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高考实行两类人才、两种模式，请问北大清华认可技能型人才高考吗?他们有的培养应用人才的专业，在招生时可不可以接受参加技能型高考的学生?”针对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前不久提到的分类高考的设想，有不少媒体来问我这个问题。

我当然不能回答。但倒希望能出现这样的局面。而按照媒体透露的信息，这很难在现实中发生，技能型高考可能只针对高职院校(包括转为实行职业教育的地方本科院校)的招生，而不是由各高校根据办学定位、不同学科专业的育人要求自主认可某一类高考。

从高等教育的发展定位看，实行精英教育的学校，不以就业为导向，而应该以能力为导向培养学生;实行职业教育的学校，应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应用技术人才。对于实行精英教育的学校来说，招收学生时，可采用学术型高考作为评价、录取依据，而对于实行职业教育的学校来说，则可采用技能型高考作为依据。因此，从表面上看，把技能型高考针对职业院校，把学术型高考针对其他普通院校，是合理的。目前，我国教育部门也是按照这一想法，设计分类高考方案。已有一些省市，探索实行高职单招、高职对口招生，考试科目、难度与普通高考不同，招生高校用“知识+技能”成绩进行录取。

但在我国，这种情况却很复杂。过去多年的高等教育扩招，已让高等教育的定位极为模糊，本该实行精英教育的院校，抛弃了通识教育，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学生，在本科教育阶段，开设了诸多实质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专业，被舆论质疑为“职业培训所”。而应实行职业教育的院校，却走提升学历的办学路线，追逐提高学校学历层次。

如此一来，实行分类高考，会出现诸多纠结：哪些学校采用学术型高考?哪些学校采用技能型高考?那些采用学术型高考的学校，其所有学科、专业都培养学术型人才吗?那些采用技能型高考的学校，原有的师资、课程、培养模式不调整，能培养高素质的职业技术人才吗?

消除以上纠结，有两种办法。

一是让学校按照办学定位，清理不应该举办的学科、专业，比如，实行精英教育的学校，应把过于职业化、技能化的专业调整出本科教学目录。多年前，就有专家建议，本科不要开设管理学这样的专业(国外通常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开设，而研究生教育中的相当部分是职业化教育，我国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调整，也是分为学术性硕士和专业硕士)。与此同时，对于实行职业教育的学校，也应根据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思维，调整原先过于追求学术性的学科、专业设置，但这一调整将牵涉到很多现实利益，具体到相关学科、专业老师的饭碗，难度极大。

二是不对学校整体进行类别划分，而是让学校根据学科、专业的特点，对考生提出不同的考试要求，某些专业的招生，需要学生提供学术型高考成绩;而另外一些专业，则允许学生提供技能型高考成绩，不搞一刀切。

相较来说，后一种做法更具可行性，这就好比考研分为学术性硕士和专业硕士，同一学校中这两种硕士都有。而且，它可以在一定程度解决职业教育低于普通教育、技能型高考不如学术型高考的问题，会为学生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而不是把技能型高考作为不得已的选择。

我国高校的办学定位之所以模糊，根源在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而是根据行政计划、部署办学。原来实行精英教育的学校，曾被作为扩招的主力军，后来新增的地方本科院校，扮演的是满足受教育者接受高等教育需求，提高录取率的角色，以至于当升学率达到70%，一些公办院校招生陷入困境后，在扩大高等教育资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民办院校，还被教育官员认为是完成了历史使命。

因此，在推出分类考试的同时，实行各高校的自主招生，每所大学自主根据学科、专业，提出申请者的统一测试成绩要求，达到要求者向学校提出申请，每所大学独立自主录取。如此，分类考试为学生提供更多考试选择，也为大学提供更好的评价依据，将促进大学在办学中，逐渐形成特色，包括调整、淘汰不适合的专业，探索适合自己的教育教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