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长出口风光不再，大规模投资不可持续，如何重振经济，转型升级？政府把殷切的目光、热切的期望寄予最具潜力也最为疲弱的“一驾马车”  ：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当我们从严冬走进暖冬，已经从统计数据中读到了令人欣喜的早春的气息：  居民消费出现明显回升势头。

可是，我们有没有冷静地思考，这回升的是什么样的消费？这一势头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今年的节假日消费分外看好。但这还是常规性消费， 其中亦有危机应对中的 “口红效应” 、“土豆效应”。  因生活的沉重，人们需要增加轻松的消费如文化娱乐和户外活动来自我调节。因经济的趋紧，百姓更加青睐那些廉价的生活必需品消费和打折式购物活动。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农机下乡，还有农房改造，也是社会看好的消费复苏。每当经济增长出现难题、工业产品开始滞销，政府首先想到的便是农民，虽然农村更需要拉动的是投资而非消费。对于亿万农民来说，政府补贴消费，这是一个惊喜，自然是件好事。只是由于农民的攀比心理，一些地方的“钓鱼工程”  ，也刺激了部分农户的一些非理性消费。

这种补贴性消费，是艰难时刻的救急之举，十分必要。但是，政策的拉动，有效亦有限。它取决于政府的财力和意愿，是不稳定的，也是不均衡的。

住房消费强劲，是被相关部门津津乐道的。今年 1~10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66369 万平方米，已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最火爆的 2007年销售面积的 136%。社会的高通胀预期、少投资渠道、强政府顶托，开发商的争抢地王、捂盘惜售、囤地倒地，投机者的暴富冲动、  “炒房团”的轮番热炒，开发商、地方政府、银行三位一体利益链的强力驱动，使得房价从原来卖方市场的强势定价，逐步演变为“人有多大胆，房有多高价”的“喊价”  。中国老百姓在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房价收入比、住房租售比面前，一再迷失方向。听一听那些农村籍大学毕业生沉痛的叹息：“买房愁，不买更愁”，“进城容易，落脚太难”，“租房没啥，可孩子不能总是‘黑户’吧？再说，今后孩子怎么上幼儿园、怎么上学？”

高房价压力，使他们个人、家庭的发展空间倍受挤压，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最大障碍。再听一听 后青年辛酸的自嘲：“因为房子，我们害怕事业；因为房子，我们不敢创业；因为房子，我们被迫啃老；因为房子，我们不敢养育下一代！”

住房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自是功不可没。但是，房价的恶性疯长，诱导出的是许多普通消费者的恐慌性消费。它是对民众未来消费能力的过度透支，是对社会潜在消费资源的巨大破坏，是对经济发展良性运行的潜藏隐患。

消费给广大民众带来的，本应是快乐，享受，幸福。可是，我们在这种“被消费”的生活境遇中所能咀嚼到的又是什么滋味？能不能换一个视角思考，老百姓更需要、更盼望的是什么？是自主性消费，是建立在消费能力不断提升基础上的合理消费欲望的自由释放，  是建立在稳定社会保障环境中的生活丰富需求的自主选择。

为什么这些年来消费年均增长低于GDP平均增速？为什么消费率自上世纪80年代后尤其是 2000 年后急速下降？为什么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马车”多年疲弱乏力？最根本的，是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孱弱。看一看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居民消费率。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5.3%，是改革开放 30年来的最低点，比发达国家更是低了 30 个百分点。还有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占  GDP 的比重已由  1997 年的  53.4%下降到  2007 年的39.74%，而同期的企业资本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都是持续上升。

同样不可忽略的，是利益的分配失衡和收入的贫富悬殊，导致居民消费的阶层分化和城乡分裂，催生了房地产市场的邪恶泡沫和普通消费者的生存困境。

要强化消费拉动、实现经济转型，不可盲目乐观，还需从长计议，不可饮鸩止渴，还需固本培元。治本之策，还在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重构群体利益格局，在于遏制暴富机制作用下的财富积累不公和社会急剧分化，  阻止特殊利益集团生成中的公共资源占有和增长成果攫取，在于强化政府调控力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在于赋予人民更大的财富支配能力，为消费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让全体民众共同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和真正的社会公平，实现民众消费能力的稳步提升。

我们欣喜地看到，保民生、调结构、促消费已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政策取向已然明晰，重大举措接连出台。关键在于各项宣示如何落实到位，各级政府如何及时跟进。 时下社会热议“神木现象”：短短几年间，陕北神木县在全国率先推出城乡居民综合养老保险，实施包括高中在内的 12 年免费教育，推出全民免费医疗。放眼全国，经济发展、财政收入超过神木县的地方不知多少，问一问每个地方的执政者：我们在解决贫富分化、建立民生保障方面有过多大作为，在提高居民收入、培育消费能力方面做出多少业绩？拉动消费，当从这里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