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导演王全安嫖娼被抓，当仁不让地成为网络头条新闻，成为舆论焦点。令人诧异的是，有些人并没有去谴责名导演的嫖娼行为，而是意味深长地猜测议论“他肯定是得罪谁了”，不然这么隐秘的事，怎么会被群众知晓举报并被警方抓住呢?

他肯定得罪谁了——这话人们听得太多了，非常熟悉，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口头禅。不管是演艺界名星、记者、企业家，或者某家媒体，一旦传出丑闻，被调查，被追责，“肯定得罪谁了”的想象就会弥漫网络。为什么就不相信他们是因为违反了法律而受到追究，而相信“肯定是得罪谁了”?为什么习惯性地将本来非常单纯和简单的法律问题复杂化?这种条件反射式的思维很耐人寻味。

哪个高官落马了，坊间也会传播多个阴谋论版本。判断逻辑是：都坐到这个高位了，竟然还被反腐败，肯定是得罪谁了，必然是对手整他。在这种思维下，反腐败被当成了政治运动或斗争。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邱学强在《学习时报》上的文章谈到了这种论调：一些媒体和网络上推出了所谓“运动风暴论”。持此种观点者认为，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主要是因政治需要而发动的政治运动，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释放执政理念、赢得群众支持的权宜之计，等到群众的积怨平息了，政局稳定了，反腐败运动就会自然“降温”。邱学强反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一观点是对当下反腐败斗争性质的误读，是对反腐败基本方式的误解。

“肯定是得罪谁了”的习惯性想像，深深地浸染着阴谋论的盲疑思维，背后是对法律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是“信阴谋不信法”的深刻体现。中国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都生活在人治思维下：不是制度之下的治理，而依赖于某个人的意志，有人凌驾于制度和规则之上操纵、玩弄着规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制度只是个人手中的橡皮泥，想捏成啥样就捏成啥样，想怎么整人就怎么整人。

对于人治思维的深刻记忆和恐惧，养成了“某个人受到惩罚肯定是得罪谁了”的刻板判断。因为在人治思维下，必然是“人斗”心态(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再加上政治的不透明和信息的不对称，促使人们很容易将惩罚想像成一场整人、斗人的阴谋。

虽然中国正努力建设法治社会，致力于推进法治至上，可因为人治思维太符合一些人的思考惰性，法治也还没有真正地树立自己的权威。一事当前，“肯定是得罪谁了”的判断首先出现。这个“谁”是关键，它预设着背后有一个掌握着强大权力的人主导着一切，而非法律说了算。法治时代的口头禅应该是，他犯了什么法。

要消除“肯定得罪谁了”的焦虑，需要提升法律的权威，增加人们守法的自信，也需要矫正弥漫于人们心中的刻板思维。从人治迈进到法治时代，需要将公权力关进笼子，也需要大众尊重事实和法律，尊重依据事实和法律程序作出的裁决，不要什么都往阴谋和斗争上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