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佳伟

一份引发各种猜想的遗书，是杭州经信委原主任赵纪来留给人间的最后印迹。写下“我没有做一件对不起组织和违反法纪的事”后，他从杭州市政府大楼一跃而下。作为近一个月内第8名非正常死亡的官员，赵的死亡激起了舆论热议。

7月31日凌晨，@新华社中国网事发布了杭州官方的调查结果。公安机关发现在赵纪来办公室发现的遗书碎片已基本复原，并证实为赵纪来本人的笔记:“我患甲状腺癌已数年，现在肺部又出现阴影，为不让组织和家庭及本人麻烦和受累，我决定走了。请组织上谅解，我没有做一件对不起组织和违反法纪的事。”

在赵纪来坠楼4天前，湖北国资委官员王运清跳楼自杀，遗书内容同样涉及病患:“我很抑郁，抑郁难忍，先走了。”两起坠楼事件间隔不到一周，如此密集的自杀现象，引起了@潇湘晨报的注意。该报统计近期媒体公开报道发现——“截至7月30日，今年已有至少32名官员非正常死亡，最近一个月死亡案例比较密集:6月30日至7月30日，至少有8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6人确定为自杀。”

30天内6人自杀，平均5天就有一官员自杀。如此密集的频度，极度相似的自杀原因，再度引发公众对官员自杀的猜测。

鉴于反腐风暴正席卷全国，很多人认为这些自杀者是“畏罪自杀”。如果赵纪来是为躲避调查而自杀，自证清白的遗书就有给自己“盖棺定论”的意味。

网友@天才小白NO1的一番话，似乎能揭开官员躲避调查而自杀的原因:“按中国官场的潜规则，不会追究自杀者的任何过错，无论贪多少都不会再深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进一步解释，人没了主要线索断了，从法律上来讲，所有责任也就都免除了。“牺牲一人，就能幸福全家。”

有鉴于此，网友@工业自动化装备制造商老毕等人，将这种“官员在被调查前自杀”的现象，喻为“一场如火如荼的反腐败大戏”。网友@又见启明对那些“一走了之”的问题官员，显然没有什么同情之意，反而建议有关部门拿出铁手腕——“应加大查处力度，追查亲属和上下利益关系的官员、追缴财产。”

舆论对官员自杀的原因有各种猜测，很多自杀官员遗书中所写的理由，并不被大家认同。“抑郁”“压力”“疾病”，这些词汇被用得太多，难免生疑。质疑者认为，身体和心理上的疾病，不足以让官员走向绝望的自杀之路，它们不是压垮官员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过，@南方周末此前的一项调查，可能会那些习惯性地将官员自杀与反腐联系的人失望。统计显示:在媒体公开报道的112个官员自杀的案例中，在被调查前后自杀的官员只有26人，所占比例为23%。换句话说，问题官员在被查处之前“畏罪自杀”，这种情况只占少数。由此，中山大学教授@吴志雄进一步指出，广东近年来几起官员自杀案例，确实不是因为腐败被查，而是工作压力太大。

官员身上背负了多大的压力，似乎并不为外人所知。@羊城晚报经过梳理，替他们道出了致病原因——“公务员上升渠道单一，只有当官一条路，年龄越大越升不上去，而眼看其他同事升了上去，心理压力自然增大;官场之中，同事关系比较微妙，即使抑郁也很难找到倾诉对象;突发事件出现后，部分官员缺乏危机处理经验，陷入了能力和心理的双重危机，也承受着来自上级和社会的压力。”

不论是“畏罪自杀”，还是“抑郁自杀”，要想消除公众猜疑，就要最大限度地让相关话题脱敏，尽快公布真实原因。对于确有问题的官员，自杀后的腐败链不能就此断裂，必须秉公处理;对于真正属于抑郁自杀的官员，则应吸取教训，在公务员系统建立完备的心理疏导机制，防止官员因为心理、疾病等原因，轻易放弃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