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县长签字被拘留，问题解决了吗？

　　一直处在愤懑之中的绥德县职业学校校长高勇，想必这两天心情舒畅了许多。

　　在陕西榆林市委的过问之下，高勇为学生助学金追县长签字被拘事件，有了令人欣慰的转折――

　　高勇的停职和行拘处分被撤销；县长、教育局长、公安局长向校长道歉，县长向市委检讨；绥德县领导班子组织学习班，学习十七大报告和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执政为民的论述；市委、市政府组成调查组，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并依法追究责任人……

短短不到10天，“绥德事件”调查之迅疾，处理之认真，总结之深刻，超过了人们的最初期待。这种拨乱反正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停职、拘留事件对政府的负面影响，给社会舆论一个交待。

　　这是互联网时代，又一起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生动实例――正是因为新闻媒体报道和互联网的广泛转载，因为读者和网民的强烈关注和批评，县长与校长的“公务风波”，才引起上级的“高度重视”，才有了事件的逆转和问题的解决。

　　这也是民主政治进程中，权力与舆论监督关系的现实注解――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媒体的监督，绥德县教育局和公安局的权力边界，就不会受到挑战；行政长官的以权压法、有关部门的滥用职权、某些官员内心深处的特权意识，就不会如此清晰地进入公众视野，更不会被置于法律的程序中处理。

　　因此，令我们欣慰的，不仅是榆林市委对绥德县政府“滥用权力”的严厉批评，更有一级政府对舆论监督的态度。

　　面对舆论，正视问题，及时“施治”，虽让某些官员脸面受损，却维护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依法追究责任人，更是在重申公权不容滥用。在旷日持久的“华南虎事件”之后，绥德的“解决之道”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政府该如何回应公众质疑、面对舆论监督。它告诉我们，切实解决群众关切的问题，整顿吏治，才能消除“负面报道”的源头。

　　然而，我们还不能欢呼监督的胜利，在健全的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面前，这种事何劳上级市委连夜赶赴绥德过问？这一事件的转折，又怎会如此依赖上级领导的推动？

　　实际上，对舆情的反应，对监督的态度，直接检验着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因而也最鲜明地体现“执政为民”的现实状况――

　　舆论监督的本质，是公众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多种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如果我们的干部对舆论讳莫如深，对民意置若罔闻，又怎能期望他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这就是我们党提出“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强调“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的原因。有效的监督，是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标志。

　　在处理“绥德事件”之后，榆林市委书记特别感谢“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使榆林的政治文明建设和干部素质整体向前推动”。

　　确实，历史的鸿篇巨制，从来都源于日常的点滴书写；民主政治的时代课题，呼唤更多具体事件的“推动”。　　愿“绥德事件”不仅对榆林有所触动，还让更多地方由此深思，引以为戒。

“西丰事件”　司法如何介入

　　负面报道遭遇报道对象质疑，并非什么新闻，然而一如“西丰事件”那样极具戏剧性者，却着实少见。

　　1月1日，《法人》杂志刊发了记者朱文娜一篇题为《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的文章，涉及当地县委书记。3天后，西丰县公安局和政法委工作人员携带立案文书和拘传文书，到北京《法人》杂志编辑部，以涉嫌诽谤，要求拘传朱文娜。

　　和刚刚“拨乱反正”的“绥德事件”一样，“西丰事件”一经曝光，舆论汹涌，批评潮起。舆论的聚光灯下，“西丰事件”将如何发展？是司法介入下的判决，还是行政干预下的化解？

　　相当多舆论监督效力是通过行政干预实现的。这当然大快人心，但是司法领域的缺席或反应迟缓，以及当事人缺乏通过司法解决的意识，也让我们略有缺憾。

　　“黑砖窑事件”获得突破性进展，系舆论监督先行，而真正使事件得以最快速度进入司法程序的，却是来自党中央、国务院的严令。新近“绥德事件”的拨乱反正，也取决于上级行政领导对舆论监督的积极态度。

　　舆论监督先行，是我们这个孜孜以求健全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的社会的一个特征。而这，很大程度上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突破，源自网民的参与热情。

　　然而，面对舆论监督，西丰县快速的“司法反应”却有以权代法的嫌疑。何况据报道，所谓涉嫌“诽谤”，被“诽谤”的对象，即县委书记本人声称并未起诉，不知罪名如何“坐实”？

　　这让我们思考，司法究竟应该如何介入舆论监督事件？

　　“西丰事件”不是没有“司法解决”的合理途径――从单纯的舆论审视到公正的司法审判。如果，县委书记真的认定记者诽谤，不是不可以起诉，记者也不是不可以应诉。法庭之上，当事双方摆事实，讲道理，公开审理，孰是孰非，法律说了算。

　　事实上，舆论监督之下，当事人如何运用法律武器，司法如何主动介入跟进，成为健全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否则，权力监督就不完善。

　　即如不久前的“绥德事件”，目前皆大欢喜的结局，也许并非舆论监督最好的结果――仅仅县公安局、教育局关于拘留决定和停职处分的撤销令，就能撤回对校长高勇的伤害吗？仅仅县长一句“对不起”，就能够消弭官员心中的特权意识吗？只要上级领导不较真，司法就不会介入，舆论监督也不过是一时风波，道个歉或者写个检查，也就过去了？

　　因此，期望“西丰事件”不再只是舆论压力之下行政协调的收场，而能有法律的公正判决。这不仅对涉案各方、对广大读者也是一个交代。

　　毕竟，当舆论监督登场之后，司法机构非但不应成为某些官员的私有权杖，也不应侧立一旁保持沉默，这是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