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负着中央“四个率先”重任的上海，在“率先推进改革开放”中，以改革的思维从法治角度推进改革，这一被舆论普遍解读为“干部创新失败有望‘免责’”的立法思路，让人感叹。

　　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和国家就有危险。问题在于，人人深知，改革创新是要从一些局部、一些领域、一些地方突破的，改革成果点滴汇聚，方能蔚为大观。但是，对先行者来说，风险确实很大。并不是所有的改革创新都能成功，特别是当改革触动到深层的体制机制之弊，触动到既得利益阶层、部门或人群的“蛋糕”，改革者面对重重阻力甚至风险几乎是必然的。那么，这个“风险”由谁来承担？

　　是的，改革者必须具有牺牲精神和社会担当。当年，安徽凤阳最早尝试“包产到户”的18位小岗村农民，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按下触目惊心的红手印，方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过，改革“不要怕冒一点风险”，1991年他视察上海时，就特别强调“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今天，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改革者所要面对的，是“硬骨头”、是“险滩”，所要突破的，是固化的利益藩篱。这也正是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的深意。

　　现在，上海的尝试本身就具有改革创新的色彩。它让我们意识到，或许可以从法律层面，护佑改革者不惧风险，给敢为人先的组织和个人减少一些为失败担责的心理负担。而允许试错、宽容失败，或将在某种程度上，规避改革者可能遭遇的悲剧性命运。类似举措，有助于化解目前改革创新工作中存在的思想顾虑、制度障碍、机制缺陷和利益藩篱等突出问题，有助于化解改革创新动力不足、改革创新政策“碎片化”等倾向。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近35年，从曾经的“闯红灯”、“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一些地方开始用法治思维规范和保护改革创新，把改革创新纳入法律的框架，这表明我们的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也在逐步建立和成熟的过程之中。让改革失败者“免责”，不但是对改革创新者的激励，免其后顾之忧，也是从法治的角度治庸治懒，让为官平庸者警醒。

　　改革的时机稍纵即逝，如何消除“改革疲劳症”，如何打消改革者的后顾之忧，如何增强改革者的创新勇气，是当前各地面临的共同挑战。对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发达地区来说，尤其责重。不仅原地踏步可能意味着失败，而且在全国改革大局中，更要肩负“率先推进”使命。从这一点看，上海对改革本身的“改革”具有示范效应。当然，如何厘清“改革失败”与“失职渎职”造成的损失，还需要在法律法规的层面更加细化，更加完善。

4月15日尽心呵护公众对法治的信仰
要通过对一起起司法个案的公正处置，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深深熔铸于公众的心中

　　“我还要上诉。”日前，“上访妈妈”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案被一审驳回，走出法庭之后，她掩面而泣，说出了自己的心愿。无独有偶，浙江杭州强奸冤案当事人张高平出狱后，表达了相似的心迹：我这十年吃尽了苦头，流干了眼泪，但是我的心没死。我始终坚信法律是公正的。

　　作为一位母亲，今天的唐慧无论对女儿的不幸经历多么痛心疾首，对自己受到的劳教处分多么不服，都没有采取有违法治的过激行动，而是选择依法诉讼去坚持自己的主张；作为一起冤案的受害者，张高平哪怕在囹圄之中也不自暴自弃，始终坚守着“正义虽然迟到但不会缺席”的信心。这份对法治的朴素信仰，令人为之动容。

　　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小到文明过马路，大到依法治国，法治的根基在于公民发自内心的拥护，法治的伟力源于公民出自真诚的信仰。唐慧和张高平这些普通公民对法律的敬畏和坚持，正是我们建设法治中国最可贵的民意资源。

　　没有信心，就没有信仰。让公民信仰法律，法律须给公民以信心。这就需要执法者公正对待公民的合法诉求，像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那样，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的一个个“官司”，都是一面面法治的镜子，也是法治建设的一级级台阶。从执法到司法、检察机关，都应悉心聆听当事人的心声，善待他们的合法诉求，通过对一起起司法个案的公正审理，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深深熔铸于公众的心中。张高平叔侄案中，有了新疆石河子检察院张飚、高晨等检察官的努力，有了河南省检察机关的积极配合，有了浙江省高院勇于纠错的举动，才有了一宗错案的沉冤得雪。正是司法机关的合力行动，给人们的法治信仰输入了强大的正能量。

