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上海黄浦江上游的死猪漂浮事件引起社会关注，也引来不少担忧。挑战面前，上海市为了化解这场“水危机”殚精竭虑，一方面逐日打捞死猪，并做无害化处理，累积多达上万头；另一方面，则逐日向媒体详细通报相关信息，力求公开透明。从目前来看，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保证了上海市民的饮水安全。

　　但是，这场危机还难以画上句号。随着记者调查的深入，各种谜团也渐渐浮出水面，带来对这起突发事件更加深刻的反思。

　　漂浮的死猪暂时捞尽，还会不会卷土重来？毕竟，黄浦江上游河汊众多，面对这种“跨省市污染”，还需追根溯源，加强协同治理。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还有不少疑团待解：为什么在事件发生后，连死猪源头这一望而知的问题，相关方都不愿认账？死猪的病死原因何以欲说还休，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对这些死猪，当地政府有否采取必要措施安全处置？农业部对动物无害化处置的三令五申，是否在当地得到落实？当大量死猪沿江漂流，上下游能否联合行动，而不是只靠上海方面的末端处置？

　　纵观这场水危机从起源到化解的来龙去脉，再联系此前各地的水污染、雾霾、沙尘暴等诸多环境突发事件，不难发现，仅仅是事发地一方的努力，就算是再尽心再周全再有担当，也会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只能收一时之效，而非正本清源的长久之计。

　　不管是死猪漂到上海带来水质恐慌，还是雾霾“串门”来到北京引发呼吸焦虑，都在提醒我们，环境安全问题绝不是一个地方单独行动所能解决的。一旦在人群聚集的大城市突发环境污染，影响面巨大。但是，它们毕竟只是一个一个“点”，而水和空气都是流动不居的，我们的关注焦点不能只盯在事发地，而忽略了问题的根源、演化的过程。

　　比如上海与江浙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也一直在做着长三角一体化的努力，沪苏浙环保部门3年前还曾签署过《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保护工作合作协议》。然而，从死猪漂浮事件暴露的问题来看，建立畅通而有效的区域联动机制，依然任重道远。

　　行政管辖，固然守土有责，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只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尤其在生态环保方面，上游下游、各个地区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哪个环节掉链子都不行。囿于一隅、只顾自己，就会导致“跨界污染”久拖不决、愈演愈烈，最终埋单的还是大家。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正是“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共同责任。兹事体大，谁也不能置身事外，焉能一推了之？

3月21日靠“愧疚”管不住吃喝的嘴
管住公款吃喝的嘴、公款旅游的腿，不能靠个人觉悟，靠的是严格制度和严明纪律

　　公款吃喝，百姓反感，干部怎么看？最近，《人民论坛》杂志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受访干部对享受高规格公款接待感到愧疚。联想起此前有干部抱怨“一天陪洗八次澡”、感慨“做梦都想喝小米汤”，这一数据折射的干部心态更耐人寻味。

　　可能有人会说，一边享受公款接待，通体舒泰，一边感到愧疚，良心不安，是不是有点矫情？其实，不必如此苛责。心怀愧疚，起码说明这些干部心里有是非标准、荣辱界限，对奢靡之风是有评判的。

　　当然，不管有没有愧疚，在公务接待上都不能大操大办、大吃大喝。愧疚是不可期待的，也是靠不住的，更何况现实中不少人不仅毫无愧疚之心，反而欣然受之。比如，媒体曝光，今年1月初广东省阳江市数十名中小学校长，分别到云南西双版纳等地公费“考察交流”。面对质疑，有关部门竟然以中央八项规定文件“来得慢”为托词。说到底，管住公款吃喝的嘴、公款旅游的腿，不能靠个人觉悟，靠的是严格制度和严明纪律。

　　日前，中央纪委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发出通报，其中包括用公款大吃大喝，也包括以开会名义公款旅游，还包括滥发福利等等，都是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消息传出，舆论普遍好评。就在前不久，有全国政协委员还表示，要防止“中央强调抓一下，强调过后放一下，出了问题紧一下，形势好了松一下”的一阵风现象。中央纪委的通报表明，转作风不是说说而已，也不是做做样子，而是动真格、见真招。如果将通报监督制度化，就会形成更强大的震慑效应，减少走形式、搞变通的现象。

