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游学市场呈井喷式增长。浙江杭州一位旅行社的从业人士透露，“今年，光是学校游学业务就比去年增长了40%到50%”，学校对游学的“钟爱”，成为各旅行社和培训机构紧盯的一块“肥肉”。“表面繁荣”的游学市场背后，也呈现出野蛮生长的一面：层层转包，学校游走在盈利与非盈利之间，到名校游学成了“到此一游”……

　　从19世纪的留美学童容闳，到改革开放之初走出国门的学子，那几代人的留学潮，往往胸怀放眼世界的梦想，凝含着强烈的家国情怀，且仅是少数人的“专利”。而今天，无论游学还是留学，都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也早被剥离了依附在其身上的宏大叙事，只要家庭承受得起，且家长有意愿、孩子有兴趣，谁都可留学和游学。据保守估计，仅杭州一地，今年暑假就有上万名中小学生出国游学，兹是一证。

　　与留学、游学大众化相对应的，是留学、游学的产业化。但应该明晰，产业化等于规模化，并不等于规范化。肥硕的游学市场，处处都是商机，满目皆是利益，谁不想分一杯羹？据相关调查可知，一些没有出境资质的旅行社，居然也敢接游学项目，接手后转包给到达地的旅行社，由他们来办理相关事务。此外，有些小的留学机构接了游学项目后，也会再转卖给旅行社。值得深思的是，一些学校敢于将学生交给那些缺乏资质的机构，这除了贪图便宜，是否还有其它利益瓜葛呢？

　　消费学生，把学生当成赚钱工具，这样的学校显然缺乏基本的责任和道义。在这种商业逻辑下，面对学校的软硬兼施，很少有家长敢不就范。不仅如此，不少学校不和家长签订安全协议，教师的出国费用也由学生埋单。家长花了大把的钱，本希望孩子能见世面、开眼界，学到真东西，没承想，孩子却遭遇“人在囧途”——这不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而是缺乏安全保障的冒险之旅。这样的游学含“金”量很高，含金量却近乎为零。

　　就在去年，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中小学生出国参加夏（冬）令营等有关活动管理的通知》，要求“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组织出国夏（冬）令营等有关活动”，“原则上不组织低年级学生出国参加夏（冬）令营等有关活动”……事实证明，这一通知的落实还需加大力度。

　　游学的落脚点是“学”，因为它应是青春与理想的聚会，是求学与游历的契合，而不能沦为充斥着商业气息的游戏。强化规范，祛除乱象，游学才能更纯粹一些，才能更加名副其实。
人民日报时评：让“雷锋们”摆脱法治困境　　　　　　　　2013年07月10日
解铃还须系铃人，化解“雷锋们”的法治困惑，还必须回到法律的路径上来

　　《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近日获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表决通过（相关报道见本报7月9日第十一版）。这是全国首个保护救助人的专门立法，将为“活雷锋”撑起一把保护伞，诬告陷害救助人将担责。

　　自南京“彭宇案”之后，在媒体带着一股良知冲动的捕捉下，个别现实版的“农夫和蛇”故事被反复放大，让人发出人心不古的感叹。遇到摔倒的老人，到底扶还是不扶？成为一个令人纠结的疑问。在此背景下，深圳市这一仅有10条内容、全文不足700字的地方性立法，被称为“微规定，开先河，保义举”，引发赞叹。

　　如何避免让“雷锋们”陷入被冤枉的困境？如何借助法律的力量传递道德正能量？这是民众对立法的期待，也是深圳出台规定回应社会关切的初衷。作为权限原本有限的地方性法规，这一规定最大的意义在于：将分散的国家法律原则和规范，集中运用于救助人权益保护当中，从而向社会宣示法律的合道德性立场，消除人们做好事的心理担忧。

　　其一，规定全面明确了被救助人诬陷救助人的法律责任，能够震慑潜在的诬陷行为。无论是行政处罚还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都并非突破国家上位法的创设，而只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的规定，予以具体化的落实。但这种法律责任的明晰，能够防范实践中执法机关对此类诬陷行为的忽略或宽宥，进而为救助人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化行善环境。同时，立法还规定将诬陷行为通知公共征信机构，录入个人信用记录系统。这一措施引入社会诚信监督，能在社会上形成扬善除恶、匡扶正气的良好风尚。

