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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有资料显示，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即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GDP的比重）为0.77％，同期全国的科研投资强度为1.7％，农业科研投资强度的国际平均水平是1％，发达国家一般为3％～5％。据调查，我国国家级农业科研院所项目的稳定支持经费仅为20％～30％，科研拔尖人才、骨干科研人员疲于急项目、揽活干、应付各类检查等。直接从事研究的时间比以前减少了23％。由于研究条件差、待遇低，近几年每年一些农科院所的科研人员流出率约为职工总数的3％～5％，而且大都是副研究员以上的科研骨干和技术后备力量。现在我国每年有7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问世，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仅占40％左右，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可以达到80％以上。国家部委、科研单位、项目实施组织间分工不明确，经常出现课题重复、经费使用效率不高的情况。由于农业科研周期较长，现有的科研管理体制难以确保农业科研项目的连续性。

　　自国内种业市场开放以来，跨国种业公司纷纷来华开展种子业务。美国的M公司、X公司等外资企业利用与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的机会，大量搜集我国优异的种子资源，凭借其农业研发技术和强大的创新能力，对种子进行筛选和改良，迅速占领我国的种子市场，摄取巨额利润。例如，美国X公司俨然已成为中国种业市场的“大鳄”，该公司的玉米品种“先玉335”，4年时间就占据了吉林较大市场份额，靠的不是别的，正是科技创新和研发投入。国外跨国种子公司的研发投入一般占到销售收入的10％左右，有的高达15％～20％。反观我国，拥有研发创新能力的国内种子企业不到总数的1.5％，绝大部分企业研发投入占其销售额的1％，有的企业还达不到这个数字。

　　农业科技怎么推广到田间地头呢？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曾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从科研单位到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一直到县、乡、村，曾经对农业技术的迅速推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原来乡镇的各种机构很健全，俗称‘七站八所’，包括兽医站、农技站等，1992年以后农业生产资料市场放开，这些站所就慢慢都取消了。”农技专家李某对记者说，“一家一户耕作的小农经济，是我国农业的基本国情。需要依靠大量农技人员来指导农民精耕细作，提高农业产量和质量，然而当前基层农技推广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农技站普遍‘三无’，搞农技推广难呐！”翁源县龙仙镇的乡间小道上，刚给农民做完技术指导的镇农技站站长索性停下摩托车，跟记者细谈起来，“我们站有四个人，但是连办公室也没有，只能到镇政府蹭别人的办公桌用；平时下乡镇农技推广也没有车，只能自己掏钱买摩托车走村入户；而所谓的试验示范基地、仪器设备更是想都不要想。虽然现在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实现了定编保收，但却处于‘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的困境，我们全县一年的农技站工作经费只有5万元，分配到那么多乡镇，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平时搞农技推广都要自己掏钱，如果不是对农民有感悟，很多人早就偷懒了。”

　　50岁的王颖，是泰顺县某镇的畜牧兽医员，早在8年前，她就被镇里派到镇下属的一个村里当驻村干部，主要从事计划生育、征兵等工作，畜牧兽医员的工作现在只能当副业来干了。据调查，泰顺县乡镇农技人员实际在编328人，仅有47人专职从事本职工作。该县在编的乡镇农技人员中40周岁以下的仅占实际在编人员的39.6％，其中，新近招聘进来的年轻人员，有的因为专业不对口，无法很好提供服务，有的到岗几年后不是改行就是调走。一些不具备农技从业资料和能力的人员，也被安排到乡镇农技推广站工作。该县乡镇农技人员中，初、高中文化程度占48％，中高级职称仅占13％，一人员虽然参加过农校培训，但接受新知识能力差，跟不上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如泰顺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检测室新引进的一些先进仪器设备，因为没有相应的人才而发挥不了作用。

