类涉及两地龃龉的典型案例出来后，两地网络上就会掀起一股浪潮，让人仿佛置身于水深火热的矛盾之中。但我这样在香港学习、生活数年的内地人一如平常，在网络之外似乎没有太多关于两地冲突的深切感受。那这种冲突究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还是被“建构”出来的呢?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冲突，基本上分为实质上的冲突和象征性冲突，前者是纯粹利益上的冲突，以“你抢了我的饭碗和福利”为代表;而后者更多的是感觉上的，大多是一种相对剥夺感，总觉得别人在无形中占了自己的便宜。香港与内地的这类冲突，是以哪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较为简单、粗略的一种考量方式，取决于社会阶层。香港的一些底层民众确实受到了大量涌入的内地人士的冲击，他们在求职和社会福利上确实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这些人与内地人士之间可能存在实质上的利益冲突。

然而，占香港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对于内地人士的态度是相对复杂的，一方面源源不断的“陆客”带来了丰富的商业利益和市场，与此同时他们也得忍受内地游客给香港带来的拥挤等各种“负面影响”。但整体而言，香港中产阶级对于内地人士的态度是变动的——若内地人士在香港遵纪守法，他们没有故意找你麻烦的动机;然而，他们对内地人士的态度，在媒体的过度曝光和大量社会运动的策动之下，也极有可能转为负面的。

而占香港总人口很小比例的上层阶级，大多是两地融合的获益者，他们更看重内地的广袤市场，一般不太赞成香港甚嚣尘上的民怨。因此，不少人认为，两地的融合程度与香港的贫富差距拉大之间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关联。香港本土贫富差距的拉大，也进一步使得底层及中层民众怨声载道，使得两地冲突不断表现出来。

不过，香港与内地之间目前表现出来的冲突也许并不全是坏事。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著名学者科塞就意识到社会冲突存在正功能的效应。通俗来讲，香港与内地的冲突在香港是社会民怨的“排气阀”。香港经济不景气等社会问题通过两地冲突这个管道爆发出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本地民众所承受的压抑，使社会在整体上能稳定而有序。而且，如果冲突不过于激烈，一个社会中的成员集体对另一个群体产生一定的负面情绪，还被认为是加强该社会凝聚力的一种良性方式。对于内地社会而言，如果来自香港社会的严苛要求甚至批评，在一种理性的宽松接纳下转化成了某种良性压力，那民众对于法治和道德观念的反思也许会更及时更深入。

某些冲突看似是负能量，但其在传播过程中也存在着转化和发散出正能量的可能性。内地人士最开始指责香港人“小题大做”、有“优越感”，但慢慢地也意识到，在另一个相隔很近的社会中，他们的准则原来是那样的，而且那样似乎更好一些。一来二去，内地民众的价值观念也就随之大大改进了。2012年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进食事件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但如今在香港已很少见到地铁进食案例。经过这样的事件之后，内地人士知道了香港人的态度和行为准则，到了香港后也慢慢格外自律起来。

现在，在香港经常看到内地同胞在手扶电梯上自觉靠右站稳，让出左道给他人通过，自觉排队现象也愈来愈多。可见，两地冲突是一种价值观相互摩擦和碰撞的必然过程，其效果有时可能比平和的渗透与融合更好。反观不少社会的文明发展进程，大多是在与其他文明的磨合中一步一步改进的，因此，对于目前香港与内地冲突中的某些矛盾，似乎不宜持非常悲观的态度。

正如在这次内地幼儿在香港当街小便事件中，由多数网民为幼儿的父母辩护的代表性观点来看，已经呈现出很强的理性色彩。若是当事幼儿的母亲没有用纸尿布接住孩子小便，没有此前找厕所的努力等，他们的行为可能会更少地得到谅解。这其实也是在慢慢提高内地人士对这类行为的底线和接受基准。下次若再发生类似事件，若非出于更特别的原因而在公共场所小便，也许就无法在网络上得到更多道德上的声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