　　赏罚分明，才能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现实中，“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怪象，反映了一些干部“吃吃喝喝不犯法，只要不往兜里拿”的认识误区，更暴露了违规成本低的现实问题。正如调查显示，逾八成的受访干部认为“公款吃喝受到处罚的可能性”较小。如果公款吃喝近乎零风险，必然引来更多的人效仿，把公务吃喝当成一种心安理得、不吃白不吃的惯性。

　　清除这种惯性，除了加强个案监管，还应看到铺张习气的形成，与不良政治生态息息相关。比如一些地方把接待当成“生产力”，“不宴请、不迎送，心里不踏实”，“四菜一汤，项目泡汤”。这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到印证——多数受访干部对于公务接待给自己带来的“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得到更多升迁机会”，比“得到他人的尊敬和羡慕”更感兴趣。

　　这就说明，要管住奢靡之风，除了加大惩处力度、曝光强度，还需从清理灰色官场文化、净化政治生态入手。通过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完善政绩考核机制等，使干部看到，成绩是干出来的，而不是招待出来的；升迁要靠真本事，而不是靠利益输送。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公款吃喝玩乐的需求与冲动。

　　治奢靡、倡勤俭，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但这也是一场持久战。好比钉钉子，不奢望一下子到位，不追求一锤子就钉得牢，重在稳打稳扎、步步推进，常给力、不卸力，建立行之有效的长效机制。如此，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可期。

3月25日：“下水道吃人”叩问治本思维
治理下水道问题，需要全社会凝聚治本的合力

　　又一起“下水道吃人”的悲剧发生了。22日的暴雨夜，女大学生杨丽君不慎落入长沙城区一处下水道，随即被急流卷走，下落不明。事发后，当地公安、消防、卫生、市政、街道办事处等均派人赶赴现场救援，媒体也将聚光灯对准吞噬生命的洞口，网友纷纷祈祷落井者能奇迹般生还。

　　伤感、愤怒、期望之余，我们还是应该冷静地想一想几个老问题：为什么需要那么多井盖？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部门来管井盖？为什么大雨就能冲开井盖？表面上看，这是因为九龙治水、管理部门推诿、防范不够、整治不力，而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城市规划不合理、排水系统老旧。

　　抓住症结才能解决问题。但长期以来，一些管理者习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满足于应急之策，而不愿去改变造成结果的真正源头。

　　比如，地面井盖丢失，往往忙于界定属于哪家单位，甚至不惜动用地下管线专家“会诊”，却没空想一想，为什么电力、电信、煤气、自来水、热力等都要“各自为井”；城市道路拥堵，车辆限号、购车摇号本都属临时管控，却逐渐习以为常，延缓了优化交通规划、城市布局。

　　渐成常态的治标就这样代替了治本，以至于井盖管理应急处置中心都成了正式编制。而一提到治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出现，出了状况先以非常措施救救急，缓下来后，治本又被一再搁置。许多城市就这样成了生病的美人，地面光鲜靓丽，地下炎症不断，靠的是擦粉装头面，直到拖得转成慢性病，最后不得不移肝换肾。

　　管理者缺少治本的动力，甚至缺少治本的思维，原因何在？为官一任，根治下水道这类事情，利虽长远，功却可能不在当下。这就造成了一种短视的政绩观：任上看不到成绩的工作不急，积重难返的问题往往是出了人命才能高度重视，媒体曝光才能协调出动，上面检查才能突击应对。

　　约翰？奈斯比特曾在《中国大趋势》中提到，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结合。下水道问题，单靠指令或是单靠民意都无法根除。上级政府部门首先必须改变问标不问本的政绩考核办法。有不少市长，因为大水淹死人而被问责，却没有哪一位市长，因为水漫城区而请辞。下水道等平时看不见的民生工程也应该严格纳入考核范围，通过立法或行政界定直径和深度等具体标准，确立阶段性目标，达不到就要问责。这就能够迫使城市管理者重新评估治本的价值。

　　同时，民众也需要为治本提供动力。惋惜消失在下水道的女孩，更要持续关注本城市的下水道改进，经常出谋划策、时刻监督政府的进展，当然也包括承担升级改建下水道带来的成本。