　　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法治。在这样的意义上，每一个判例，都是公众法治信仰的基石；而每一次失误，都可能导致信仰的崩塌。具体到唐慧案，除了关注“劳教决定是否合法，撤销决定是否意味着必须赔偿”的争议，公众同样希望看到湖南省政法委兑现去年8月作出的承诺，彻查唐慧女儿被逼卖淫案，及时公布调查结果，在这起始终伴随争执和猜疑的案件上给社会一个清楚明白的答案。

　　公众关注唐慧案，既是对一位母亲锥心之痛的同情和关切，更表达了对改革劳教制度的急切呼唤。随着人民群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更加强烈，我们需要在司法改革与法治文明建设方面做更大努力。事实上，推动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近年来不曾停步。今年1月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包括劳教制度改革在内的四项改革。在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明确表示，劳教制度改革方案正抓紧制定，年内有望出台。人们对此充满期待。

　　党的十八大重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进一步树立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让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成为立法者的不懈追求，让公正文明执法成为执法机关的共同意识，让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念，让法治不仅成为一种治国方略，更成为一种全民自觉的生活方式，则法治中国可期，公平正义长在。

4月16日用合理的制度破解“对跪”尴尬
社会管理者应以更多制度创新，走出小贩被行政妖魔化、城管被公众妖魔化的双重窘境

　　“你跪着，我也只能陪你跪着。”面对下跪央求不要扣留小车的占道经营摊贩，城管曹祥超无奈选择“对跪”。近日，武汉街头这戏剧性一幕，反映出城市公共管理的深层尴尬。（相关报道见今日第十一版）

　　在中国传统中，下跪是一种符号，语意是乞求，姿态是示弱。在权利平等成为社会基本意识的年代，摊贩牺牲个体尊严来守住谋生路径，让人感受到屈膝之下难以承受的重量。

　　或许正是如此，城管队员也压力沉重，特别是在民意注视下时，因而选择“陪你跪着”。正如当地城管部门负责人所说，“如果当天摊贩下跪而城管队员没有下跪，照片传到网上，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可能是城管部门遭遇强大舆论压力，更可能是曹祥超自己“无奈走人”。

　　城市游摊走贩遭遇的困境，屡有所闻。《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等网络图片，各种新闻勾画出的“猫鼠游戏”，都折射出他们在城市中逼仄的生存空间。然而，城管又何尝不是如此？崔英杰案、夏俊峰案中，被刺死的城管同样是应该尊重的生命。面对整顿市容市貌、道路秩序的要求，城管即便穿上制服，也往往既缺少执法的依据，又缺少工作手段。此次对跪，不过是颇为戏剧化地再次展现了城管的尴尬。更何况，很多城管同样来自弱势群体。

　　城管与摊贩的对跪说明：在一个权力必须尊重权利的时代，如果缺少充分人性化的制度，权力本身也会掉进被动的窘境。当双方都不愿意用尊严为不合理埋单时，这种权利与权力的冲撞很可能会以悲剧收场。

　　在城市公共管理中，很多地方没有把流动商贩纳入到真正的城市管理体系中，而是以临时化的管理思维，对待这个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在这样的行政理念下，城市管理的规则制度，往往难以表达出足够的制度善意。通过“禁摆区”来把小商贩赶出街区，却不能为小贩和市民提供合理服务，必然会遭遇抵制，从而陷入更大的公共管理困境，要么更多对抗，要么陷于尴尬。

　　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城管制度，其初衷是在国企改制、城镇化加速、下岗人员和流动人口增多的大背景下，更好地维护城市秩序。这样的设计，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这种带有一定应急性的“委托执法”模式，10多年来未能从源头上加以完善，反而逐渐固化下来，成为诸多矛盾的“下水道”。面对城市生活的巨大变革，社会管理者不能把“苦差事”都推给一线执法者，更不能以一个群体的“污名化”为代价换取表面的有序与繁荣，而应以更有效的顶层设计，从根本上化解城管困局。

