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巍

最高法的网络侵权司法解释，让网络表达权有了法治支点，也让《宪法》中明确的权利“落地生根”。

近日，最高法公布实施的网络侵权司法解释，是我国进入网络经济社会以来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将国外比较法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国情的体现，基本解决了网络侵权民事领域法律适用的各类问题。该解释值得称道之处很多，尤其是在维护网络表达自由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我国“民法宪法化”的尝试。

网民在网络上的表达主要分为微博、微信、博客等自媒体表达及在论坛上发帖、回复、转发等类型。网络侵权司法解释出台前，我国网络法律体系更看重对表达合法性进行划定，重点在于强化被侵权人合法权益。例如，《侵权责任法》网络侵权专条三款中的两款，“避风港规则”和“红旗规则”都在强调网站对侵权或违法信息的注意义务，及保障被侵权人主张权利的手段问题。

其实，在中国网络表达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缺乏维护网络表达者权益的法律基础。这些年曾多次出现网民向法院提起“舆论自由”为案由被驳回的诉讼。原因在于，我国《宪法》尚不能具体司法化，权利人无法直接依据宪法权利提起诉讼，基层法院也不能直接依据宪法做出判决。

网络侵权司法解释对因“错误通知”导致网民表达被删除的情况，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做出明确规定：“错误通知人”要承担侵权责任，同时网站也有恢复被错误删除信息的义务。一旦网络表达信息被他人以“通知”形式要求网站删除，表达者就有权要求网站提供具体的“通知内容”，并可依此向错误通知人提起诉讼，网站有义务向法院提供错误通知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经法院审理后，如果确实删除存在错误，应立即恢复被删信息，错误通知者也要承担包括律师费在内的赔偿责任。

毫无疑问，这种看似民事法律的规定，实际却起到维护宪法权利的效果，客观上对维护网络表达自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网站再也不能利用“莫须有”的名目随意删除网民的合法表达;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网络反腐”等涉及公共利益的合法表达。同时，在客观上对遏制“网络公关”、“网络水军”的不法活动起到关键性作用。

该司法解释出台后，基本解决了网络表达权的请求权基础问题，将《宪法》明确的权利“落地生根”，真正变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实体权利。这无疑是种司法进步，法益影响远远超过网络侵权民事领域。

不过，网络上的表达也非无疆地带，他人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国家安全和强行法规定就是表达的界限。该司法解释较好地平衡了网络表达自由的问题，既划清了法律界限，又保障了表达者权利，也为网络法治提供了更坚固的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