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天津市公务员录用考试真题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材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材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铅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指定的答题区域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材料

1.“被××”，是一种特殊社会状态下生成的特殊短语。在21世纪的中国，一系列具有同样构成方法的新词在互联网上广为流行。中国网民在“就业”“增长”“自杀”“杀人”“上楼”“自愿”“捐款”“开心”“委员”“全勤”“小康”“高速”“离婚”等以往不受“被”修饰的不及物动词、形容词、名词或短语前加上“被”字，表达出没有话语权的弱势一方的无奈。由于网民的“创造”而使“被字句”在很多场合与其他词语超常搭配，从而彰显出风趣与幽默。例如，号称“世界上里程最长、速度最快、投资最大”的武广高铁，以其高票价使民众“望车兴叹”，自我解嘲为“被高速”，还有油价“被提高”、四川景区“被拍照”、家电下乡“被优惠”、富士康员工“被跳楼”，等等，诸如此类的“被字句”以委婉诙谐的语言表达了网友的关切和忧虑。

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网络媒体语言分中心、商务印书馆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汉语盘点2009”网络征集年度字词揭晓，“被”和“民生”分列国内字、词的第一。这个流行于2009年的网络热字，表达了公众对于公民权责名实相符的吁求。的确如此，“被”字的“被”荣登榜首曲折地表明了公民权责意识的自我觉醒：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思忖是否“被忽悠”。

2.据媒体报道，截至2009年7月1日统计，2009年已有415万高校毕业生落实去向，与去年同期相比就业人数增加44万人，大学生就业率达68%。然而当这样一种现象被披露于网上时，许多人又开始怀疑高校就业率的真实性了：有应届大学毕业生在网上发帖称，自己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就业了，就业协议书上赫然是一个从没听说过的公司名称和该公司的公章。由于“太兴奋了”，因此发帖庆祝自己“被就业”。A校2009届毕业生赵某某在论坛上发帖，称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学校就与一家公司签订了就业协议书。随着赵某某帖子的发表，“被就业”一词迅速蹿红。

在统计就业率的背景下，部分高校采取措施保证就业率早已不是新闻，2006年安徽省教育厅就曾公开批评“一些高校采取扣押毕业证等方式，要求没就业的学生提供就业协议书，结果逼得学生造假，甚至跑到学校附近的小店盖个章冒充接收单位。”一些网友认为，“被就业”现象在全国各地院校普遍存在。“被就业”的大学生，他们在自己毫不知情、工作毫无着落的情况下“被就业”，正是学校方面弄虚作假、权力失范的结果。如果高校的就业率统计中，能少一些水分，多一些实事求是的真诚，公众还会担忧这些“华而不实”的就业率，会影响到就业政策的制订吗？

网友发明的“被就业”一词新鲜生猛，讽刺高校虚报就业率的行为，更因此衍生出“被”字语系，如职工“被全勤”，举报人“被自杀”，交择校费的家长“被自愿”，等等。由“被自杀”“被就业”等滥觞，到大量“被××”的流行，如“被捐款”“被涨薪”“被幸福”……每一个“被××”，都让我们对一起起关乎公众诉求的公共事件记忆深刻。“被”字流行语不仅隐喻着公共诉求得不到完美呼应的现实语境，也反衬出这个时代的显著进步。因为，不是我们现在“被××”得多了，而是我们越来越对“被××”充满了伸张的欲望。

3.因对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居民收入增长数据表示不解，2009年7月29日，一位网友在B网站的博客上，发明了一个“被增长”的新词。所谓“被增长”，也就是说实际没有增长，但在统计数据中却增长了，使我们都被统计数字“幸福”地笼罩着。这一感受得到了绝大多数人们的赞同，同时也得到了央行最新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的印证。一些政协委员表示，“被增长”虽然是对统计数据真实性的质疑，但其背后，却是公众对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不满。

