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3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14年间，伴随着深入骨髓的战争伤痛，中国各地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抗战遗迹、遗物。

它们，是抗日战争的历史见证，记录了日本侵华的累累罪行，也昭示出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近年来，我国抗战遗址、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但记者实地调研发现，各地抗战遗迹、遗物的保护仍存短板，保护力度、展示利用水平、相关研究等方面还需持续完善。

靠什么保护抗战遗址?

怎样保护抗战遗迹才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和对现实最好的警示?抗战胜利69年后的今天，这仍是各方需要思考的问题

每一年，坐落于吉林省长春市的伪满皇宫，都要接待游客超过120万人次。这里曾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居所，是伪满洲国曾经的政治中心，也是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妄图分裂中国、推行法西斯殖民统治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见证。

如今，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伪满皇宫已成为一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逢“七七”、“八一五”、“九一八”等重要纪念日，长春市的部队官兵、高等院校和中小学师生等各界人士都会来到这里。伪满皇宫已经成为长春人民回忆痛苦历史、树立爱国信念的重要纪念地。

在伪满皇宫博物院院长李立夫看来，日伪建筑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建筑本身，它们是中国东北近代史的缩影，看到这些建筑仿佛看到了一部充满悲愤的血泪史。

不仅长春一地，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长达14年的日本侵华和中国人民抗战历史，在全国各地留下了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的战争遗迹。在漫长的战后岁月中，很多日本侵华罪证、抗日战场、相关建筑、旧址旧居、纪念地遗址得到了保护和展示利用。

然而，《?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在吉林、湖南、河北、重庆等地调研发现，由于种种原因，仍有相当部分的抗战遗址尚未得到妥善保护。怎样保护抗战遗迹才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和对现实最好的警示?抗战胜利69年后的今天，这仍是各方需要思考的问题。

无法移动的侵略罪证

在长春街头，伪满皇宫、伪满国务院、伪满“八大部”、伪满综合法衙，伪满中央银行……一大批伪满建筑保留至今。在整个吉林省，伪满建筑多达1200多处。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为了把伪满洲国打扮成“独立国家”的样子，日本人在长春“认真”谋划起来。他们吸纳欧美城市建设理论，意图将长春建成日本侵略者眼中理想的现代化新城区。一批日本建筑设计师把长春作为建筑试验场，“帝冠式”、“兴亚式”、“草原式”等风靡一时的建筑风格，让侵略者沉醉于虚幻的繁荣景象。抗战胜利后，这些伪满建筑成为了日本侵略者无法移动的侵略罪证。

在湖南，岳麓山爱晚亭后就是第九战区司令部临时指挥部，湖南师范大学校区内的岳麓山73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至今犹存;南县厂窖惨案是日军侵华第二大惨案，日军仅三天共杀害我同胞3万多人，每天杀1万多人;南岳曾是国民政府抗战指挥和培训中心，南岳衡山半山腰祭祀抗战阵亡将士的忠烈祠，至今依然巍峨壮丽;湖南芷江县是大后方第二大军用机场、中国抗战受降地和胜利纪念地……

如今，这些抗战遗址有的列为国家级、省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的建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此外还有大量抗战遗址散布于民间。

国家文物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429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日军侵华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年)的相关遗迹、遗存共计186处、280余个点，涉及28个省区市，集中分布在重庆、辽宁、山东、江苏、山西等地。

这些文物点包括记录日本侵华罪证的细菌试验基地、屠杀现场、监狱等共计13处;战役、武装暴动、地道战等抗日战场共计25处;日军侵占或在战争和资源掠夺过程中修建的建(构)筑物共计22处;中国军民抗战相关旧址、重要历史事件纪念地和相关历史人物旧居共计126处。此外，还有大量的抗战文物被各级政府公布为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状况喜忧参半

