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东方早报》报道，37岁的贵州兴义农民王光荣不久前割腕自杀，因为缴不起4个孩子22500元的“超生罚款”，而不交钱意味着孩子上学将受阻。

计划生育是国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绝对不能把计生当做“筐”，什么都往里装。动辄捆绑“计生证明”，不过是打着“计生”的幌子，进行行政乱作为。根治这种计生乱象，需要通过清理“计生证明”的“捆绑”乱象，彻查行政乱作为。所以，鉴于计生捆绑，乱象丛生，更应该及时清理，维护国策的严肃性。

王光荣唯一的儿子手捧父亲遗像。早报记者 杨一 图

“计生捆绑”还要引发多少悲剧

社会治理中一些坏的办法，总是一再地引发更坏的结果，王光荣之死正是一例。王光荣的死与“超生罚款”之间的联系，不会因为当地的“辟谣”而不存在。在报道中，王光荣的妻子表示，就在丈夫自杀的当天下午，三女儿从下坝小学回来后，还向她要“计生证明”。“计生捆绑”把一个生命，以及他身后的这个家庭捆绑了进去。

近些年来，将计生政策与其他政策“捆绑”的现象并不罕见。最近《新京报》刚报道过，湖南武冈一户贫困家庭，由于超生迟迟申请不了低保，丈夫将瘫痪的妻子“扔”在乡政府，最后导致“农妇之死”悲剧。除了上学、低保之外，各地和计生捆绑的还有医保、落户、购房、结婚登记、身份证明等各种“土政策”。

现阶段公民应当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实现计生目的，就可以挟持公民权利。尤其是超生和交罚款的责任在家长，怎么能拿孩子的落户权、受教育权作为捆绑或代价?这种“捆绑”事实上是对于公民教育权利的挟持。而这种挟持的根本，则是社会治理中的“懒政”思维，更是公权力的犯规与越界。

在王光荣之死的报道中，一名当地人表示，“兴义教育部门对计生单位的要求有些迟疑，有教育系统领导提到不能因为计生工作让适龄儿童无法读书。”但是在不由分说的压力面前，这种迟疑是无意义的，反对更是无效的。而这种“捆绑”，不仅让一些地方的计生执法面临普遍合法性危机，也无法从根本上维护国策应有的严肃与效率。

愈是国策，愈应在法治之内依法行政。值得注意的是，兴义计生“捆绑式执法”还曾被视为一种柔性执法：在2004年前后，因计生执法不当，兴义发生过两名计生干部被杀的凶案。凶案发生后，相关部门探索计生执法的其他方式，将最初的强制征收变为较柔和的“捆绑式执法”。但是许多学龄儿童无法接受义务教育，以及王光荣最终割腕自杀的事实，还能表明这种做法是“柔和”的吗?

就在不久前，32名律师、学者联名的建议信，寄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呼吁尽快清理各地新生儿落户与计生挂钩的违法规定，在全国范围取消计生与户籍的捆绑，消除“无准生证不能上户口”的不合理现象。其实，不独户籍，任何关于计生的捆绑都应当被取消。

现在已有江西南昌、山东等地出台新政，取消计生与户籍捆绑，获得民意普遍支持。为了避免更多悲剧，为了敬重法治和民意，所有的“计生捆绑”现象，都到了该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时候了。

“计生捆绑”该清理了

小明掐指一算，与计生捆绑的不仅仅是户籍，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环绕身边生活，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小明翻阅了不少省份地区的有关红头文件，发现计生捆绑，有两个鲜明特点，一个是有章可循，一个是于法无据。

所谓“有章可循”，指类似于“责任捆绑”、“大捆绑”的字眼在不少地区的文件中比比皆是，有些作为工作机制在推行。

所谓“于法无据”，是说不少捆绑很难找到法律依据，比如不少地区将落户与计生捆绑，而根据《国籍法》和《户口登记条例》，户口登记部门应该对出生的中国公民予以登记，而不应附加条件。再如广州市番禺区规定凡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和《药品经营许可证》均需提供负责人的计生证明，而原卫生部颁布的《餐饮服务卫生管理办法》则未要求办理该证时须提供负责人的计生证明。

