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的、持续性的救助显得尤为重要，起码能为一家人的生活“托底”，让她的残障女儿得到应有的照料，至少可以让她正常地安稳度过晚年。

最近，四川成都街头捡垃圾的老人蒋贵英一家的生活，引发媒体聚焦。这也为公众透视少数特困家庭的境遇，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

蒋贵英老人今年已经81岁了，还在街头捡垃圾;丈夫郑明知，88岁，身体不好，被肺病折磨多年;女儿郑淑兰，58岁，6岁时患脑膜炎，抽了脊髓，后来人就傻了;外孙唐郑19岁，刚刚步入社会，还在频繁换工作中。早出晚归，捡了十几年垃圾，蒋贵英养活了一家四口。

贫苦的环境、艰难的家境，看完不禁令人潸然泪下。蒋贵英一家的生活，颇像小说《活着》里老年富贵一家的日子，贫苦、绝望，遭遇命运的种种不公，挣扎着存活于人世。

蒋贵英说，“她(女儿)不死，我也不敢死”——这可能也是天下母亲爱女儿最简单也最极致的表达了。但听闻一个年老体衰的母亲说出这样一句痛彻心扉的话，我们不仅只是表达同情和感动，还要问一问：是什么样的“缺失”让她“不敢死”?

纵观蒋贵英的一生，始终是自己在苦苦挣扎，她的世界，似乎没有一个人可以指望。她的贫穷，不是因为自己懒惰、愚蠢、堕落，而是因为年老体弱、家人生病、家庭负担沉重。这样的老人，不正是最该被救助、需要充分救助的对象吗?

从媒体的报道来看，现在有公益组织经常受网友所托看望老人，而老人经常搭乘的公交车，司机也主动不收她的车钱，一些城管甚至也对她“网开一面”。这些都是社会让人温暖的一面。

但我们不能指望一两个好心人、几个志愿者，偶尔去关照一下她的生活。因为这种民间救助太过偶然、力量也太过微弱，难以解决她长期需要的温饱、生存问题。老人一旦淡出舆论视线，公众可能又会将其遗忘。

这时候，系统性的、持续性的救助显得尤为重要，起码能为一家人的生活“托底”，让她的残障女儿得到应有的照料，至少可以让她正常地安稳度过晚年。

新闻报道并没有提及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救助。所以“有与没有”、“有多少”都值得追问。蒋贵英一家在成都属于外来人员，希望这点不会阻碍其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如果真因为其外来人员的身份不能享受社会保障体系救助，那就有必要反思当下救助体系的漏洞，尤其不能让老人一家在成都和老家的保障体系中“两头不靠”。

从常理常情揣测，蒋贵英老人及其家人可能已经拥有了一些最起码的低保、残疾人补贴等政策性的补助。但从其家庭情况的现状看，即使已经有了相关补助，也还是杯水车薪。

一句“我不敢死”，说出的是悲情，但透露的也可能是社会救助的缺失或不足。毋庸置疑，一个有温度的社会不应让一位八旬老太在寒风中拾捡垃圾。

故对这样一位81岁还在捡垃圾的老人，仅有同情仍不够，更该检视的，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否还有缺失，是否还有可以修缮的空间。只有用制度能够抵达的温情，才能消解人们内心中的悲情。(二号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