　　2.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经合组织于今年6月初联合发布的《2013～2022年农业展望》指出：“在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源有限的制约下，中国的粮食供应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依靠全球农业市场是一种方法。但要满足每年超过6亿吨的粮食需求，中国必须维持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率。“中国人的米袋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2013年4月，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博鳌亚洲论坛“粮食安全”圆桌会上表示：“中国主要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稳定、水稻、玉米和小麦三大主粮的自给率达到98.1％，应该说13亿中国人的饭碗还是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1978～2012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了93%。过去的9年，粮食生产的弧线始终上扬，如无意外，今年将会出现“十连增”的丰年奇迹。“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在生产能力的增长上是有把握的。”50年代出生的某社科专家感慨地说，“这在过去难以想象。毕竟，关于饥饿的印象，从未从我们同龄人的记忆中抹去。”然而，即使是在丰收之年，以及粮食安全状况最好的时期，这位专家还是忧心忡忡地提醒“未来业的任务仍将非常艰难。一方面农业在增长，另一方面供给的增长赶不上消费的增长。”据《中国国土资源报》报道，2003~2011年，粮食生产累计增长33%；同期消费累计增长41%，消费增速是生产增速的1.24倍。在汹涌的进城务工人群的背后，是粮食消费数量和质量更迅猛的增长，是大片大片撂荒的土地。

　　民以食为天，农产品价格高低关系到第一个人的生活，农业对物价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我国消费品物价指数（CPI）中食品构成权重一直较高，食品价格上涨对CPI的高低有很大影响，农产品价格几乎是整个物价的“晴雨表”。在发生通货膨胀时，食品价格对整个物价的影响在60%~80%。农产品价格上涨，会导致工业品等价格上涨，加上运输成本增加等一系列的价格传导效应，会使国家消费进入动荡状态。

　　3.“土地失控！”某著名杂交水稻研究专家说，“这些年中央以最严厉、最严格的政策来保18亿亩耕地红线。但到了县级再到乡镇和村一级，情况并不那么乐观。这些地方大多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搞城镇化、工业化，最难控制的是村这一级，尤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为甚。”如今，从苏南、苏北、浙北，一路高速公路过去，已经看不到连片的1000亩以上的农田，而这一切就是在最近10年发生的。10年前，那里还是连片的万亩良田。现在，良田都变成了房子。很多人问这位专家：“你们这样种田，一亩田有多少收入呀？”他如实回答；“我们种水稻一亩只有700块利润。种一亩花卉利润是8万块，种蔬菜、水果一亩利润8000块，工业的利润则是百万千万计，我干到了今天，竟连一套房子也买不起。”

　　“GDP增长再快，引进的投资再多，如果百姓的吃饭都成问题，那大家肯定不幸福。”有全国政协委员说。但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农业大国，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滋养他们的土地。什么时候，在土地上耕作，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营生？在2013年的今天，我们仍然时时想起19年前美国学者布朗提出的那个曾经轰动世界的命题：谁来养活中国？

　　国家无粮不稳。如果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宁可远离家乡到城市打工，也不愿在家乡种地、喂猪、养鸡，那么我们的农业将会不稳。农业不稳，其他都将不稳。专家指出：“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国不能不将粮食和耕地作为根本来考量。

　　4．据报道，我国每年撂荒的土地有近3000万亩，且土地撂荒现象有蔓延之势。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北京某大厦三楼餐厅里，代表们三三两两围坐在餐桌前，就土地撂荒现象边就餐边讨论着。

　　来自广西的吴县长说：“我们这样的边远山区县，现在农村劳动力也不够用了。全县38万多人，但外出务工人员却有10万多人。现在，每年春季采茶时节，只能从贵州、湖南的相邻县引进农民工帮着采茶。尤其是‘80后’‘90后’这些年轻人，离土地越来越远，他们甚至压根不会种地！过个10年、15年，第一代农民年龄大了，干不动了，退出农业生产第一线了，他们的后代不会种地、不愿意种地，这地给谁种啊？这种状况真是堪忧。”

　　河北省某村王支书说：“现在我们很多地方，在田间地头，农业生产都是由妇女、儿童、老人组成的‘杂牌军’来承担。这些杂牌军哪能和壮劳力相比啊？他们能种多少地啊？家里20亩地，也就能种个5亩地罢了！要他们自己说呢，也就图个够吃，多种也是浪费！地能不荒着嘛！”