几乎所有这些“捆绑”，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配合当地计生工作的需要”。计生系统有一个有名的“三捆绑”，即政府干部与计划生育工作捆绑、计生办工作人员与计划生育工作捆绑、村(居)委干部与计划生育工作捆绑。(有些地区也称“政治、经济(资源)、责任”为“三捆绑”)

小明以为，深层次看，计生捆绑背后凸现的是长期以来的懒政思维。或许计生捆绑有诸如法律、行政等方面的问题，但最大的“好处”就是有效，立竿见影，这也就是在不少地区屡试不爽的原因。

也正因为此，一些地方政府力推“计划生育一票否决”，以计生的名义，盲目捆绑，涉嫌违法违规的同时，不仅给民众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引发怨恨情绪，也滋生了权力寻租的空间。

计划生育是国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绝对不能把计生当做“筐”，什么都往里装。所以，鉴于计生捆绑，乱象丛生，更应该及时清理，维护国策的严肃性。

小明建议，应尽快自上而下清理各地与计生“捆绑”的违法规定，切实实现“法无授权不可为”。尤其是警惕那些，打着计生的幌子，实则破坏计生工作的行为。

在社会管理中，计生的归计生，其他的归其他。同时，计生工作的思路也该好好转变了，特别是改变“以罚代管”的工作思路。(小明)

终结“捆绑式执法悲剧”要深层修复

居民因“超生罚款”自杀的例子此前也有，有的被地方政府否认，有的地方政府无法否认事实但把责任推到个别村干部身上。尽管兴义当地辟谣称王光荣之死与“超生罚款”无关，但种种迹象显示，很大程度上是“超生罚款”逼死了王光荣。对于这一悲剧，必须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

笔者之所以认为“超生罚款”是王光荣自杀的“罪魁祸首”，有很多现象可以佐证，比如，王光荣自杀时间恰恰是开学时间，王光荣自杀的当天下午三女儿还要“计生证明”;再比如，当地提到，学生携带计生证明“方能办理入学手续”，王光荣死后第二天当地政府紧急废除了计生与教育捆绑的相关文件，在时间上也非常巧合。

尽管当地政府在王光荣自杀后，废除了相关文件，王光荣妻子获得了一定的安葬费，当地政府还承诺帮其建房，但这些事后的“积极作为”无法掩饰自己在王光荣自杀事件中的责任。只有严厉追责，才能“杀一儆百”，避免类似悲剧在全国其他地方重演。

首先应追究直接“逼死”王光荣的“凶手”。在笔者看来，当地教育部门、涉事学校和计生部门都有责任。尽管当地教育部门对计生单位的要求并不满意，但仍然允许学校向王光荣家逼要“计生证明”，教育部门自然与学校都有责任。按理说，教育部门与学校应该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拒绝计生与教育捆绑，但却没有做到。

显然，当地计生部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计生部门不要求教育部门和学校要“计生证明”，王光荣无疑不会自杀。我们还要意识到，一般的计生部门是无权要求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只有当地政府既管计生又管教育，才会要求教育部门执行捆绑政策，因此，必须追究当地政府相关领导的责任。

其次，贵州的“土政策”—即把计生与教育捆绑的“双诚信双承诺”文件，这一文件的制定部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土政策”，基层政府部门才有了“捆绑执法”的依据或者动力。除了要追究有关方面的责任，还要废除这一“土政策”或者修改其中的不合理条款。

据悉，很多地方存在计生政策与住房、入学、医保，甚至暂住证绑定执行的现象。国家相关部门如教育、人社、住房、卫计委、公安等部门，应立即纠正“捆绑式计生执法”，不仅要监督教育等法律落到实处，还要通过明察暗访，对私自胡乱“捆绑执法”的案件进行严肃查处，以保证“捆绑式计生执法悲剧”不再重演。也就是说，终结“捆绑式计生执法悲剧”，需要更高层次的相关部门集体来纠正。

还有，是否可以考虑，既然超生给社会增加了负担和成本，不妨还可以以罚做义工等方式来惩罚超生户，这样也能达到惩罚的目的和补偿社会的目的。(张海英)(综合新京报、京华时报、东方早报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