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100分。 1、 给定资料
  1．2006年1月1日起实施的《公务员法》对领导成员引咎辞职有明确规定，自此，引咎辞职成为我国法律责任体系中一种新的责任制度，从法律角度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事管理中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
    行政问责是对政府以及公务员追究责任的制度。自2003年开始，我国大连、长沙、天津、海南等一些地方相继制定了行政问责方面的规章制度，但至今还没有统一的行政问责法。
    2．2008年8月21日，在云南省行政问责办法、服务承诺制等4项制度实施半年之际，负责实施这项工作的云南省监察厅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向新闻媒体通报了“四项制度”实施所取得的初步成效。
    2008年1月30日，云南省下发《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在全省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决定》。3月1日，云南省全面启动行政问责。与此同时，云南省实施了“行政问责办法”、“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四项制度。
    据介绍，截至8月20日，云南全省先后问责各级领导干部542人，其中厅级干部13人，县处级干部171人，乡科级干部295人。按分级问责原则，由省政府及省直机关问责89人，州市政府及州市直机关问责236人、县政府及县直机关问责217人。从问责人员看，涉及16个省政府部门、16个州市和108个县(市、区)；从问责人员级别看，共问责乡科级以上领导干部479人，占总数的88．38％；从问责方式看，给予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建议免职问责的169人，占总数的31．18 9／6。
    3．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薛刚凌教授对云南省推行问责制给予高度肯定，认为行政问责对促进服务性政府的转型、促进政府与民意的互动很有意义，“云南省的做法值得推广”。但她同时提醒，有些问题的产生来自制度本身。如果能通过事故结果倒查责任链条，并完善相关制度设计，问责就更有意义。
    也有的学者认为，随着中国行政体制变革的推进，现代意义上的官员问责制度正逐步建立起来，做官的风险越来越大。但一些地方雷声大，雨点小，只出台问责制度，不见落实：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有的地方仅仅在民愤大的公共突发事件搞“火线问责”，在日常工作中，多见的是“太平官”、“和事佬”。
    真正的制度性问责，应贯穿于政府管理全过程，贯穿于平日和非常时期。官员问责走向常态化，意味着问责不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对党政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规范官员行为，保证权力依法合理行使，必须建立系统完善的问责体系。
    在“官员问责”制下，不是只有贪污受贿的官员才会受处罚，那些没有尽到相应义务的渎职人员，那些权力行使不当没有真正为民所用的官员，都应受到责任追究。有权必有责，权责对等。小权力，小责任，小担当；大权力，大责任，大担当。
    还有的学者认为，云南、四川等一些地方推行的官员问责制主要是由当地党委、政府推动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行为，是一种“上问下”的同体问责，即政府部门内部，上级对下级的问责。而需要明确的是，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问责的真正主体应是人民。
    从逻辑上讲，政府官员经过人大授权才拥有公共权力，其责任的对象应是人民。如果问责制仅仅是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那么在上级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就难保问责结果的公正性。因此，广泛开辟渠道，把问责权利归属于人民，让人民监督政府，问责才能有力量、有效果。
    4．2008年9月以来，一批官员因为重大责任事故而被免职。在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官员问责风暴”。
    山西襄汾溃坝事故
    9月14日，因“9·8”襄汾溃坝事故，孟学农被免去山西省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
    9月20日，临汾市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临汾市市委副书记刘志杰被免职，刘志杰的临汾市市长职务和周杰的临汾市副市长职务被提名免去。襄汾县委书记亢海银被免职；襄汾县委副书记李学俊被免职，其襄汾县县长职务被提名免职；襄汾县副县长韩保全被提名免职。
    三鹿奶粉事件
    9月17日召开的石家庄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冀纯堂辞去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决定。
    9月16日，石家庄副市长张发旺和市畜牧水产局局长孙任虎被免职。石家庄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张毅，石家庄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党组书记李志国也被免去党内外职务。
    9月22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因对三鹿牌奶粉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被免职。
    9月22日，国务院同意李长江辞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职务。任命王勇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