　　治本，难度总是会远远超过治标。无论对于管理部门还是民众，都面临着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斗争、局部调整和整体调整的博弈。提升治本动力，需要全社会思维的共同更新。

3月26日堵住裸官的“贪腐漏斗”
“裸官”已成为一个让贪腐行为加速、加剧的出口，需适当加以限制，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管

　　继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申言“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后，地方也强力跟进。近日，广州市纪委决定，今年将对这种所谓“裸官”加大监督力度。

　　“裸官”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是指亲属移居国外的官员。其实，在全球化时代，个人有跨境迁徙的权利，即便领导干部家属也不例外。但也要看到，对公职人员提出政治忠诚方面的要求，是现代行政体系的共识，世界各国莫不如此，这也是对“裸官”实行特殊监管的依据。

　　客观说，“裸官”确实面临较大的贪腐诱惑和贪腐空间。家属在国外，转移非法所得可能性加大；东窗事发或“金盆洗手”后，一走了之只需“一张机票、一本护照”，也更无后顾之忧。何况，要“努力赚钱”才能支撑家属在海外的生活，这也滋长了腐败意愿。“裸官”已经在事实上形成“漏斗效应”，成为一个让贪腐行为加速、加剧的出口。

　　虽然“裸官”一词始自2007年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落马，但“先裸再逃”模式，却是很多贪腐者共同的选择：福建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在被纪检机关约谈后留下“我已经远走高飞”字条遁逃，温州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率团考察法国时突发“腰突”滞留不归……有人形象地将此总结为“三部曲”：和尚走了（家属出国）、庙走了（财产转移）、方丈也走了（贪官外逃）。一个“裸”字，尽涵其事。

　　从这个角度看，“裸官”的要害不在“裸”，而在“逃”；“裸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地下裸官”——那些我们不掌握情况、缺少监督的“裸官”。诱惑越大、风险越小，铤而走险的比例就越高，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事之常理。监督视野之外的“裸官”，相当于处身无人看管的果园，渴了饿了馋了，难免会伸手摘果子。

　　正因此，要监管“裸官”，首先要弄清谁是“裸官”。报告个人事项执行已久，对于组织，领导干部可谓“已裸”。然而，还需从报告出发，走出实质一步。梳理上报信息，准确监督核实，及时找到“裸官”，是制度起作用的发力点。广州以15%的比例抽查申报信息的措施也昭示，抽查核实、汇总分析并合理公开，必能进一步激发制度效力。

　　弄清谁是“裸官”后，就能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管、适当加以限制，有效防止“裸官”变“逃官”。深圳曾规定“裸官”不得任正职，东莞今年更进一步，“裸官”不得任班子成员，都是很有针对性的举措。说到底，断其利、增其险，既是对公信力的维护，也是对“裸官”本身的保护。

　　加大反腐力度，是中央一以贯之的坚定决心。增强社会信任、筑牢民意资源，这是促成中国进一步前行的“反腐红利”。“裸官”只是一个反腐切口，更多更艰难的战役，还期待我们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攻坚到底。

3月27日打掉苹果“无与伦比”的傲慢
　从根本上说，诚信原则是最起码的商业道德，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更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底线。不管这企业有多大来头，也跳不出这个基本原则

　　苹果公司在中国，一直是以励志片面目出现的，乔布斯的传奇恨不得成了创新的楷模。近些日子，这部苹果励志片忽然有演变成烂片的趋势：无视中国消费者、售后服务分三六九等、涉嫌偷税漏税、被抓到错处还死不认账……甚至还好意思自我称许“为消费者提供无与伦比的用户体验”。

　　中国有句古话，桔逾淮而为枳。据说，苹果在美国本土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还不敢太傲慢，何以跑到中国，就“无与伦比”地耀武扬威了呢？

　　按理说，中国市场应该是苹果的“金主”才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市场在支撑着苹果的骄人业绩。有报告显示，中国是苹果公司在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上一季度，包括零售在内，苹果在中国的销售额达73亿美元；在苹果公司去年12月份的收入增长中，中国占34%，比美国本土还高。那么，西方这枚苹果，对自己东方的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