记者在调研中看到，同是抗战遗迹，保护级别不同，保护状况也不同。

目前，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抗战遗址受到了较好的保护。今年3月，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加强抗日战争时期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通知》。随后，国家文物局与各地文物部门进行积极沟通，敦促开展抗战文物保护修缮和展示 提升工程，并在方案及工程立项审批过程中给予特别关注。在2014年的中央财政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安排中，重点支持了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0个抗战文物保护展示工程。2014年将新增开放抗战文物点29处，新建纪念场馆9座，完成展示提升项目55个。

河北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刘智敏对《?望》新闻周刊记者说：“目前被列入国家、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抗战遗址保护工作做得比较及时、到位。”然而，列入省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的抗战遗址保护还有欠缺。甚至一些战场遗址因地处偏僻，又没有任何建筑物，已经逐渐湮没在人们的记忆中。

刘智敏举例，平型关战役中，杨成武将军在河北省涞源县驿马岭向日军打响了第一枪，进行了“驿马岭战役”。“多么有纪念意义的战役和战场!像这种地方，至少要竖一个牌子或一块碑标示一下。”他说，“抗战过程中，很多战役是在长城上进行的，如喜峰口、山海关、潘家口等。可是我们爬长城时，有没有看到过相关标志记载这里发生过抗日战斗呢?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就会忘记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十分可惜。”

湘西会战是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余人，战线长达200余公里。战斗极其惨烈残酷，中日双方鏖战28昼夜，最终日本军队战败。湘西会战后，日军即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在位于湖南洞口县、溆 浦县、洪江市交界处的湘西会战遗址，记者看到，这里的多数遗址已残破不堪。保存稍好的有蒋介石题词的“74军湘西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塔”，以及塔后的300多名将士合葬墓，也被菜地包围。当时的战壕早已湮没在山林之中。

抗战胜利后，溆浦县龙潭镇弓形山上修建了抗日阵亡将士陵园。然而从2011年开始，一些石材开发公司在龙潭镇弓形山上炸山、开石，导致龙潭战场部分遗址遭毁，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1945年的抗日阵亡将士陵园也岌岌可危。

民革湖南省委的一份集体提案中这样描述：“湖南人民8年抗战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抗战文物资源，广泛分布于全省29个县市区，但抗战文物资源的保护不尽如人意。譬如衡阳五马归槽遗址已成为一处坟山，属于村民集体所有;衡阳车公山抗日战壕遗址现为村民菜地……目前全省抗战文物的有效保护率不到50%。”

“骑”着遗址盖售楼处

在现实中，抗战遗址受到土地开发、城市建设和商业活动影响和破坏的现象屡见不鲜。

长春市本愿寺满洲别院旧址是日本侵华的重要罪证之一，解放后曾被学校占用。今年初，一家房地产集团的售楼处“骑”着东本愿寺而建，寺庙的屋顶、地面遭到了严重破坏。

重庆市北碚区北温泉公园，周恩来、蒋介石、朱德等国共领导人曾居住过的“数帆楼”、竹楼、磬室、农庄和柏林楼，早已成为重庆柏联SPA温泉酒店的一部分。该酒店一名销售经理告诉《?望》新闻周刊记者，酒店内“五大名楼”基本上仅剩建筑物主体，“数帆楼”现已辟为红酒窖藏馆，农庄则成为酒店高级管理人员的宿舍。

文物部门保护抗战遗址时，还经常受到文物权属关系复杂、利益难以协调的困扰。比如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黄桷垭镇的于右任官邸，属于成都铁路局下属的铁路疗养院。为保护文物，文物部门请专家召开协调会，并给铁路局多次去函，却没有回音。经新华社报道后问题受到重视，保护规划正在制定之中。

重庆市文物局局长幸军对记者说，文物法规定“谁使用、谁管理、谁修缮”，文物部门只能对自身所属的遗址进行保护和补贴，但对其他单位和私人所有的文物没有管理权限。虽然有的文物属于国家或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文物法只对拆除、损毁文物有处罚性规定，对消极的不保护没有规定。

