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5:

　　道格？桑德斯，专栏作家、加拿大《环球邮报》欧洲局负责人。2007年，桑德斯从欧洲出发，在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走访、调查，记录了全球范围内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徙，之后完成了着作《落脚城市：最终的人口大迁徙与世界的未来》。以下是某日报记者对桑德斯的采访记录。

　　记者：你是如何定义“落脚城市”这个概念的？

　　桑德斯：我以“落脚城市”称呼这些乡村移民在城市中生活的起点，这种称呼与传统的学术和官方用词“移民门户”或者“原始社区”区分开来。我们习惯于将落脚城市视为由廉价住房、贫困人口构成的区域，是健康都市的不良生物。但实际上那里充满着向上的活力，作为迁徙过程中的落脚点，那里总是受到忽视，但却聚集了很多向上的动力。在那里生活的人以这个地方为阶梯，希望走到城市中心。

　　记者：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和“移民”问题上所处的阶段与欧美国家不同。你居住在伦敦，前几天也到过北京。你认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落脚城市”的理解上存在着什么差异？

　　桑德斯：面对外国读者的时候，我花很长时间去向他们解释移民问题。他们常常并不了解他们的前辈迁移的背景。他们知道移民这件事情，他们也知道移民会给城市带来很大的变化，他们理解中的变化大都是文化上的变化，但是并不是经济上的变化。我现在定居在伦敦，但是我应该算生活在多伦多。在多伦多很多人都是来自非常贫穷的地方。

　　但我发现，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感知更加敏锐。中国正在经历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徙。西方社会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移民，然而书中记录的这些很多事情都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

　　记者：落脚城市远离都市的核心，但其中的社会生态其实是五脏俱全的。在你的观察中，落脚城市中的人最为渴盼的是什么？

　　桑德斯：“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对于他们是最重要的。我注意到很多落脚城市中的人每个月的收入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寄回农村老家，支撑家庭的开销；第二部分则为孩子的教育而储蓄；第三部分才是自己的生活开支。可见，他们对于长期在城市中生活和发展是抱着期望的。

　　我并不赞成很多人住到落脚城市，我也不是说落脚城市不好，一定要吧落脚城市夷为平地。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审慎看待这个问题。从乡村来到城市的人一般来说是非常有抱负的人，他们也不是当地最穷的人，他们一般有着自己的计划。他们会面临失败，面临着很多问题。他们希望从底层升到中层，把落脚城市作为梯子。但是在有些落脚城市，这些人就不能跨上更高的社会阶层。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过上城市的生活，落脚城市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不应该将它们拆掉。

　　现在很多落脚城市成为危险之地，成为一个不上不下的地方。在巴西圣保罗的一些落脚城市，那里是没有学校的，也没有什么基础措施，政府根本不承认那些地方的存在，以至于那里毒品泛滥，犯罪横行。政府不来管的话，那里就会形成一种帮会组织，形成黑社会。

　　记者： 你对“贫民窟”和“乡愁”的理解与很多人是不同的。你更倾向于从正面的角度去解读“贫民窟”，而对于“乡村田园”，你则认为那是一种浪漫的误读。你在观察和写作的时候，秉承的是什么样的理论视角。

　　桑德斯：我参考了两种视角。一种来自于赫尔南多？德？索托的《另一条道路》，讲的是我们要做的只是提供法律基础，给他们住房，让市场充分自由。这种观点在上世纪80年代盛行于世界各国。我认为，数以万计的资金可以在贫民窟运转，我们应该做的是给他们自由。这位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建议，但是并没有深入论证。

　　另外一个是计划经济。国家要管制经济，要有周详的计划。但是计划经济是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很多地方政府建立了一座座公寓大楼，但是没有给他们发展空间。这样的话没有了“活水”的引入。

　　在两者之间应该寻求一种平衡点，我们既要保证自由市场的作用，满足贫民窟对市场的需要。但是也不能让他们肆意发展，住房问题就可以由政府引导或者解决。在处理落脚城市的问题上，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应该同时提供“水”和“阳光”。

　　材料6:

　　浦东林鸣路、金谊一带，人口十分密集，周边巷道曲折狭窄小，混乱拥挤。因通风条件较差，气味极其难闻。这片城中村规模不小，从墙头挂出的各种广告看，这里的“经营”范围非常广。

