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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它的民族、地域生长在一起,构成不可拆解的文化综合体。以我国的古琴艺术为例。作为非勃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的价值不只在于古琴这种乐器本身,也不限于古琴曲目和弹奏技术,更重要的在于以古琴为聚合点而构建的传统美学特质及哲学意味,并且这种美学特质和哲学意味贯穿于中华雅文化的发展当中。由于钟子期和俞伯牙高山流水的故事是以古琴为依托的,所以不仅深遵感人,而且历久弥斯。可以说,知音意识和获得知音的愉悦成为雅士阶层不可分割的一种人生内容.于是音乐境界与生命境界、乐品与诗品之品都互相沟通。而遵循“大音希声”的哲学原理,古琴艺术又将儒家的中正平和、道家的清静淡远融汇于乐曲之中。 |
要点6: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意 【要点解说】社会科学类文章常用比喻、类比的方法来论证观点,用引用的手法说明新发现和发现的社会意义,这些语句的意义和在文中的作用比较难理解,考生要从上下文中理解句子的含意。考查的句子一般有:①首括句,②中心句,③转承句,④点睛句,⑤矛盾句,⑥精辟句,⑦感情句,⑧修辞句,⑨结尾句等。 【例题】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龙城”还是“卢城”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首传诵千古的《出塞》,抒发了王昌龄追昔抚今的感慨。一般认为,诗中的“飞将”指西汉名将李广,他长期戍守北部边境,以勇敢善战著称,匈奴呼之为飞将军,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畏惧、惊退。那么,诗中的“龙城”又指何处呢? 历来唐诗集多作“但使龙城飞将在”。清朝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也持此说,认为“唐人边塞诗中所用的地名,有但取字面瑰奇雄丽而不甚考地理方位者”。此处的“龙城飞将”,“乃合用卫青、李广事。指扬威敌境之名将,更不得拘泥地理方位。而诗中用‘龙城’字,亦有泛指边关要隘者。”就是说,“龙城”不过是象征性的地名,并非特指某一具体城邑。 宋朝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将“龙城”改为“卢城”。为何做此改动呢?阎若璩《潜邱札记》作了解释:“李广为北平太守,匈奴号曰飞将军,避不敢入塞。右北平,唐为北平郡,又名平州,治卢龙县。唐时有卢龙府、卢龙军。”所以龙城就是右北平,应为卢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唐诗选》即取此说,将“但使龙城飞将在”改作“但使卢城飞将在”,认为卢城即现今河北卢龙。但是,无论汉朝还是唐朝,右北平从来就没有称过卢城,只有《汉书·西域传》中有一个无雷国,其国王“治卢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显然,此卢城不是右北平。况且,《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的那次威震敌胆的龙城大捷是卫青指挥的,并未提及与李广有关。 清朝孙洙《唐诗三百首》引《晋书·张轨传》的记载:匈奴曾筑姑臧城,“地有龙行,故曰龙城”。据此说,“龙城”是指姑臧城,即今天的甘肃武威。 张际在《“龙城”考》中则认为,据《史记》《汉书》等多处记载,龙城是匈奴祭祀龙神、祖先之地,地方并不固定,但在匈奴境内统称为“龙城”。汉代史籍往往采用音译,分别写成“龙城”“笼城”“龙庭”,“龙城”可能是音近而误讹为“卢城”,两词实为同义。西汉初年,匈奴连年犯境,汉朝无力抵御,直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起来,才命卫青、霍去病等实施反击。元光六年的龙城一战,首战告捷,一扫汉朝70多年的屈辱,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龙城之战成为汉朝军民心目中扬威敌境、雪耻大胜的象征。李广是屡建战功、威震敌胆的英雄,是汉家大将的杰出代表。因此,王昌龄将大捷的象征――龙城,冠于西汉名将的象征――李广头上,将卫青和李广的业绩糅合在诗中,表达杀敌制胜、扬威敌境的意思。 王昌龄取“龙城”一词,还出于音律的需要,而且字面又瑰奇雄丽,选用了他,使诗句达到了音、义、色具佳的境地。 |
