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5月5日晚，网上一篇《武汉大学素质教育讲堂成员集体辞职书》的日志刚一贴出，就在武汉大学引起了反响。这封源自该校品牌项目“素质教育讲堂”主页的辞职书，与一个小时前学校社联网站的部长级干部公示名单针锋相对。信中写道，日前学校学生社团联合会(以下简称“社联”)举行的部长级干部竞聘中，共有6名同学参与了素质教育讲堂(以下简称“素讲”)项目部部长和常务副部长的面试，但是在校社联网站上发布的公示名单，当选素讲部长的人却并没有从6名竞聘人中产生。(《中国青年报》5月9日)

对于学生的集体辞职，可以有多种解读，诸如，高校社团管理的行政化，有关职能部门不尊重学生的权利，漠视公平公正;高校学生管理要讲民主，而民主必须遵守基本的游戏规则——最终当选者居然不来自应聘者，这完全是不把规则当回事。而笔者更关注的是，这一行为富有学生自治的色彩，是对学生权利实行救赎的一种方式。

如果没有这封集体请辞信，这件事不会“闹”得这么大，也不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而学校社联的负责人们，也可能没有想到学生会做出这种举动——往往，顾虑到上级领导的权威，学生们大多会选择息事宁人，而不会与上级领导“对着干”，但这次学生们没有屈服，而是站了起来，大胆地说“不”。

我们说现代大学要有“学生自治”，真正的学生自治，就该是这种对自身权利的坚决捍卫，不容忍公平、正义被践踏。但这在现实中很少发生，相反，我国大学的学生组织越来越官僚化，学生干部也充满官气，深谙官场规则，在学生会、学生社团干部选拔中，“潜规则”盛行，而大家对此也见怪不怪。武汉大学学生的请辞，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是因为这种行为在高校中太少见了。

维护自身权利，当然不只请辞这种方式，还有起诉、协商、沟通等途径，但请辞在现实中有其积极价值，鲜明地传递了学生的反对意见，是对底线原则的坚持。同时，也会通过这一行动，引起社会关注，进而促进事情的解决，就像现在，武汉大学校社联的不规范运作被公之于世，学校有关部门就会认真对待。

针对我国大学的教育、学术问题，当前迫切需要这种说“不”的勇气和行动。近年来，我国大学教育腐败、学术不端频发，很多教授对大学的管理模式、考评体系严重不满，可是，鲜见有教授站出来明确反对，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决策说“不”。这有多方面原因，一是行政权力过于强大，行政权力可以轻易打击说不的教授，让其边缘化，因此，教授选择不说。二是教授们各有各的利益盘算，总担心自己的利益因坚持原则而受到伤害，于是在维护大家的权利时普遍“退缩”，久而久之，行政的力量越来越强大，高校的行政化就是这么加剧的。

现代大学除学生自治外，更重要的是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因此，需要形成学术共同体，包括在大学组建独立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负责教育和学术事务的决策。在面对行政对教育、学术的不当干预时，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应该站出来维护教育和学术的尊严，对行政力量说“不”。

要推进我国教育改革，真正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教育管办评分离，需要行政部门壮士断腕的勇气，也需要一线师生争取教育权、学术权的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