　　在林鸣路上有不少无证餐饮店。在一家电信店门前，褐色的大铁桶里生着柴火，油锅里的油已经开了，老板娘正拿着筷子不断地搅动着刚入锅的油墩子。油锅旁边桌子上的红色塑料盆里，浸泡着一圈圈的条状面粉。老板在一旁将长长的的面条圈在手掌上做成馓子状，接着放进油锅中。油锅里的油已经发黑，浓浓油烟飘向路边，让人腻心。老板说，他的点心经常有人大批量购买。累死的小店，在附近比比皆是。

　　从林鸣路转弯到了金谊路，凹凸不平的小道不仅路面破损，而且不时有坡度，路的两边散布着低矮不一、排列无序的民房、厂房。早在2011年8月，有居民举报称此处一厂房内有人生产假冒伪劣调味品，该地下作坊被有关部门取缔。时隔近三年，路边的小作坊依旧非常多，种类也十分丰富，其中以家具店、二手电脑维修、玻璃制品店、废品收购站为主。这些小作坊一般都“不算太坏”，但是，在城中村内藏匿着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和地下食品的加工窝点，不论加工还是送货都很隐蔽，很难被抓到。到了生产旺季，小作坊日夜开工，附近居民不堪其扰。由于这些小作坊根本没有相应的排污配套设施，生产过后的废料也是随地乱扔。

　　由于这里离中心城区比较近，加上房租便宜，吸引了很多打工者，但是人多混杂，导致这里的治安并不太好，经常发生盗窃案。“没有人值守，整个区域都是开放的，偷盗现象时有发生，治安有点混乱。”浦东天花庵村的老租户谭先生说。城中村内结构复杂，村内道路狭窄混乱，内部小巷却四通八达，晚上路上连路灯都没有，更不要谈监控探头了。“一年前，邻居家的租户遭盗窃，报了案，如今租户换了一批又一批，案子还是没有破。”谭先生说，即使对这里熟门熟路，他依然没有“安全感”。一些打工者晚上回来后，常常聚在一起喝酒、赌博，深夜大声嚷嚷，有时还会打架斗殴。

　　前几年，这些村子的治安情况不太好，引起不少当地居民的反感。“十年前，还有零零散散的传销团队进我们村，他们每天唱歌、拍手、上课，吵得不行，还有人闹着要跳楼呢。”早就从城中村里搬出来的陈先生回忆道，当时，那些传销人员不但花大钱租房，还带动了周围食品店和小餐馆的生意，所以，当时房东们都很乐意把房子租给他们，哪怕只是短租。

　　材料7:

　　曹占洪的房东刘大姐40多岁，本地人。当初盖这些平房，刘大姐是为拆迁准备的。但这两年，周边的一些村子先后拆迁改造了，大白楼一带也总有风声，可最后都没有了消息。

　　大白楼村几乎所有的本地居民都靠盖房子搜租金过日子。而北面一点的老三余村以北很多地区开始拆迁，使流动人口生活成本提高，城里租楼房的价格高出村里的几倍。不到百元的房租，使老三余、寿宝庄、大白楼一带的城中村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

　　等不到拆迁，房源紧俏，租金自然水涨船高。刘大姐这样的房东，一面盼望政府改造，一面跟随者“行市”收取租金。而曹占洪这样的房客，只有无奈，毕竟，以现在的居住条件，用同样的租金在这座城市是找不到同样的房子的。

　　也有人选择离开，要么去条件更差的地方，要么花更多钱，找个交通方便一些、条件更好一点的房子。因为租金涨价，曹占洪的一些朋友离开了大白楼。

　　曹占洪隔壁的张大哥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原本住在这是因为房租很低，尽管每天上下班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也就勉强忍了，但现在房租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拆迁，还不如早点搬走。”

　　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曹占洪打工的饭店业受到影响。饭店老板娘是东北人，三年前和丈夫带着孩子来到这座城市，除去每个月1500多块钱的房租，一个月小1万的收入。但最近生意明显不好做，“熟客搬走的多，新来的住户还不熟悉。可能要等到冬天能好一点吧”。说起大白楼村未来可能的拆迁改造，老板娘颇为无奈，“没办法，再找别的地方呗。”

　　材料8:

