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焜

防止裸官群体扩大，遏制带病提拔，压缩贪腐空间，不仅符合百姓期待，本身也是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现代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

对裸官现象的处理，有了动真格的样本——广东省委组织部发布消息，全省基本完成对祼官任职岗位的集中调整，包括调整省管干部9名、市厅级干部9名，确保了裸官者不再担任正职、不在重要敏感岗位担任领导(相关报道见本报5月29日11版)。无论速度还是力度，广东行动都颇引人注目。

“裸官”是种形象说法，指的是那些直系亲属移居国(境)外的领导干部。对祼官现象，中央态度很明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把完善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出国定居等相关制度规定列为改革内容。今年1月颁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不得列入提拔考察对象的6种人里，裸官赫然在列。

裸官并不必然等于贪官，甚至很大程度上也与本人的品行、才能无关。在今天，个人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有跨境迁徙的权利，领导干部的家属也不例外。正当的移民、移居，并不触犯法律。广东毗邻港澳，家人中移居移民情况较多，也属正常。

但也要看到，领导干部不是普通群众。作为社会的管理者、手握公权力的群体，国家与公众当然会对这一群体有着政治伦理上的要求，甚至希望他们对国家有更多的献身精神——这其中就包括领导干部个人兴趣的选择、家人亲友规划的安排，等等。事实上，纵观世界上很多国家，对公职人员尤其是官员也都有更加严苛的要求。更何况，看看庞家钰、周金伙、杨湘洪、张曙光这些官员们的“贪腐线路图”，真让人惊悚。为了家属移民移居、保证海外“生活质量”，这些官员不惜伸出贪婪的手;也因家属在国外，令大量非法所得悄然向海外转移;而一旦听闻风吹草动，他们就“闪人”外逃。这种官员比例并不高，但影响极其恶劣，更折射出裸官背后巨大的贪腐空间。如果一些人台上说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台下却忙于安排亲属移居移民远走高飞，这样的领导干部怎能让公众有信心?

这也说明，通过制度化的方式阻断裸官上升通道，极有必要，对增进社会信任、遏制带病提拔、压缩贪腐空间，非常关键，不仅符合百姓期待，本身也是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现代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

如果说，选什么人是一种风向标，就会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什么样的党风，那么不选什么人，同样也是风向标。给裸官戴上紧箍咒，限制其提拔与使用，就是让更多人明白：做裸官还是要升迁，也只能选其一。如此信号，势必有助于提高公职人员的政治忠诚度，打造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党政领导干部队伍。

对广东治理裸官的行动，公众有点赞更有期待。读懂这些期待，也是为了更好筑牢民意基础。如果更多地方都能按中央要求，高度重视、迅速整改，对裸官说“不”;如果从裸官这个切口出发，不断深化干部选任制度改革，将“从严治党”落在实处，打造良好政治生态的追求就不会走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