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艳刚

让权力“含金量”更少一些，让权力“含责量”更多一些，受民众拥戴的“好官”才会始终成为官场主流

近几年曝出的官员贪腐案例，让“有权自有黄金屋，有权自有千钟粟，有权自有颜如玉”的说法在网上热传。有些官员落马后被查出在多个城市有多套房产，有些官员落马后据说从家中查抄的现金就有上亿元，有些官员则同时与多人“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还有些官员发迹后让七大姑八大姨都飞黄腾达了……透过一些令人瞠目的个案，我们可以管窥官场的某些乱象，进而发现权力“含金量”太高的弊端。

如今有一些领导干部，将为官从政当作了一份“捞金”的职业。近几年多个地方都曝出贿选、买官丑闻，有些地方官员卖官鬻爵时甚至“明码标价”，正因为当官在这些人眼中已成一种稳赚不赔的投资——花几十万元几百万元买一顶官帽，很快就能百倍千倍地赚回来。河南省义马市原副市长聂卫东，就曾在饭局上自曝花100万买官，并公开宣称“没想到买一个副市长还挺便宜的”。

权力“含金量”太高，说到底是因为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寻租牟利机会太多。不少官员都是在疏于监管的权力体系中，尝到了权力变现的甜头，才逐渐走向堕落的。从近年被打的“老虎”和“苍蝇”来看，“大权力大寻租，小权力小寻租”现象在各地都不鲜见。一些高官动辄受贿数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自不必说，就连一些看上去离贪腐很远的股级干部、小科长，都能靠手中的微权赚得盆满钵满。

现实中，有一些领导干部“官念”不正，误以为升官之后就应该发财。对于这种危险的逻辑，中央领导人其实早有明确告诫，“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当官”。按照现代政治的理念，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官员的职责应是为人民谋福利、给人民当“服务员”。如果不能端正思想，做到“大道不偏离，小节不丧失”，难免会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甚至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

权力“含金量”太高，害民、害官甚至害国。正因如此，近几年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是，中央正在试图降低权力的“含金量”。无论是要求简政放权、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还是要求管好“钱袋子”，都是在对权力釜底抽薪，进而降低权力的“含金量”。这些改革举措，有助于减少一些饱受民众诟病的官场不良做派，有助于规范权力运行，对于一些真正想为民办实事的正派官员，也是一种保护。

当然，在做“减法”的同时，也要适当做一些“加法”。在减少权力“含金量”的同时，也要通过制度建设增加权力的“含责量”。有一分权力，就要承担一分责任，这是最基本的权力伦理，也应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做决策时的共识。

在以往的案例中，有些领导干部“拍脑袋、拍大腿、拍胸脯”做出决策，既劳民又伤财，给地方经济带来了不小损失，却往往能用“集体决策”的托词为自己卸责;有些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在事后的问责也比较轻，等舆论风声一过就能低调复出……这给人的感觉是，当官好像成了一种“零风险”职业。

不过，事情正在起变化。此前，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因涉嫌玩忽职守而被问责，成为近年来首个被处理的高级别“庸官”。这无疑给广大领导干部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有权必有责，怀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当“好好先生”，这条路已经行不通了。随着吏治整顿工作推进，权力的“含责量”将进一步增加。

习近平同志曾撰文称，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这为“权力该怎么用”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也为“官员该干什么”的问题指明了方向。让权力“含金量”更少一些，让权力“含责量”更多一些，受民众拥戴的“好官”才会始终成为官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