　　纵观世界城市发展史，贫民窟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或者正在面临贫民窟或者类似贫民窟问题的困扰。

　　贫民窟之所以存在，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入城市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下降了约20—30%。城市的经济危机会驱动着农村贫民转移到了城市。相对于迅速而又庞大的农村——城市移民进程，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体系却无法适应这些信的人口，这就加速了贫民窟的形成甚至扩大。

　　在中国城市，一方面，更多的进城农民无疑还是住在城中村。另一方面，普遍出现了繁荣的城市与凋敝的农村并存的局面，且城市越大越繁荣，与此相伴随的是农村社区的衰落，农村出现相对甚至绝对贫困化倾向。假如我们只考虑城中村的户籍村民，那么能盖起这些楼房（哪怕是简易楼房）的人不应算贫民，而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可以说是富人，那些楼房也可以视为富人的产业。但是如果到其中的租户——城中村里主要的实际居住者，属于随时可以被“不补偿不安置”的驱逐的群体，其实际社会地位低于作为城中村房主的当地户籍“农民”。这些贫民构成的街区很难说不是“贫民窟”。

　　材料9:

　　巴西的有着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居住在非正式的或者不合法的居民区中，常常占用公共土地。据统计，贫民窟人口约占里约热内卢全部居民人口的25%。这些贫民窟是一些外来打工者的家园，但是其卫生条件极差，常常遭到自然灾害和犯罪的侵扰。着名影片《上帝之城》令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举世闻名，这里的贫民窟也成为全世界最有代表性的贫民窟。

　　历史上，巴西的多届政府都曾试图以强拆的方式清理、甚至消灭贫民窟，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被城市的管理者强行赶走后，穷人们又会另选他处盖起新的贫民窟。

　　由于缺乏治理，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和外界如同两个世界，有着不同的法律、经济体系及自成一体的社会准则。许多贫民窟长期被黑帮控制，贩毒、凶杀案件司空见惯。

　　由于长期成为“城市孤岛”，在一定程度上，贫民窟里的黑帮扮演着“政府”的角色，他们控制着水、电、天然气等基础服务，还宣称能为居民提供“保护”。警察和军警每次在贫民窟展开治理行动，则更像是在“他国土地”上与敌人作战。在暴力解决贫民窟问题的同时，巴西政府也开始尝试采用柔性的手段。如里约热内卢市当局发起了一项“和平警队”的计划，让“和平警队”进驻贫民窟，并计划到2014年在160个贫民窟建立“和平警队”。

　　这些警察的职责一半是传统警察的工作，一半是社会工作。他们的任务是获得居民的好感。比如说，警察们会到育儿中心，与儿童打成一片，让这些儿童在他们腿上爬来爬去，还玩着他们的对讲机以及带有皮套的手枪。一些警官还中断巡逻任务，教孩子们弹吉他和小提琴，并教他们学英语。

　　材料10:

　　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市貌是这样的：脏乱且摆满小摊贩档的桌椅；晾着洗好衣服的竹竿无序地往窗外伸出；原本仅够两个大家庭的房屋挤满了50个人，而且得共用一个厨房和一间浴室……

　　不过，这已是不复存在的情景。新加坡在不到40年间通过机构改革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成功消除了这个弹丸小国发展初期相当普通的贫民窟景象。世界银行在2009年的世界发展年报中称新加坡是全球消除贫民窟最成功的返范例。

　　为了消除贫民窟，新加坡政府推出了“祖屋”计划，祖屋社区相当于新加坡政府新加坡永久居民或公民的福利房，位于离市区较远的地区，大多数为13-14层的电梯房。由于组屋属于福利房，价格非常低廉。组屋虽然是保障性质的居住区，但是配套设施却十分完善，有公共汽车转换站、地铁站、出租车等待中心等交通配套，其他如商业中心、银行、学校、图书馆、剧院等一应俱全。

　　在贫民窟的消失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并没有使用任何暴力拆迁的手段，因为所有低收入者的理性选择必然是组屋，就这样物美价廉的组屋逐渐取代了脏乱差的贫民窟。新加坡政府对建好的组屋，还会经常跟踪维护。一般5年到10年政府就会出资翻新一下老的组屋，不仅是维护外立面，还会增加一些新的设施。例如老式的楼梯楼里会加装电梯等等，而且这完全是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