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权力尚缺乏根本约束的社会，所谓官员腐败的“出身论”，要么是身份社会的某种遗留，要么只能是制度缺失所造就的伪问题——正因为制度未能有效遏制权力，而让人性恶的一面被放纵。

一部《人民的名义》，有人看到了反腐，有人看到了官场潜规则，还有人看到了官员出身。其中，祁同伟是少数几个毫无背景的农家子弟之一。在前期对李达康“路转粉”的高潮过去后，随着剧情的更新，网络社交平台上不少人又将同情的目光转向了祁同伟。

出身卑微，成功考上汉东大学，当上学生会主席(小说中其实没有)，结果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一个偏僻农村的司法所，而同学陈海、侯亮平则进了省检察院，后者后来还去了北京。对比之下，祁同伟的遭遇确实让人同情。

尽管当上缉毒英雄，祁同伟却升迁无望，他于是向曾被自己拒绝、大他10岁的老师梁璐求婚，因为梁父是省领导。就此，祁同伟借助婚姻成功升迁，进入省检察院，后官至公安厅长。电视剧中，梁璐直言自己之所以答应祁同伟的求婚，是因为报复。而祁同伟下跪求婚，则是出于上位的需要，两人的婚姻在一开始就是“各怀心事”，毫无爱情可言。

电视剧里隐约透露，祁同伟当初之所以被分配到农村又久难升迁，应与梁父的刻意压制有关。若真是如此，祁同伟的这一遭遇倒是应该被同情。可同情其被权力伤害，并不意味着就必须理解他的“政治婚姻”。

婚姻上的动机不纯，尚可说是个人自由，而成功上位后的站队、阿谀逢迎、大搞官场潜规则谋求继续升迁的做派，就令人难说“同情”了。此时，背靠省委常委岳父的祁同伟，已不再是往日那个被伤害的贫寒子弟，而是不折不扣的“既得利益者”。人民并不欠出身贫寒的祁同伟一个副省长的职位，再说，权力的欲望是无限的，做上副省长，是不是又要继续谋求正部级?就这点而言，所谓的同情实在是难以自圆其说。

可供对比的是，同样作为农民子弟的李达康，则完全走的是另一条凤凰男的逆袭之路。既专注于GDP，也能够在前任领导公子的项目前守住底线，虽说因此晚一些晋升为省委常委，但就官员的职业境界来说，李达康和祁同伟比起来，高下立判。

或许不能否认，无论是祁同伟的“政治婚姻”，还是李达康对GDP的痴情，都不乏受到其出身的影响。但李达康如履薄冰，把底线之上的规则用到极致;祁同伟则四面逢迎，把潜规则用到了极致。在违规和突破底线上，祁同伟已然走得更远。

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中，也经常出现“出身贫寒”“农民的儿子”等自我定位，甚至过去还引发了出身贫寒的官员是不是更易腐败等话题。类似的官员心理和由此引发的公共话题可以理解，因为在一个急速转型又面临阶层流动性障碍的社会，像祁同伟这样的凤凰男形象，很容易让人产生代入感。但将官员出身与其行为相联系，从人性角度似乎无错，却回避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出身差别对人性之恶的不同诱发，本可以也应该由制度的规制来降到最低。所以，在对权力尚缺乏根本约束的社会，所谓官员腐败的“出身论”，要么是身份社会的某种遗留，要么只能是制度缺失所造就的伪问题——正是因为制度未能有效遏制权力，才让人性恶的一面被放纵。

可以同情祁同伟的出身，也可以同情其在婚前被权力玩弄于股掌之间，但对于其后来不择手段的官场轨迹，一句同情显然过于奢侈和轻佻。按照这一逻辑，那些现实中声称自己“穷怕了”的贪腐官员，是不是也应该被同情?那些迫于贫穷而犯罪的底层者呢?出身卑微的人不是不该有阶层跃升的冲动，但一个能让阶层合理流动的社会，最终还是要通过制度的整体进步来实现“逆袭”，靠泛滥的同情，不仅无济于事，反倒会遮蔽真正的问题。

当然，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中，祁同伟身上的凤凰男形象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而相对来说，像侯亮平夫妇这样的“上层”背景则要弱化得多。这种表现差异，也未尝不是现实世界的一则真实寓言：上层的一切似乎总来得理所当然，而底层的不堪和人性之恶却总要被赤裸呈现和围观。(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