此外，对抗战遗址的展示、利用不足不当，也对文物造成了破坏。刘智敏回忆，几年前他曾参与保定城南庄革命遗址保护工作，毛泽东当年居住的房屋位于一个破旧的院落。“遗址保护要维持原来的形制，但当地一位领导很不同意，主张将原来的土房改建成砖房，说这么多年了还不给毛主席他老人家改善改善呀?”他说，“这位领导的想法，出于一种朴素的革命感情，但与遗址保护原则背道而驰。”

“还有一些遗址，在修整的过程中，弄得过于新，人们来到这里，看到的都是红砖绿瓦，怎么会找到当时艰苦抗战的感觉呢?”刘智敏说。

因地制宜保护利用

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更有效地保护抗战遗址，是各地在探索中的主要思路。长春市中心区域的新民大街是日伪建筑最集中的地带之一，《?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访发现，这些伪满建筑基本上保留了原有风貌，只是用途已经完全改变。

伪满“国务院”已经被吉林大学接管使用。它的整体面貌未被改变，已成为一座教学楼。“在这里学习，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日本侵华 建筑罪证带来的警示。”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院研究生吉璐说。

目前长春市大多数伪满建筑都已列入国家和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医院、学校等机构使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旧址(现为吉林省委使用)、伪满洲国司法部(现为吉林大学新民校区)等依旧发挥着作用。长春市文物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每年长春市政府和各使用单位会对建筑进行必要的维护和修缮，这样的方式“目前看来效果不错”。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对本刊记者说，要找到抗战遗址保护与利用之间、保护与城市开发之间的平衡点，政府、开发商、群众等都应该转变观念，不能非此即彼。

刘智敏认为，对于抗战遗址，应主张“利用”而不是“开发”，否则很容易走样。抗战遗址的保护利用与发展旅游不是矛盾关系，但当地政府要有控制、有引导，旅游项目要和遗址属性相呼应。“比如一个抗战遗址，周围就不适合建儿童游乐场。”他说。

刘智敏说，随着社会各界文物保护意识的增强，如何化解抗战遗址保护与土地开发、城市建设之间的矛盾，各方共识已经越来越多。对那些地处偏远、本身没有建筑物、周边缺乏自然景区的抗战遗址，如战场遗址，“不一定非要保留原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利用，但应该有所标记。”

针对抗战遗址复杂的权属关系，周勇建议探索遗址使用权的流转方式，保持所有权不变，委托政府或文物部门负责修缮管理;也可以通过立法，规定使用者保护不力，政府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重庆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管理办公室主任徐千里说，一些地区为保护文物，对文物周边环境随意改造，如修建广场以方便举办仪式性活动，使得文物看上去十分突兀。“这其实也是对文物的一种破坏，文物脱离原有环境，便不具有历史价值。”专家建议，城市中留存的抗战遗址，应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以合理的方式保留，让抗战遗址成为城市的地标和精神象征。(记者 周长庆 陈硕 明星 苏晓洲 张琴 任丽颖)

“以物证史”深挖抗战文物价值

挖掘文物背后的年代、使用者经历、历史故事，不仅可以让文物活起来，也可以让文物以物证史。

8月15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系列文物捐赠仪式”，来自北京、上海、河南、四川、广东、黑龙江等地的十余位捐赠者将珍藏多年的抗战文物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此次捐赠珍贵文物共计150余件(套)，包括英雄母亲邓玉芬为八路军伤病员制作干粮的炊具;著名作曲家、《长城谣》曲作者刘雪庵抗战时期用过的钢琴、钢笔;抗战剧作家丁里手稿、简报;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剧本;抗战时期苏联文学翻译家郁文哉译作、简报等。部分文物将在9月3日开展的“伟大贡献——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专题展览中展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李宗远对《?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文物是历史最准确的载体，背后有丰富的历史故事，虽然是静态的，却能给观众以震撼。”

历史见证需妥善保管

“抗战文物是博物馆开展国史教育最根本的依托。”李宗远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一直在进行文物征集工作。“工作人员找到抗日英烈、将领的后人，以及健在的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希望他们捐赠抗战遗物。这些人对抗战有很深的情结，往往愿意捐赠。”李宗远说，“抗战馆征集到了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