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保平

刚近10月中旬，北京就遭遇一场大雾霾，这可以看作今年全国大范围雾霾的首演，甚至可以说，这几年严重的雾霾，只是刚刚开始。有论者说，中国人至少还要忍受30年雾霾，也有论者说至少要忍受50年，更有人说需要几代人来治霾。

上述说法无论是否有夸大之嫌，可以肯定的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雾霾是这几十年工业超高速发展的结果之一，要想短时间内结束这个发展状态实非易事。

英美等国一些城市花费了近50年时间，其空气质量才恢复正常，而且是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实现的。而中国的人均财富只排名世界第104位，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很多人才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治霾肯定是场持久战。也有人计算，要实现13亿中国人达到美国生活水平，中国的资源总耗至少要扩大50倍。也就是说，目前的雾霾还没有到最严重的时候。

而且，我们没有什么治霾的高超办法。一般的做法无非是把大部分污染严重企业外迁，可是再怎么外迁，也还是在中国的国土上。何况，城市里污染严重的企业外迁，无非是迁到郊区，雾霾还是环绕城市，驱之不去。还是回到雾霾产生的根源上去寻求解决之道吧。雾霾的成因多种多样，有工业、尾气、气候、生活习惯等诸多原因。我赞同一个观点，即雾霾是一个污染总量超标后的集成结果。

造成污染总量超标最主要的原因当数工业，须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燃煤国家。这样的能源消费和燃煤背后对应着庞大的工业生产需要。

我们不要这样的工业生产可以吗?可以，除非，一，我们退回到非工业时代;二，我们能超越现在的工业时代。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既不愿意也不可能退回去，唯有告别低端的工业链条，超越现在的工业水平。

低端生产链的最大恶果，就是对环境的极大破坏。这个过程西方国家也曾经历过。英国处在这个低端水平时，伦敦是雾都，故有狄更斯的《雾都孤儿》;泰晤士河鱼类绝迹，如果有人掉进这条河里，像被狗咬一样要常规防疫接种;美国处在我们这个阶段时，同样“厚德载雾，自强不吸”，忍受光化学烟雾困扰。

经济学上有一条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这条倒“U”形曲线揭示了一个规律：处在这条曲线陡峭的上升区间，则经济越发展，环境污染越严重。那个时候的英国、美国、日本等，人们攀爬在库兹涅茨曲线那段陡峭的悬崖上，吸饱了雾霾。现在，他们爬过了那段危险的悬崖，开着宝马车，同时呼吸着清洁的空气。

我们现在正处在当年欧美国家所处的位置，或者还不如。到2012年，中国人均GDP 6100美元，按国际标准，人均GDP 1万美元以上才勉强算发达国家，更不要说中国经济结构、技术水平、社会福利远未达到现代化水平。确切地说，中国目前面临着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

我们能不能成功地跨越这个“陷阱”，或者说有没有办法超越低端工业水平?有，那就是让这个民族极具创新活力，才可能进行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而创新需要良好的“创新环境”，良好创新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一系列的内在激励机制，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比雾霾还要大的挑战。如果我们能从最根源上进行改革，激发国民最大的创新能力，超越现在低端的工业化阶段，早日迈上更高阶段的工业化、技术化阶段，就能尽早摆脱雾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