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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定资料

　　1.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经合组织于今年6月初联合发布的《2013～2022年农业展望》指出：“在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源有限的制约下，中国的粮食供应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依靠全球农业市场是一种方法。但要满足每年超过6亿吨的粮食需求，中国必须维持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率。“中国人的米袋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2013年4月，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博鳌亚洲论坛“粮食安全”圆桌会上表示：“中国主要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稳定、水稻、玉米和小麦三大主粮的自给率达到98.1％，应该说13亿中国人的饭碗还是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1978～2012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了93%。过去的9年，粮食生产的弧线始终上扬，如无意外，今年将会出现“十连增”的丰年奇迹。“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在生产能力的增长上是有把握的。”50年代出生的某社科专家感慨地说，“这在过去难以想象。毕竟，关于饥饿的印象，从未从我们同龄人的记忆中抹去。”然而，即使是在丰收之年，以及粮食安全状况最好的时期，这位专家还是忧心忡忡地提醒“未来业的任务仍将非常艰难。一方面农业在增长，另一方面供给的增长赶不上消费的增长。”据《中国国土资源报》报道，2003~2011年，粮食生产累计增长33%；同期消费累计增长41%，消费增速是生产增速的1.24倍。在汹涌的进城务工人群的背后，是粮食消费数量和质量更迅猛的增长，是大片大片撂荒的土地。

　　民以食为天，农产品价格高低关系到第一个人的生活，农业对物价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我国消费品物价指数（CPI）中食品构成权重一直较高，食品价格上涨对CPI的高低有很大影响，农产品价格几乎是整个物价的“晴雨表”。在发生通货膨胀时，食品价格对整个物价的影响在60%~80%。农产品价格上涨，会导致工业品等价格上涨，加上运输成本增加等一系列的价格传导效应，会使国家消费进入动荡状态。

　　2.“土地失控！”某著名杂交水稻研究专家说，“这些年中央以最严厉、最严格的政策来保18亿亩耕地红线。但到了县级再到乡镇和村一级，情况并不那么乐观。这些地方大多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搞城镇化、工业化，最难控制的是村这一级，尤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为甚。”如今，从苏南、苏北、浙北，一路高速公路过去，已经看不到连片的1000亩以上的农田，而这一切就是在最近10年发生的。10年前，那里还是连片的万亩良田。现在，良田都变成了房子。很多人问这位专家：“你们这样种田，一亩田有多少收入呀？”他如实回答；“我们种水稻一亩只有700块利润。种一亩花卉利润是8万块，种蔬菜、水果一亩利润8000块，工业的利润则是百万千万计，我干到了今天，竟连一套房子也买不起。”

　　“GDP增长再快，引进的投资再多，如果百姓的吃饭都成问题，那大家肯定不幸福。”有全国政协委员说。但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农业大国，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滋养他们的土地。什么时候，在土地上耕作，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营生？在2013年的今天，我们仍然时时想起19年前美国学者布朗提出的那个曾经轰动世界的命题：谁来养活中国？

　　国家无粮不稳。如果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宁可远离家乡到城市打工，也不愿在家乡种地、喂猪、养鸡，那么我们的农业将会不稳。农业不稳，其他都将不稳。专家指出：“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国不能不将粮食和耕地作为根本来考量。

　　3.据报道，我国每年撂荒的土地有近3000万亩，且土地撂荒现象有蔓延之势。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北京某大厦三楼餐厅里，代表们三三两两围坐在餐桌前，就土地撂荒现象边就餐边讨论着。

　　来自广西的吴县长说：“我们这样的边远山区县，现在农村劳动力也不够用了。全县38万多人，但外出务工人员却有10万多人。现在，每年春季采茶时节，只能从贵州、湖南的相邻县引进农民工帮着采茶。尤其是‘80后''90后’这些年轻人，离土地越来越远，他们甚至压根不会种地！过个10年、15年，第一代农民年龄大了，干不动了，退出农业生产第一线了，他们的后代不会种地、不愿意种地，这地给谁种啊？这种状况真是堪忧。”