要点7: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 【要点解说】在社会科学类文章中筛选和整合信息是一种综合能力的考查,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理解文章结构、思路和文章观点等等都是对信息的筛选。 考查的内容有:①能确认词语在文中指代的重要信息和材料; ②能查找、摘录文章的重要信息和材料; ③能比照与题干指向相关的信息和材料,辨析出细微的差别; ④能准确归纳整理文中的信息和材料。 【例题】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艺术默契”与京剧的伴奏 金开诚 任何艺术的创作与欣赏之间都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艺术形式上的深刻表现之一,就是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存在着心照不宣的“默契”。“默契”的形成和发展是谅解、定势、求美、求新等心理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谅解和求美是“默契”的基础。同时,因为有心理定势在起作用,所以“默契”具有稳定性;又由于创作和欣赏双方都要求出新,所以“默契”又不是凝固不变,而是变动发展的。但这变动乃是在创作与欣赏的相互作用中自然出现的;任何一方如果突然间严重破坏“默契”,那么创作与欣赏的相互依存关系便趋于破裂,艺术作品也就不能取得应有的社会效果。 就京剧的伴奏而言,使用简单的民族乐器早已形成“默契”。这种“默契”还不仅仅是出于谅解与定势,而且也符合求美求新的愿望。因为对许多老观众来说,主要以京胡伴奏唱腔自有其美妙的感受,特别像徐兰沅、王少卿为梅兰芳伴奏,在老观众心目中都已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增加更多的音响只会起消极的作用。客观地看,这些伴奏与演唱之间也确有水乳交融之妙。虽然这样的珠联璧合已不易见于当世,但因心理定势的关系,老观众仍感到以苍劲或细腻的琴声来伴奏各种风格唱腔是最符合听觉要求的。同时老观众也并不保守,在伴奏的发展中,京胡加上了二胡,又加上了月琴;名琴师们还不断设计一些花过门、花点子,并在托腔①时准确运用琴声与唱腔的离合变化,这都已被接受并受到欢迎,所以双方的“默契”事实上也是处在发展之中的。但是,当伴奏突然变为庞大的交响乐队时,由于背离原有的“默契”太大了,所以表示不能欣赏。这种不能欣赏,是受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默契”运动规律的制约的,不能简单地视为因循守旧、看不惯新生事物。 |
要点8: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 【要点解说】考点考查的内容有:①辨析作者在文中表现的观点态度; ②概括作者对文中的某一内容的观点态度; ③比较作者在文中转述的多人的观点; ④分析比较文章中信息材料和作者观点的异同。 【例题】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法国社会学家埃吕尔承认技术应用有负面作用,但他认为这只能通过技术来消除。埃吕尔说:“我们在尽力揭露技术发展招致麻烦的一面……我深信,所有这些麻烦都会随着技术本身的不断发展而被消除,而且,确实也只有依靠技术的发展才能消除。”技术对消除、减弱技术的负面效果,当然有重要作用,例如要在煤中脱硫,就应当研究和应用脱硫的技术,只有主观愿望是不行的。但脱硫技术不会从燃烧煤的过程中自动生长出来,研究与应用脱硫技术,仍然是人的决策。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应用的负面作用会自然消除,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有害的。 另一位学者弗洛姆说,现代技术系统有两个指导原则:第一原则是“凡技术上能够做的事都应该做”,第二原则是“最大效率与产出原则”。弗洛姆所说的第二原则,就是所谓的效率原则。他所说的第一原则提出了一种技术逻辑——“能够做”等于“应该做”。这两条原则结合起来,就是凡技术能够做的都应当去做,而且还要尽量强化它的效果。即使是恶的技术,也应当采用,并且努力强化它的恶果。这当然是荒唐的逻辑。“能够”是对技术功能的判断,是事实判断:“应该”是价值判断、伦理判断。“能够”不等于“应该”,正如“应该”不等于“能够”。同样,技术不能取代道德,就像道德不能取代技术。如果凡技术能够做到的事,我们都应当去做,那我们就放弃了对技术应用后果的评价和责任。 人与技术的关系只能是创造与被创造、开发与被开发、应用与被应用、控制与被控制、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人是主体,技术是客体。人是目的,技术是手段。技术应当为人谋利,而不应当损害人的利益。是人主宰技术的命运,而不是技术主宰人的命运。