　　另一位人大代表张某说：“我在调研时发现，农村学生回乡的意愿极低，一方面是父母当初让孩子上大学，就是为了孩子不再像自己一样辛苦；另一方面，很多农村学生从小看着父母风里来雨里去，衣服整天脏兮兮的，出去有时还会遭到别人异样的目光，自己宁愿在外面少挣点，也不愿回乡务农。有的承包大户，一年收入在10万以上，儿子女儿还是不愿意种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按照农民的说话，在家种地的人连媳妇都找不到，只有没啥本事的人，才会回家种田。说到底啊，还是别人看不起咱家里人，以至于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

　　安徽的一位代表说：“我去年去了几个偏远县。一路所见，是大量抛荒的耕地。一个农民朋友给我算了笔帐：这个季节只能种小麦和油菜，一亩收1000斤，现在的收购价格是每吨1900元，辛苦5个月，种5亩小麦，扣除生产成本，净收入2000元。现在城市里正闹‘用工荒’，不需要什么特殊技能，找个每个月2000元的建筑工作也不是什么大的‘梦想’，5个月收入万把块钱很轻松啊。女的要能做‘月嫂’，一个月三、五千的也不难。没‘钱景’，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还有谁种地啊？”

　　重庆的一位农民代表说：“我们村耕地约400亩，撂荒约100亩，在撂荒地中，60%为坡瘠地、边远零星地，产是很低。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谁都想把自家的地种好，但怎么种好，只能农民自己想办法。原来，每个乡镇还有个农技站，给我们讲一些科学知识，提供些技术服务，能提高不少收成呢！但现在呢，乡镇农业技术人员80%改行从事经营活动，省里、市里组织的农业科技下乡活动，也起不到多大作用。，我们种地时遇到些新问题，弄不懂，也没人给我们服务，可不就逐渐荒了嘛！”

　　5．家庭承包责任制虽然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人均仅为一亩多地，无沦怎样精耕细作，整体经济效益都是微乎其微的。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强调：“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土地流转不得搞强迫命令，确保不损害农民权益、不改变土地用途、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2011年7月，Z市齐陵街道太平村村民与村集体签署了土地流转转协议，1611.9亩耕地流转到村集体，交由该村村民王永耕种。根据协议，流转的土地统一种植，人均可分得小麦800斤，如有盈利可参与分红。王永一个人种了一个村子的地，可当说起种粮的体会时，他却满腹苦水，异常激动，二土地流转的分配方案并未得到村民的一致认可，人多地少的农户表示支持，部分人少地多的农户却并不赞成。根据粗略统计，这两年王永种地的投入已有四五百万元。“地是由自己种，可土地承包权是别人的，种地投入了这么多钱，无法到银行

　　进行抵押，换不来银行一分钱的贷款。”2012年一场暴风雨，村里小麦倒伏，致使王永损失了几十万元，可保险公司最终只赔偿了2万元。王永坦言，目前种粮的农民可以获得的资金支持，有每亩125元的粮食直补和每亩230元的种粮大户补贴两种，如果风调雨顺，包地种粮应该是有利润的，但要想收回最初打井，修渠、买农机的数百万投入，则要10年以上的时间。而且，尽管签署了流转协议，种粮大户仍有可能面临政府征地、村民毁约等风险。

　　在河南省W县，提高菡香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无人不晓。2006年9月，该县马宣寨村32户农民发起成立了绿色稻米专业合作社。如今合作社有了自己的绿色稻米商标，注册资金达到1000万元，拥有成员226户，流转土地面积也由当初的1700余亩发展到涵盖周边县市的6万余亩。近日，记者来到马宣寨村，一探究竟。接受采访的村民孙某说：“以前村里人种稻都是单打独斗，现在基本上都加入了合作社，比以前好多了。啥时种、咋种、咋管、咋收、咋卖，都不用以前那样操心，大伙跟着合作社一起干就行。”

　　Y乡青山环绕，绿水长流，但是，农业生产落后，农民增收困难。作为工商企业租赁农地经营的试点，2008年起，央企H集团联手当地政府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