　　城市之大，在于能海纳百川。如果能以更开放心态接纳流动人口，划定区域与时段对小摊贩进行疏导，变管理为服务，城管的执法压力肯定会大为减少。如果能加强监督，成立专门的监管中心，依法依规处理问题，小贩也能更多理解。而引导摊贩成立自治组织实现自我治理与约束，甚至引入社区、社会参与其中，也都是社会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的必要内容。

　　街头对跪的城管和小贩，都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然而，社会管理者更应看到背后的冲突，加强制度创新，以更加充满善意、以人为本的制度，走出小贩被行政妖魔化、城管被公众妖魔化的双重窘境，让小贩不用下跪求生计，也让城管能够站着执法。
4月18日：“触动利益”才能驶好出租车
出租车行业改革，难在“利益”二字，也会赢在这两个字

　　有人说，到北京听到的第一句京腔，往往来自“的哥”。北京出租车就宛如一道流动的风景，既关系着市民切身的诉求，也展现着这座城市的形象。

　　然而，就是这样的“城市名片”，却屡屡遭遇“形象危机”。或是高峰期排长队也打不到车，或是暴雨天气出租车坐地起价，或是黑车横行损害乘客利益……不断在治理，总是有曝光，却鲜见有成效，让人看到这个行业水之深、改之难。

　　日前，北京市出台《关于加强出租汽车管理提高运营服务水平的意见》，引来广泛关注。该《意见》从出租汽车定位、体制机制、运营模式等方面出台一揽子综合措施，力求在一两年之内，解决打车难顽疾。

　　打车为什么难？庞大的出行需求、供需关系结构性失衡、城市交通拥堵……种种因素，共同造就。然而，这背后的核心问题，是出租车经营权管理问题。一边是被扎紧的市场准入和退出，一边是被放开的市场需求，其间的矛盾，正是从“打不到车”到“打不好车”的一系列问题根源所在。

　　回顾北京出租车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特许经营权就一直是“无偿无期限”。这无疑会导致出租车这一社会公共资源，被少数经营者永久性占有。通过行政干预取得垄断地位，承包经营模式之下的“份儿钱”，成为出租车公司利润的来源。这既让出租车司机负担沉重，颇有怨气，又让一些出租车公司产生惰性，缺少主动适应市场需求的动力。

　　抓住这个关键，也就是抓住了改革的“牛鼻子”。从北京的探索看，将经营权转为“无偿有期限有考核”，正是关键一招。经营权到期，投诉率高的企业可能被劝退；服务质量高、经营状况好的企业，则可能拿到更多牌照。这无异于在出租车行业建立起“退出机制”，从无限期垄断变成优胜劣汰。对出租车企业，“铁饭碗”变成了随时可以摘掉的帽子。

　　细审这一问题，不难发现，出租车行业改革，难就难在两个字——“利益”。让人印象深刻的是，2006年，一个拥有200余辆车的出租车公司老板给报纸写信，表示“出租车公司是纯粹的企业，它不应当赚取利润吗”。此次改革，北京说法坚决：企业利润水平要被控制在“微利”。“要想发大财，想暴利，对不起，没有！”这样的说法，显示出触动利益的决心和勇气。

　　然而，改革一旦有突破，赢也会赢在“利益”二字。理顺出租车行业管理与定位，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立准入退出和考核机制，势必打破出租车行业旧有的利益格局。《意见》中的举措如能落实，将把过去经营者手上的部分利益，转给出租车司机和乘客，从而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利益能否理顺与合理分配，既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也是改革成效的检验。

　　正如李克强所说，“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有城市在相关改革中，建立起了年检制度，根据投诉、违章等扣分，扣到一定程度就削减公司一辆车，但实际上，被“踢”出行业的企业却几乎没有。这样的情况也警示着北京，即便有了很好的顶层设计，执行中仍需不断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