　　其二，规定将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引入，为遭遇官司的救助人提供进一步的程序保护。以往的一些个案之所以引起民众不满，在于法院在事故责任过错难以划清的情况下，一般按照公平原则判令救助者对被救助者给予适当补偿。这虽然体现出司法救助弱者的立场，但也容易造成被救助者诬陷得逞的不良后果。在被救助者提出的侵权诉讼中采用“谁主张谁举证”，对救助者而言实质上是一种“无错推定”的思维，既符合民事诉讼的通用规则，也有助于保障救助者的合法权益。

　　其三，规定明晰了救助人遭诬陷后的救济机制，以民事司法的救济功能彰显法律对救助行为的保障。救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种诉讼权利的宣示既为救助人提供了救济提醒，也对司法做好权利救济提出了要求，尤其是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民事责任的承担，更加关注和保护救助者的精神权益，能够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为见义勇为洗冤正名。

　　现代社会，当物质的富裕挤占部分人的精神皈依，道德规范失去原有的约束力，造成了“雷锋们”的法治困境：不道德者理直气壮主张权利诉求，有道德者则陷入败诉危险的境地。解铃还须系铃人，化解“雷锋们”的法治困惑，还必须回到法律的路径上来。很明显，深圳的立法开了一个好头。

　　当然，地方性立法能否如民众期待的那样，真正做到力挽狂澜，则不是一个法律的自发运行结果，它需要所有人提供行动的力量，其中包括了执法机关的担当与作为，救助者的权利伸张与捍卫，不良被救助人的自制与警醒，以及全社会的监督与倡导。只有在行动中一次次激活纸面上的法律条文，才能最终实现立法的良好意图，还“雷锋们”一个没有顾虑的行善环境。
人民日报时评：面对误机，理解与沟通都重要　　　　　　　2013年07月11日
监管、运营、旅客各方都应该提高自身素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即使不能把被耽搁的行程变成一段愉快的记忆，也至少不要让它雪上加霜、添堵闹心

　　每到夏冬两季，多发的极端恶劣天气使航班频繁延误，航空公司与旅客之间爆发冲突的事情时有耳闻，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据报道，7月6日，因为航班延误，上海虹桥机场有旅客与航空公司发生摩擦，将工作人员打倒在地并造成软组织挫伤。两名过了不惑之年的旅客如此“血气方刚”，令人感慨不已。

　　就在一个月前的6月6日，美国费城交响乐团从北京赶赴下一站澳门时遇到了航班延误，等待起飞的4名音乐家在机舱内上演了一场即兴演奏，优雅与从容引来一片赞许。

　　据统计，我国目前造成航班延误的原因主要有3方面，其中航空公司的原因约占40%，流量控制的原因约占27%，其余的原因包括天气等。乘客花钱买票，与航空公司之间就达成了一种服务契约，其正当权益应该维护。但无论什么原因，乘客都应该理性维权，不可采取身体暴力或者语言暴力，把本来合法合理的维权行为演变为不合法的侵权行为。近年来，一些乘客在航班延误后集体霸机，甚至冲上跑道拦截飞机，导致更大范围的航班延误，让更多乘客被动延误，而自己也受到法律的惩处。这样的结局，不能不令人遗憾。

　　旅客应该学会从容，遵守法规；但航空公司也需要反躬自省，为什么旅客对自己总是缺乏耐心和信任？

　　宽敞明亮的现代化机场，造价高昂的喷气式飞机，英姿飒爽的空姐，所有这些都让人们觉得，航空真是个“高端大气”的行业。不俗的外在形象，也容易让一些航空公司的人忽略，自己从事的同样是服务行业，既要有服务水平的专业，还得有服务态度的真诚。

　　航空公司放低身段，不一定能缓解航班延误的窘境，却有助于构建与旅客的互信关系。航班准时是航空公司和旅客的共同愿望，遇到航班延误，航空公司同样心急火燎，毕竟飞机利用率下降和飞行延误，会直接影响公司的营业收入和空乘人员的薪酬。就此而言，航班延误时旅客与航空公司的对立和冲突，许多时候与彼此的互信不足有关。

　　航空是一个高度专业的领域，与旅客直接接触的主要是航空公司，这要求它们不能仅仅是运输服务的提供者，还需要做航空知识的普及人，遇到航班延误时准确及时地披露信息。但现实情况往往是，旅客从航空公司得来简单的一句“天气不好”或者“流量控制”，准确性待考，及时性更是欠缺，让旅客事前无法预知、事后疲于应对。在这方面，无论从专业角度，还是就态度而言，航空公司显然应该做更多努力。