　　河北省某村王支书说：“现在我们很多地方，在田间地头，农业生产都是由妇女、儿童、老人组成的‘杂牌军’来承担。这些杂牌军哪能和壮劳力相比啊？他们能种多少地啊？家里20亩地，也就能种个5亩地罢了！要他们自己说呢，也就图个够吃，多种也是浪费！地能不荒着嘛！”

　　另一位人大代表张某说：“我在调研时发现，农村学生回乡的意愿极低，一方面是父母当初让孩子上大学，就是为了孩子不再像自己一样辛苦；另一方面，很多农村学生从小看着父母风里来雨里去，衣服整天脏兮兮的，出去有时还会遭到别人异样的目光，自己宁愿在外面少挣点，也不愿回乡务农。有的承包大户，一年收入在10万以上，儿子女儿还是不愿意种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按照农民的说话，在家种地的人连媳妇都找不到，只有没啥本事的人，才会回家种田。说到底啊，还是别人看不起咱家里人，以至于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

　　安徽的一位代表说：“我去年去了几个偏远县。一路所见，是大量抛荒的耕地。一个农民朋友给我算了笔帐：这个季节只能种小麦和油菜，一亩收1000斤，现在的收购价格是每吨1900元，辛苦5个月，种5亩小麦，扣除生产成本，净收入2000元。现在城市里正闹‘用工荒’，不需要什么特殊技能，找个每个月2000元的建筑工作也不是什么大的‘梦想’，5个月收入万把块钱很轻松啊。女的要能做‘月嫂’，一个月三、五千的也不难。没‘钱景’，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还有谁种地啊？”

　　重庆的一位农民代表说：“我们村耕地约400亩，撂荒约100亩，在撂荒地中，60%为坡瘠地、边远零星地，产是很低。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谁都想把自家的地种好，但怎么种好，只能农民自己想办法。原来，每个乡镇还有个农技站，给我们讲一些科学知识，提供些技术服务，能提高不少收成呢！但现在呢，乡镇农业技术人员80%改行从事经营活动，省里、市里组织的农业科技下乡活动，也起不到多大作用。，我们种地时遇到些新问题，弄不懂，也没人给我们服务，可不就逐渐荒了嘛！”

　　4.家庭承包责任制虽然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人均仅为一亩多地，无沦怎样精耕细作，整体经济效益都是微乎其微的。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强调：“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土地流转不得搞强迫命令，确保不损害农民权益、不改变土地用途、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2011年7月，Z市齐陵街道太平村村民与村集体签署了土地流转转协议，1611.9亩耕地流转到村集体，交由该村村民王永耕种。根据协议，流转的土地统一种植，人均可分得小麦800斤，如有盈利可参与分红。王永一个人种了一个村子的地，可当说起种粮的体会时，他却满腹苦水，异常激动，二土地流转的分配方案并未得到村民的一致认可，人多地少的农户表示支持，部分人少地多的农户却并不赞成。根据粗略统计，这两年王永种地的投入已有四五百万元。“地是由自己种，可土地承包权是别人的，种地投入了这么多钱，无法到银行进行抵押，换不来银行一分钱的贷款。”2012年一场暴风雨，村里小麦倒伏，致使王永损失了几十万元，可保险公司最终只赔偿了2万元。王永坦言，目前种粮的农民可以获得的资金支持，有每亩125元的粮食直补和每亩230元的种粮大户补贴两种，如果风调雨顺，包地种粮应该是有利润的，但要想收回最初打井，修渠、买农机的数百万投入，则要10年以上的时间。而且，尽管签署了流转协议，种粮大户仍有可能面临政府征地、村民毁约等风险。

　　在河南省W县，提高菡香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无人不晓。2006年9月，该县马宣寨村32户农民发起成立了绿色稻米专业合作社。如今合作社有了自己的绿色稻米商标，注册资金达到1000万元，拥有成员226户，流转土地面积也由当初的1700余亩发展到涵盖周边县市的6万余亩。近日，记者来到马宣寨村，一探究竟。接受采访的村民孙某说：“以前村里人种稻都是单打独斗，现在基本上都加入了合作社，比以前好多了。啥时种、咋种、咋管、咋收、咋卖，都不用以前那样操心，大伙跟着合作社一起干就行。”

