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诱因是社会风险，即没有实现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导致一系列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使发展大跌跟头。主要表现在：

　　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

　　从全世界看，收入差距过大虽不是用来判断是否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但它加剧了不平衡，导致的社会问题很可能引发一国落入“陷阱”。拉美一些国家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仍高达0.6以上，占其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逾50%，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这正是有的国家迟迟未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原因。

　　城市发展贵族化，形成城乡“新二元结构”。

　　眼下，中国大城市华灯璀璨、高楼林立，可是，城市化一味求大求洋求快，“城市病”越来越严重，房价高、就业难、看病贵以及教育、养老、生活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突出，面临“城市化陷阱”。

　　阶层固化苗头显现，向上流动的路变窄。

　　在城市人口中，本地人、外地人，体制内、体制外，户籍、出身，不同标准给人们贴上不同的标签，不同人群“被进入”不同的发展通道，人群结构“代际分化”，底、中、上的阶层分野正在加剧。社会结构固化、人员流动性不足，阻碍了资源要素特别是“人”这一最核心要素的合理配置，造成动态上的不平等，限制了人的发展，长此以往，将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甚至增长停滞。

　　[措施]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主动彻底地转变发展方式。每个经济体都有“阶段性的成长极限”。中等收入陷阱，犹如一个人的“中年危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于能否主动、彻底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发展转向高水平、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第一，跨越“陷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在跨越“贫困陷阱”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驱动，并由此形成过度粗放的发展模式。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要靠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驱动。避免直落“陷阱”，就要在经济层面坚持内需为主，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一方面提升传统产业，提升劳动力素质，一方面在新兴产业领域抢占先机，增加在全球价值链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