　　当然，航空不仅是航空公司和旅客之间的事情，还涉及航空管理部门、机场等诸多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可能造成延误，很多因素航空公司也无法控制，处理起来显得力不从心。在航空公司面临“信任赤字”的背景下，监管部门更应该进一步强化监管职责，一方面增加航空公司改善服务的动力；另一方面督促信息发布，不仅能帮助消弭信息鸿沟，也能促进旅客与航空公司的互信。

　　事实上，航班延误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监管、运营、旅客各方都应该提高自身素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即使不能把被耽搁的行程变成一段愉快的记忆，也至少不要让它雪上加霜、添堵闹心。
人民日报时评：面对误机，理解与沟通都重要　　　　　　　2013年07月11日
监管、运营、旅客各方都应该提高自身素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即使不能把被耽搁的行程变成一段愉快的记忆，也至少不要让它雪上加霜、添堵闹心

　　每到夏冬两季，多发的极端恶劣天气使航班频繁延误，航空公司与旅客之间爆发冲突的事情时有耳闻，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据报道，7月6日，因为航班延误，上海虹桥机场有旅客与航空公司发生摩擦，将工作人员打倒在地并造成软组织挫伤。两名过了不惑之年的旅客如此“血气方刚”，令人感慨不已。

　　就在一个月前的6月6日，美国费城交响乐团从北京赶赴下一站澳门时遇到了航班延误，等待起飞的4名音乐家在机舱内上演了一场即兴演奏，优雅与从容引来一片赞许。

　　据统计，我国目前造成航班延误的原因主要有3方面，其中航空公司的原因约占40%，流量控制的原因约占27%，其余的原因包括天气等。乘客花钱买票，与航空公司之间就达成了一种服务契约，其正当权益应该维护。但无论什么原因，乘客都应该理性维权，不可采取身体暴力或者语言暴力，把本来合法合理的维权行为演变为不合法的侵权行为。近年来，一些乘客在航班延误后集体霸机，甚至冲上跑道拦截飞机，导致更大范围的航班延误，让更多乘客被动延误，而自己也受到法律的惩处。这样的结局，不能不令人遗憾。

　　旅客应该学会从容，遵守法规；但航空公司也需要反躬自省，为什么旅客对自己总是缺乏耐心和信任？

　　宽敞明亮的现代化机场，造价高昂的喷气式飞机，英姿飒爽的空姐，所有这些都让人们觉得，航空真是个“高端大气”的行业。不俗的外在形象，也容易让一些航空公司的人忽略，自己从事的同样是服务行业，既要有服务水平的专业，还得有服务态度的真诚。

　　航空公司放低身段，不一定能缓解航班延误的窘境，却有助于构建与旅客的互信关系。航班准时是航空公司和旅客的共同愿望，遇到航班延误，航空公司同样心急火燎，毕竟飞机利用率下降和飞行延误，会直接影响公司的营业收入和空乘人员的薪酬。就此而言，航班延误时旅客与航空公司的对立和冲突，许多时候与彼此的互信不足有关。

　　航空是一个高度专业的领域，与旅客直接接触的主要是航空公司，这要求它们不能仅仅是运输服务的提供者，还需要做航空知识的普及人，遇到航班延误时准确及时地披露信息。但现实情况往往是，旅客从航空公司得来简单的一句“天气不好”或者“流量控制”，准确性待考，及时性更是欠缺，让旅客事前无法预知、事后疲于应对。在这方面，无论从专业角度，还是就态度而言，航空公司显然应该做更多努力。

　　当然，航空不仅是航空公司和旅客之间的事情，还涉及航空管理部门、机场等诸多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可能造成延误，很多因素航空公司也无法控制，处理起来显得力不从心。在航空公司面临“信任赤字”的背景下，监管部门更应该进一步强化监管职责，一方面增加航空公司改善服务的动力；另一方面督促信息发布，不仅能帮助消弭信息鸿沟，也能促进旅客与航空公司的互信。

　　事实上，航班延误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监管、运营、旅客各方都应该提高自身素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即使不能把被耽搁的行程变成一段愉快的记忆，也至少不要让它雪上加霜、添堵闹心。
人民日报时评：防一季之汛，需全年之功　　　　　　　　　2013年07月12日
　一些地方把“防汛”仅仅理解成“救汛”，忘记了要“晴天修屋顶”

　　暴雨将至，最紧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