　　Y乡青山环绕，绿水长流，但是，农业生产落后，农民增收困难。作为工商企业租赁农地经营的试点，2008年起，央企H集团联手当地政府成立了专业合作社。2011年作作社以500亩土地经营权作价入股，与H集诸旗下的五丰农业开发公司联合成立希望农庄。土地流转之后、农户既是土地所有者，又是合作社股东，还能成为希望农庄的员工。有人算了一笔账：“现在农户收入有三大块地，土地租金、股东分红和劳动工资。土地流转之前，这里平均每户3.8亩土地，能收3.1万元左右，现在把地交给五丰经营了，如果两个劳动力到农庄工作，三项收入加起来最少能收4.2万元。”

　　5.2009年5月，某乡杨村的许多农民发现，自家责任田里所种的小麦和油菜，已被推土机折腾得面目全非，眼瞅着自己家的青苗被铲、宅基地被占，再也沉不住气的村民们拿着土地承包合同或土地使用证找村委会和乡政府，询问青苗补偿费和占用土地补偿费，但均被告知申请补偿没有政策依据。

　　2008年开始，该乡开展农业综合开发，乡里先在两村实施该项目，效果良好。2009年，该乡杨村等六个村子开始实施这个项目，不想却陷入尴尬境地。接受采访的村民说：“不认识的人为啥铲我的麦苗？事先没有人和我说，事后更没人说，”我至今想不通的是，村委会事先为啥不开会给村民介绍清楚呢？“当记者问及村上到底要搞什么项目时，因项目被占耕地的数十户村民均称不知道。记者就此事采访村主任。该村主任说，会是肯定开过的，项目内容会上讲得很清楚，这些村民称毫不知情没有道理。该乡党委石书记一肚子委屈，他说：“乡上通过努力争取，好不容易获得了这个农业综合发展项目，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惠农项目，项目建成后，能实现‘田成方、树成行、渠相连、路相通’，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石书记认为，一些群众不配合主要是项目施工时伤到部分人的利益，没有补偿便心生不悦，开始闹事。还有些村民觉得项目建设用地破坏了他们的风水，由此也不答应。

　　6.“扁豆姑娘”小王是1986年出生的农家女。2008年，她从复旦大学毕业，进入上海银行工作，但她内心难舍对农民的那价深厚感情。2010年7月，她辞职回家种青扁豆，担任上海红刚青扁豆生产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这几年，小王将先进的管理方法引入合作社，开设了规范高效的农资配送、农产品结算中心、农产品检测室等服务窗口；与复旦大学等高校合作，研发青扁豆与高产水稻。优质草莓等轮作、套作技术，培育出了”红刚三代“青扁豆新品种。生产管理之外，她还注重品牌培育和市场营销，“红刚”青扁豆被评为上海市名牌产品、上海市著名商标。2011年，青扁豆总产值达3.18亿元。合作社被授予”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等荣誉称号。合作社里的种植户们的年纯收入超过10万元，个个喜上眉梢，说种植青扁豆就像开了个”小银行“。

　　小唐是个自小在城里长大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在城里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小唐这个年轻人敢想敢干，他敏锐地发现农村大有发展，心想：“农民到城里去当工人，城里人咋就不能到农村去做农民呢？”2007年，他辞职到文登村承包了200多亩低效林，创建了“木鱼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过多年艰苦不懈的努力，现已取得成效：经济林木种植200余亩，成林按树20000多株，油桐40000多株；修建猪舍3000多平米，一年新出生的猪有3000多头；修建鱼塘8亩，年产鱼上万斤。“猪粪用于发酵生成沼气，部分还可以用于树木施肥、喂鱼，形成了‘猪-沼-林’的绿色生态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小唐说，“我刚来时当地群众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现在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回报，教给大家技术，带动大家一起致富，让乡亲们都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日子，使农民成为让人羡慕、受人尊重的职业。”

　　有专家指出，过去，“农民”不仅意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