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要带头吃鸡，更要升级养鸡
从被大量扑杀的家禽，到黄浦江上漂浮的死猪，都与我国传统农业养殖方式脱不开关系

　　因为H7N9禽流感疫情，不少人谈鸡色变。正因此，湖南省畜牧水产局、河南郑州疾控中心人员带头吃鸡的新闻，引来不少关注。

　　疫情来袭，大规模的活禽扑杀、陷入冰点的禽类交易，让养殖企业甚至餐饮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这样的局面下，社会管理者带头吃鸡，缓解恐慌、提振信心，服务精神和责任意识值得肯定。

　　不过，话说回来，疫情引发恐慌，与其说是生物学问题，倒不如说是社会学问题。公众心目中对鸡肉安全与否的判断，并不单纯以专业人员敢不敢吃为标准。需要看到，公众经历或目睹危机后的顾虑心理，总要有一个消解的过程。正因此，除了带头吃鸡这样的“感性号召”，还应在及时公布疫情、细化防控措施、注重公众参与、强化心理疏导等方面下更大功夫，让群众在清楚明白的状况下逐渐放下心理包袱。

　　消除恐慌与恢复信心，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都需要花些时间。远水不解近渴，带头吃鸡鼓励消费的同时，还需要更直接的干预手段，帮助业者渡过难关。媒体报道，有长沙养殖户闷死2万多只鸡，哭着掩埋后出门打工。大规模扑杀家禽，固然是出于安全考量的必要措施，但十年未变的补偿标准是否应适当提高？政府财政补贴能力有限，但能否通过开发和推广相关的农业保险，分散他们的经营风险？

　　要从根本上提高养殖者的风险应对力，“末端治理”外，更需长远的“顶层设计”。加强疫病预防和监控体系建设必不可少，但最关键的，还是从产业本身找出路。

　　从被大量扑杀的家禽，到黄浦江上漂浮的死猪，近期禽类畜类的一系列问题，都与我国传统农业养殖方式脱不开关系。散户经营为主的生产方式，不但大大提升了疫病风险和市场风险，同时也加大了监控防治的难度。养殖规模小与养殖水平低，正是提升禽类品质、疫病监控防治和企业抵御风险能力的一大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尽管禽流感疫情给相关业者造成巨大损失，但同时也在倒逼我国养殖业的转型升级。无论政府还是企业，不妨以此为契机，在保证产品供应的前提下，鼓励推进以市场化为手段的产业整合兼并，提高产业的集中度和规模化经营，实现更加高标准的生产模式。这不仅是告别“禽贱伤农”的需要，更可有效防止之前曾引发社会担心的滥用抗生素、饲育速成鸡的问题，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安全的食品。

　　从长远看来，更需打造出一个“养殖经济升级版”，这才是对全国200万禽类养殖业者、对十数亿消费者最大的负责。

4月23日景区门票中的“芝麻”与“西瓜”
问题的核心在于，谁在掌握着现实的定价权，谁真正在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

　　“五一”临近，景区门票再次成为关注话题。湖北318家景点门票降价，云南全省景点门票打八折，山东曲阜推出“背《论语》免费游三孔”活动……与往年不同，今年假期，各地景区门票不再是“涨声”一片。

　　继博物馆免费开放、高速公路假日免费之后，一些地方的公共景区门票减免举措，是可贵的公益属性回归，其意义也将逐步显现。

　　一张湖南张家界的门票价格，相当于法国卢浮宫门票的3倍；一张四川九寨沟的门票费用，如果用来参观美国黄石公园、印度泰姬陵、日本富士山，“都玩一遍还剩100多元”。这些年来，门票价格之所以牵动国人神经，直接原因是一个“贵”字。

　　众人称“贵”的背后，其实有着朴素的正义观。不同于欢乐谷、迪斯尼等商业景区、人造景区，那些风光秀美、文化底蕴深厚的公共景区，是全体国民的共有财富，其精神价值远胜于物质利益。倘若仅仅因为门票价格，就将许多人挡在门外，不仅会带来新的文化鸿沟，也是典型的“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当然，如果只从道德层面论证，问题往往难有根本解决。就景区门票收费而言，可以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公共景区的维护运营全部由国家财政承担不太现实，收取一些必要费用属于世界通例；二是在中央委托地方、地方委托机构的逐层代管模式下，如何避免“大众所有、小众管理”异化为“大众所有、小众得利”，这是问题的关键。