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要遵守技术的自然逻辑,即人造物进化的逻辑,也可以说是技术自身的逻辑;更要遵守技术的社会逻辑,或称社会逻辑,这是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技术的社会逻辑高于技术的自然逻辑,当这两种逻辑冲突时,技术的自然逻辑服从技术的社会逻辑。技术本身的善恶、技术应用后果的善恶,只能根据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来判定。人类的最高目标,不是发展和应用技术,而是人类的全面发展,技术只是为了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技术越发展,越应该强调对技术的人文关注。 |
考点9:理清结构思路,把握中心要点 【考点解说】社科文讲求谋篇立意,这些都与思路有关。对思路的把握,往往关系到社科文结构层次的分析、内容要点的整理、文章主旨的归纳和表现形式的理解等诸多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在解答试题之前,细致地阅读试题提供的文本,尽可能沿着文章作者的思维的轨迹走一遍,以求对文章有一个更深入、更准确的认识。这是解答社科文阅读试题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前提。 【例题】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从筚路蓝缕到蔚为大观,汉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汉学是什么”的问题一直存在。德国汉学家奥托•弗兰克最为宽泛的定义,或许最容易得到认同,即汉学是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汉学的内核比较清晰,边界则相对模糊。这与汉学发展情况有密切关系。日本在14—15世纪萌生了传统汉学,作为一种区域性汉学,它的历史有700来年;从1582年利玛窦来华算起,传教士汉学的历史约为400余年;以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学教席为标志,学院式、专业化的汉学已走过了将近200年的历程;“二战”之后,美国汉学转向对现代中国的关注与研究,至今也有了60多年的学术积累。由于时代和文化观念等原因,各种形态的汉学研究当然各有不同;然而,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一代代汉学研究者为中国文化走出遥远的东方、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积极动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形态各异的汉学研究应当共同持守一个内在品质——对话精神。中国与西方的认识方式,思维逻辑乃至整体的文化观念,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和不同。比如,西方式的执着,可能推衍出渐进的认识,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强调对象描述的精确性;中国式的洒落,则通向了圆融和体悟,描述对象时往往在清晰中又带有某种模糊。但二者并没有孰优孰劣,孰是孰非,只有因“差异”生发的对话与启迪、互补与和谐。通过“差异”而达到“中和”,这样的“和而不同”才能成全一个相生共融、丰富多彩的世界。不同文化又包含诸多相似的元素,有共同的追求和理想。“汉学”这门学问,正是以差异为前提,以人类所渴望的正义、公平、自由等基本价值为基础,启发着文化间的对话和共识。 对话赋予了汉学深远的文化意义。当汉学在世界范围内营构中国形象并影响到不同文明对中国的理解时,中国学界对海外汉学的关注也在日益增长,海外汉学已经成为中国学界面对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也许.也许可以说,这标志着一个无法回避的大趋势:中国不再仅仅是被认识和想象的对象,更是通过这种认识和想象加强自我理解的价值主体。任何一种文明都已经无法在单一的语境中自给自足。互为观照的基本格局,不仅使汉学研究,也将使整个世界进入文明对话的新范式。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学术进行对话,才能洞悉中国文化的深层奥秘;中国学人向世界敞开自己,才能进一步激活古老的传统和思想的底蕴。本文来自^91考试网教师考试网未经允许 禁止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