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潜之

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住在危楼中的民众，都不能仅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而应多一些大局意识长远意识

浙江奉化、上海虹口相继发生塌楼事件后，住建部发通知要求各地尽快对老楼危楼开展安全排查。据初步统计，北京全市共有800余栋简易住宅楼达到危房标准，这些楼房大多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设计寿命原本只有20年，目前全都处于“超期服役”状态。虽然政府部门早就制订了腾退拆除计划，但因难以谈妥安置补偿协议，很多危楼的腾退拆除工作难以顺利开展。(5月12日《新京报》)

在发生塌楼事故后开展老楼危楼排查，多少有几分“运动式整治”的色彩。但从客观效果来说，“运动式整治”总好过“不作为”。在住建部发出通知后，各地政府都及时制订了危楼腾退拆除计划，这对于解开危楼困局具有积极的意义。不过，腾退和拆除危楼涉及复杂的利益博弈，很容易因拆迁难而成为一个死结。

老楼危楼应该如何妥善处置?据有关部门介绍，如果对这些老旧简易楼进行原地加固改造，每平米的造价都高达1万元到1.5万元，加固工期长、周转费用高，加固的价值很低。除了极个别能够反映时代特色的公社大楼，能够以建筑遗产的身份予以原地加固和保护，其他绝大多数老楼危楼都将面临被拆除的命运。

拆除重建老楼危楼，补偿安置问题就成了一个主要的冲突源。以北京为例，政府对简易楼居民的安置原则是就地安置、异地安置与货币补偿相结合，鼓励异地安置。但是，老旧的简易楼基本都位于中心城区，安置对接房却大多在五环外，住房条件虽不错，但医疗、教育等条件肯定不如原居住地，这让很多人都不满意。

排除危楼隐患是政府的分内之事，民众为安置补偿据理力争也在情理之中，难道这个死结将无法打开?要解开死结，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住在危楼中的民众，都不能仅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而更应该多一些大局意识、长远意识。

对政府来说，那些蕴藏着巨大隐患的旧楼危楼，无疑是不知何时就会爆炸的炸弹。一旦发生与奉化塌楼事故类似的事件，最终难免会升级为一场公共危机。既然如此，政府部门要化解危楼困局，就不能只考虑成本问题，而应尽量以合理的补偿方案劝导民众有序撤离，唯有如此才能体现政府的责任意识和公共情怀。

这种适度的妥协和退让，可能需要以较大的财政支出作为支撑。但是，“取之于民”的税收，本就应该“用之于民”，用财政资金安置危楼民众，具有充分的正当性。更何况，如果不及时排除旧楼危楼的隐患，在拆迁补偿方面锱铢必较，一旦发生塌楼致死的事件，政府部门要承受的经济损失和舆论压力恐怕都不会小。

住在危楼中的民众是这个困局的另一主体，要避免旧楼危楼腾退改造工作成为死结，也需要这些人的积极配合。现实中，有许多人都守着一栋破旧的房子，希望能熬到拆迁时获得一笔巨款。这种渴望一夜暴富的心态，虽然可以理解，但显然并不值得鼓励。因此，希望那些“钉子户”们，别以公共安危“敲诈”政府。

当然，北京今日遭遇的危楼困局，其实在全国各地基本上大同小异。这个由于历史原因所致的烂摊子，启示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如果不想在未来面对更多新的危楼困局，今天在建筑质量监管和城市规划方面，就应该汲取教训，将每一个环节的工作都做到位，不要埋下隐患。毕竟，对现在负责，实质上也是对未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