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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链接】

当前，中国城镇化迅速发展，外出务工潮波澜壮阔，许多乡村精英流失、人去地荒，中国农村正呈现空壳化。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城市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农村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发展与治理，千余年的文脉接续、传统乡村文化的重构成为重中之重。

2014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收到一份《关于在全国推广乡贤文化研究的建议》的提案，提案人是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利万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志良，案由是：希望向全国推广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原上虞市)弘扬乡贤文化的做法。

【深度解析】

[乡贤文化做法介绍]

上虞乡贤研究会成立于2001年，本着“挖掘家乡历史，抢救文化遗产，弘扬乡贤精神，服务上虞发展”的宗旨，14年来，研究会编撰《虞籍名士通讯录》，开展“走近虞籍乡贤”采访活动，开辟“上虞乡贤名人展厅”，乡贤会的工作使“乡贤文化”成为上虞对外的一个窗口、青少年德育教育基地、对外文化名片。

14年来，乡贤们深度介入上虞经济社会发展。如大龙山开发、祝府兴建、英台故里的文化环境营建，甚至舜耕大米、谢安家茗、白马湖水产等品牌的文化包装都蕴含着乡贤的智慧和力量，是乡贤使上虞的传统文化与主流文化对接，草根文化与大雅文化互动，乡贤文化与传统乡村文化共振。

[乡贤文化内涵]

乡贤，多是饱学之士、贤达之人。重构传统乡村文化，需要一批有奉献精神的乡贤。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或致仕，或求学，或经商，而回乡的乡贤，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财富以及文化修养参与新农村建设和治理。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文化道德力量可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乡里、温暖故土，对凝聚人心、促进和谐、重构乡村传统文化大有裨益。

[乡村精英流失的原因]

第一，乡村精英流失与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不平衡发展的大背景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基础，我国形成了以城市为发动机、农村为稳定器的发展模式。在此结构下，受城市所提供的更多就业机会与更好的生活条件的吸引，农村中的精英人群离开农村进入城市。

第二，传统农民离开村庄经商或进入仕途获得成功，成为精英群体之后，以回报家乡为己任，再次回到村庄，成为村庄治理的积极力量。改革开放后，这种传统文化在渐渐淡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将离开村庄当作目标，打破了乡村精英返乡机制。

第三，部分政策也造成了乡村精英流失。改革开放以来，部分能力较强的农民留在农村发展，他们当中有的通过内部土地流转发展成为专业种养户，有的从事基层收购销售代理业务。但近年来，一些政策鼓励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生产环节，挤压了这部分人的生产空间，致使他们不得不进入城市打工，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乡村精英流失。

[乡村精英流失的危害]

乡村精英的流失瓦解了内生乡村治理机制。乡村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包括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公众参与，主要是引导鼓励所有农民表达不同意见;二是形成决议并执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千家万户分散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决议并执行。这个过程必须有乡村精英参与才能够完成。乡村精英流失之后，农民分散意见不能达成统一，造成治理失效。

[乡贤返乡对乡村治理的作用]

乡贤返乡对乡村治理有最显著的影响体现在公共品供给上。由于乡贤的人际关系广，可以向上级政府为本村庄争取资源。在村庄内部，他们也发挥着组织者的作用，引导农民积极进行公共建设。

贤是传递中西文化的“转换器”。总体来看，乡贤对于中西文化都有较为客观准确的了解，一方面，他们扎根本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乡村的情况有同样的了解;另一方面，他们是具有新知识、新眼界的读书人，对于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有一定的把握。所以，现代的乡贤成了传播中西文化的桥梁，让中西文化有了“可译性”，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感染周边的人，同时通过村民们可以接受的方式来传递现代知识。

乡贤是缓和社会冲突的“安全阀”，在城镇化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会受到冲击，在改革进程中有很多难以预料的矛盾。乡贤在村里面地位较高，村民比较能够听进去他们的意见，可以起到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使社会改革进程在乡村这一层面变得更加平缓，让农民、农村顺利加入现代化进程，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从这个意义上，他们就像高压锅的“安全阀”，可以把社会矛盾化解于无形之中。

[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效措施]

首先是文化土壤。要通过文化建设保持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让农村生活具有价值意义。要警惕一些刺激消费政策的不良影响，警惕城市消费主义对农村文化的侵蚀。村庄具有生产能力价值后，农民自然会面向村庄，而不是选择逃离。这样就可以吸引一部分精英农民返乡作贡献。

其次，要保护培育乡贤的经济土壤。在政策上要采取扶持而不是抑制农村精英群体，比如，要警惕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生产环节对农村自发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种养专业户的挤压。这些群体作为留在农村的精英，在村庄的日常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果政策不保护，他们很容易被挤垮、挤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