　　其实，双赢的选择并非没有。杭州西湖自2003年实行免费以来，当地旅游总收入增长了4倍，实现了各方受益、各方满意。值得深思的是，这一成功模式并未被普遍效仿。究其原因，并不是一些地方不会算账，而在于大账本里有小算盘，掌柜与伙计利益不一致，长期与短期收益不一致，芝麻和西瓜的权属不一致。

　　比如最近湖南凤凰的高价门票，直接受益的是当地政府和公司，间接损害的是商户和游客，长远损害的是当地旅游业。问题的核心在于，谁在掌握着现实的定价权，谁真正在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

　　经济学有个术语，叫做“外部不经济性”，是指某个经济行为主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自己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摆脱门票经济的“短视思维”，实现公共景区的公益功能，同样要克服这种“外部不经济性”，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

　　对公共景区的所在地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克服景区利益政府化、政府利益私人化的倾向。景区所在地要算总账、算长远账，将景区变成旅游产业链中的一环，并建立关联产业的利益共享机制，从门票经济走向旅游经济、产业经济。实现这种转变，需要地方政府革新发展理念、摆脱惰政思维，从而打造旅游经济的升级版。

　　就公共景区的管理者而言，最基本的问题，是强化国家对公共景区的监管职能和制度供给水平。在欧美等一些旅游大国，公共景区门票价格政策均由文化部门及其下属的公共机构统一制定。改变“本地人听证、外地人埋单”的局面，需要有国家层面的统一协调；同时，对那些为维护公共景区做出牺牲的地方，国家应给予合理补偿，以此呵护地方的公共文化责任意识，更好地实现公共景区的公共价值。

4月24日：“强势监督”是对权力的警示
　接受群众的监督、适应群众的表达，理应成为领导干部工作甚至生活的基本语境

　　高档水产、贵重名酒，群众围堵、主任跪桌……这样的情节，让江苏泰州滨江工业园区管委会的一次豪华宴请，引来广泛关注。

　　虽然泰州方面及时调查，坦言“接待活动执行相关规定不严，造成较坏影响”，并将相关责任人免职，但在这起“吃喝”事件中，公众的“强势监督”，直接把权力与权利的命题，再次摆上了桌面。

　　不管群众的监督形式是否得当，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本身就不该发生。更何况，中央力倡改作风，江苏还出台了“十项规定”，甚至制定出公务接待标准。这样的背景之下，群众对作风问题高度关注，顶风作案难免会犯众怒。

　　“餐桌上的腐败”还只是导火索。笔者采访了解到，对在小区旁建化工厂以及拆迁补偿标准的不满，才是背后的心理结穴。按这些居民说法，该小区已是搬迁小区，这一化工厂“既违反当初规划，也有悖环保要求，更未征得居民同意”。

　　建化工厂是否经过相关论证，拆迁补偿标准是否符合规定，当然不能单听任何一方说辞。管委会引进这一项目时，背后到底有没有像居民认为的那样，把权力看成自己的私有物，只想着要“政绩”，而牺牲居民利益、环境效益，这些都需要相关方面详细调查。不过，因为建厂搬迁的矛盾，而导致一场违规吃喝被抓了“现行”、继而起了冲突，这样的变化，无论如何都让当地领导干部始料不及，或许更让他们追悔莫及。如果在面对“化工厂留下还是居民留下”的问题时，能多考虑群众感受；如果能在关于拆迁补偿的谈判中，多听听群众意见，可能也不至于有如此尴尬的收场了。

　　实际上，不管是顶风作案的吃喝，还是一些不顾民意的决策，背后往往都有被扭曲的权力观，都暴露了阳奉阴违的恶劣作风。以吃喝为例，会找出种种借口，或是“投资商来了，不吃不行”，或是把吃喝搬到单位食堂、公园会所。而在决策之时，往往把政绩和升迁看得更重。

