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恩来的第一个新闻，是我在5月份到达延安时听到的。有人告诉我：“在你到达前的一星期，一辆载着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主要工作人员的卡车遭到枪击，10个红军当场被打死，7个受伤后死去。这是距延安只有15里的事。周和参谋长以及一个新闻记者同另外一个人奇迹般地逃脱——他们用奔跑来掩护。只有四人没有受伤。”这就是一星期前我曾经希望搭乘而最终未乘的从西安到延安的卡车。

l936年6月，周曾骑马到城外迎接埃德加?斯诺，此后他们一直是好朋友。直到1937年6月，我还没有看见周，因为他去了西安。从那以后，我们有过几次交谈。

1898年，周恩来生于一个满清官吏家庭，他经历了两次革命和古老的宗族主义的转变。周和他的妻子邓颖超的婚姻，是这个国家现代婚姻的典范。1920年他在法国留学时，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人之一，访问过伦敦、德国和莫斯科。1924年，他在蒋介石手下任黄埔军校副校长，成为1925—1927年革命中青年干部的楷模。起义失败时，他逃到苏联，后又回到江西。在那里，他开始了长征，从这时起，他和毛泽东在遵义联合，继续了很长时期。

1949年，周恩来成为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据说，当他因劳累、工作过度、心脏病和癌症住院时，仍坚持工作。他的风度，像毛泽东一样，是极端中国式的——但又和毛相反。周是一位天生的外交家，终其一生，对内对外都起着这样的作用。“周恩来主义”立足于联络，寻找共同立场和结合的纽带。他从一开始就掌握住权力，好像坐在一个运动着的陀螺上，他总是在中间，从一边转到另一边。

当毛泽东愿意搅起人们心中的火山时，周恩来就像个工程师似的前来组织零部件，对细节给予最仔细的注意，在处理“中国的”形势时有超级的才能。没有哪个古老的满洲官员能够以计胜周。毛是个政治家，周也是，但他还是一个天生的善于和人民相处的政治家。周是协调合作中的主人，是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的联络人。总听说周恩来生活美满，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遭受过那么多次未遂的谋害。在20世纪60年代，成千上万的极“左”分子红卫兵包围了他的办公室，索取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档案，周说服了他们，他们离去了。1967年，周发现一群红卫兵暴徒，正在袭击英国代办处。他到了那里，愤怒地命令他们“回家去，哪儿也别去。”

周恩来不像毛，没有平民模样。他代表着被中国人称做学生的那类人，是知识界的保护人。他的事业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那时在天津的南开中学：他比朱和毛更富有商业城市人的气息，也更灵活，更熟悉世故。他实际上是一位被中国人称为“军事学者”的人。

在周恩来任总理的活跃时期，东西方能够缓和是不使人惊讶的。周是伟大的、自由的、温和的、高度文明的、有魅力的、开朗的、坦率的。

（我在1972年到中国旅行时，没有请求会见毛泽东或者周恩来，毫无疑问我应该这样做。后来有人告诉我，毛愿意见到我。人们不能随便地会见毛泽东，我怕他会拒绝。我离开北京后，有两个专门送急件的人带来两位领导人给我的信，邀请我做一次回访。周恩来说他很抱歉没有会见我，同时他请他的妻子照管我的访问，他说我愿意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我可以到中国的任何地方去。他的妻子邓颖超和朱德的妻子康克清一起，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并为我举行了一次晚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