    5．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当前环境保护形势和任务”专题采访中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表示，2008年的二氧化硫排放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都有明显的减少，这是因为采取了在考核上实行严格的问责制等五项措施，才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2008年的二氧化硫排放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都有明显的减少，在回答记者提问环保部做了哪些工作能够达到这种减少量时，张力军表示2008年全国c()D比2007年排放量下降了4．42％。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了5．95％，这是自2007年污染物总量开始实现双下降之后的又一个好的成绩。到2008年年底，我们全国的COD的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了6．61％，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了8．95％。可以说，2008年的 工 作为我们  实现十  一五”的减排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力军称取得这样的成绩，原因是在考核上实行了严格的问责制。2008年年初，环境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2007年的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污染减排完成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考核，并将考核情况报国务院批准之后在新闻媒体上进行了公布。
    6．t·问责要法制化、制度化，就是不能情绪化。”2009年3月5日，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汉字说起自己提交给政协大会的发言材料《健全问责制度，推进依法行政》时如足说。
    调研中，李汉宇发现，一些地方的行政问责取决于媒体与社会的关注程度。只有某个事件引起强烈的舆论关注时，有关部门才启动问责制，处理几个官员给舆论一个交代。如果缺乏舆沦关注或压力较小，问责程序就很难正常运转起来。“如此一来，难以对官员施政起到真正的制约作用。如果为了平息舆论而不问青红皂白地问责，只能是个别官员的‘运气不好’，对社会进步没有好处。”另外有人因为在会议上打瞌睡就被免职。“这样的问责太随意，也很情绪化。”李汉宇说，科学、合理并行之有效的行政问责，可以通过公正、透明的程序查明问责事故的真相，追究行政官员应当承担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同时，避免行政问责的随意化、扩大化。为此，他建议，国家应尽快制定《公务员问责办法》。
    7．“最牛县委书记”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原县委书记张志国东山再起了，距其被铁岭市委责令引咎辞职，不过9个多月   时间。2008年4月，有消息披露，张志国尚未以任何形式表示将引咎辞职。一时舆论哗然，质疑声不断，铁岭官方回应称“张志国现在铁岭家中，未另行安排工作”。如果从那个时候算起，张志国蛰伏的时间不过半年有余，不可谓不短暂。
    张志国的复出，不是偷偷摸摸地复出，是光明正大地复出——铁岭电视台于晚间播报的“铁岭新闻，，披露了张的新职务，其新职务是沈铁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办公室副总指挥。这一职务不可小觑，因为总指挥是由铁岭市市委常委、副市长袁卫亮兼任，作为副总指挥的张志国，要负责1程日常具体管理指挥工作，也就是说张志国是实际上的总指挥。沈铁城际轨道交通工程是辽宁省重点工程，投资巨大，按照坊间的观点，其副总指挥是个“肥差”，级别也不低。
    张志国复出的消息传出后，有网友发tB疑惑：引咎辞职是否已经异化为异地当官的I司义浏?应该说，这种判断不是偶然的，而是来自于一次次的现实体验。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复出路径一一些官员因为种种原因被问责(一般是被免职)，先是赋闲在家，暂且静养、蛰伏一段时间，等到风声一过，时机绝佳，就东山再起。事情的悲哀之处在于，有些复出，很暖昧，很蹊跷，很不符合程序。比如，对黑砖窑事件负有领导责任的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原副区长段春霞，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和撤销行政职务处分。但被撤职还不到一年，又在未经公示的情况下，突然于2008年3月被尧都区任命为区长助理。
    8．2008年9月21日，四川省剑阁县人事局局长曹正直被免职，原因是两天前，曹局长请人吃饭付账时，与卖酒老人发生口角，曹正直当场打了卖酒老人两耳光。
    9月11日，四川巴中市政府办公室的三名工作人员因为三个字丢了官，因为他们两天前在中秋节放假通知里把“中秋节”写成了“端午节”，这事迅速被传至网上，引起了热议，很快，这三人在接到了问责通报后被免职。
    重大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被免了职，喝茅台打了人的被免了职，公文上写错了字的也被免了职。这几位就是近期被问责这把尚方宝剑斩到的官员，虽然同样都是丢掉了头上的这顶乌纱帽，但这几位遭遇的事儿可真是可谓有大有小，官位有高有低。人们不禁想问问，摘掉乌纱帽的那只问责之手进行处分的遵循标准到底是什么。
    在我国《公务员法》里，对于公务员处分的种类里并没有免职这一项。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第11章里倒是专门设立了免职、辞职、降职一节，但也指的是正常的工作变动，对于问责免职也没有写明标准。
    找不到明确的规章依据，就难免会对执行标准产生一些疑问。可以发现，媒体在问责中扮演了一个很微妙的角色，有时候官员犯错的事情不大，但却因为媒体的报道而被社会广泛关注，之后受到处分，就像写公文写了错别字的那三位，事情发生之后，迅速被当作笑话传到网上，造成了社会 影响，就不可避免地吞下了免职的苦药。群众的反映，领导的关注，媒体的报道，网络的传播，在这个时候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但是如果媒体和社会关注了就进行处分，而不关注就睁只眼闭只眼的话，这实在不是长久之计，人们呼吁官员问责标准还是需要一个明确的法规条例来作为依据。
    同样，这种失衡还表现在官员被免职的效果当中，有的人明明被免了职，在家休息一段时间后，便想出各种理由，动用人脉，使自己很快官复原职。更有甚者，虽然在此处被免职，却又跑到别处或者别的部门，摇身一变，当起了官。还有些官员，人被免职了，但问题或矛盾不处理完，留下一个烂摊子就走人了，使得问题和矛盾依旧没有得到丝毫改善。这一切都使问责陷入一个迷局，到底行政问责的行使怎样才能依据一个更加明确的程序，到底政府官员应该为自己的失误负起多大的责任，才能体现行政问责制的效果，我们确实有许多的问题急切地需要得到答案。
    9．近日，多名官员先后因在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中负有领导责任而被免职，中国政坛“问责”之风骤紧。正如人们在不幸事件之后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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