　　宴请遭民众围堵，也说明了群众对作风问题的反感，不仅是因为铺张浪费或是败坏风气，更是因为背后反映出权力对权利的傲慢。中央把改作风当做工作切口，也正是为了规范权力运行，减少权力与权利的对峙，打破习近平同志所说的“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的无形之墙。

　　而从自发围堵到微博曝光，群众的监督情绪和方式更启示我们，这是一个“权利时代”，群众对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的要求日益高涨。接受群众的监督、适应群众的表达，理应成为领导干部工作甚至生活的基本语境。不仅是在吃喝等作风问题上，更是在行政过程的每一步，不管决策、执行还是监督、反馈，只有适应这样的变化，把权利放在首位，才能免于被围堵甚至“被下跪”的结局。

　　在此事件中，群众的围堵和曝光，不仅让公款吃喝者付出代价，更为自己争取到表达权。然而，让群众抓吃喝，和让社会盯公车、让网络找手表一样，再热闹也只是个案，更重要的也更根本的，应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4月25日：权益应与消费“共同成长”
消费者分量的提升，标识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刻度、意味着市场经济体系完善的程度

　　一部影响中国消费市场20年的重要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即将迎来首次修改。23日，这一法律修正案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虽然尚未最终通过，但从部分细节中，也能感受到强烈时代气息。网购、电视购物等“非现场购物”，7天内可无理由退货；汽车、冰箱等耐用商品出现问题，拟由经营者举证“自证清白”；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这些规定，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空白，可谓“打上补丁”；对已制订20年的法律，可谓“系统升级”。

　　去年11月11日淘宝网促销，1天时间卖出191亿元。惊人的数字背后，是消费这一市场经济基本行为的深刻变化。交易形式越来越丰富，快递行业的“意外成长”，佐证着网络、电话、电视等购物形式的兴起；交易环境也越来越复杂，团购涉及到买卖之外的第三方，而“海购”则可谓一种个人化的国际贸易。

　　这样的变化，也必然带来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新问题。近日有新闻，淘宝网卖家骚扰给予中差评的买家，甚至发出“死亡威胁”。无质保、难退货，更谈不上售后，这无疑是“新消费时代”维权的典型案例。而网银、支付宝等电子支付手段流行，也让资金安全、信息安全的问题同时产生。只有与时俱进扎紧法制护栏，才能在变动的市场规则中，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马拉奔驰、怒砸冰箱……近年来，越来越激烈的消费者维权事件，说明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也说明了“消费者意识”的不断高涨。这与中国的权利敏感、利益敏感相伴而生。在某种程度上，消费者的权益，本身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基本人权。也要看到，从“自认倒霉”到依法维权，消费者的权利觉醒，也是完善市场环境的推动力。让消费者和商家在规则之下良性互动，一个成熟、诚信、友善的市场环境才能形成。

　　修改这一法律，根本目的是要增加市场行为中的“消费者分量”。回顾历史，消费者话语权渐强的过程，也是市场规则不断完善、市场秩序不断成熟的过程。凭票购物看脸色，是改革开放初期在国营商场购物的必修课。从王海打假到“苹果维权”，从“三包”规定到汽车召回，20年来，消费者权益前进的每一步，都饱含着市场发育的艰辛。可以说，消费者分量的提升，标识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刻度、意味着市场经济体系完善的程度。

　　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嵌入了全球体系。这个市场中的每一个主体，都需要更好地学习和尊重规则。对于有远见的企业来说，尊重消费者是基本的社会责任和商业伦理。损害消费者权益，最终会以损害市场规则和社会信任为代价。不管是老牌的全球500强，还是新兴的电子产品商，甚至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企业，抱着“人傻钱多速来”的观念对待这个市场，不独会被消费者抛弃，更会失去与中国一起成长的机会。

　　1992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翌年就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说明“消费者”与“市场经济”的伴生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意味对消费者尊重的升级，这也让人期待，它能否倒逼出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