2009年2月，江苏省对C市辖下各县市的小康达标情况进行随机电话民意调查。当地政府要求受访群众熟记事先统一下发的标准答案，如“家庭人均年收入”农村居民必须回答“8500元”，城镇居民必须回答“16500元”；“是否参加社会保险或保障”必须回答“参加了”；“对住房、道路、居住环境是否满足”必须回答“满意”。于是，那些原本在小康达标水平之下的群众，一夜之间就“被小康”了。小康本来有明确的指标，白纸黑字，糊弄不了人。但在“政绩”的强大压力下，官员没有创造不了的奇迹。为了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很多为官者都有着强烈的政绩意识。当他们把政绩当成一种邀功请赏的筹码，试图借此作为谋求升迁高位的敲门砖时，他们就会打造出“异味”的“政绩工程”。

2009年7月，全国6个城市参加了为期两周的“城市开心指数测试”，市民通过拍打公交站点的“笑脸”或“哭脸”装置，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最后北京以0.5个百分点的优势超越上海，摘得中国“最开心城市”的桂冠。这样的测试和统计方法没有多少科学性可言。一个城市的人群是否开心，取决于经济收入是否有保障，取决于文化生活是否有质量，取决于民主是否充分、法制是否健全，取决于是否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这一切没有落实之前，所谓的“开心”“幸福”“和谐”，都只是强行戴在民众头上、遮住他们耳目的大帽子。

“被小康”“被开心”说法的出现，表明在不少地方、不少部门，片面追求所谓政绩成为工作的主要动机，而政绩又异化成了一种邀功请赏的筹码，为自己保住位子或者升迁铺平道路。于是，为了表面上的光鲜，已然浑然不睬客观事实，甚至不惜明目张胆地进行欺诈。收入“被增长”、生活“被小康”、心情“被开心”之后，百姓看上去更“富裕”、更“幸福”了，但那些冷冰冰的数字、指标，因为完全缺失百姓充满温暖的切身体验而变成了自欺欺人的把戏，其所造成的危害就远远不止从炮制者的津津乐道沦为民间的笑柄那么简单。令我们国土上本已不堪一击的“诚信”二字雪上加霜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令干群关系、官民关系更加疏远乃至恶化，是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不过，如果能抱持一种积极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就会发现，无论上述数据以及各种“被××”是否真实，值得肯定的是，公民对政府的数据或者说辞保持一种怀疑和求证的精神，这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最宝贵的成长。理性的国民不会否定一切，但也断不可缺少一点怀疑精神。这种怀疑精神，即是扶正公权力、防范各种潜在危险的动力之源。社会的变化，体现在言语的变化，言语不仅承载着思想和观念，还体现了时代格局。“被××”的流行，既见证了现实但也存在着诸多无奈，同时又表明公民权利的觉醒。而且，正是后者在一点一滴地促成前者的改变。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被”字被高标，更意味着有怀疑精神与权利意识的公民，正在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人翁。而这一切，正是这个社会的希望所在。

4.“Suicide”（自杀）本是一个不及物动词，然而它却有个不合语法常规的用法——suicided（被自杀）。一个人“被自杀”，却没有施动者出现，仿佛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深不可测的力量。1982年6月，意大利某银行行长被发现吊死在伦敦的桥下。所有证据都表明他是自杀，但外界却流传着关于他“被自杀”的阴谋，此案纠缠警方很多年，至今迷雾重重。2008年3月，曾多次进京举报D市某区区委书记张某某违法占用耕地、修建豪华办公楼“白宫”等问题的举报人李某某，在监狱医院内死亡。检察机关出具的调查结果显示，李属于自缢身亡，但其家属不认可李自杀的结论，认为死亡原因蹊跷。2009年6月，该区委书记张某某以涉嫌报复陷害罪、受贿罪被提起公诉。一个没有自杀动机的人，突然因某种变故而死亡；死亡现场呈现自杀的迹象，让局外人百思不得其解，又无直接证据证明是被杀。尽管权威部门和家属对死因各执一词，但不论死者是否为自杀，权力的膨胀与滥用其实是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只要强权不受监督、令弱者无力对抗，类似的疑案就不断上演。

2008年12月，E报记者在F省采访时神秘失踪，家人报警求助，F省警方立案调查，初步认定为“失踪”，并声称“人命关天，我们会全力查明真相”。14天后，家人却接到G省警方电话，被告知该记者涉嫌受贿被刑拘。随后，F省警方表示他们事前就已经知道情况。刑事拘留本是刑事侦查程序中常用的强制措施，警方对刑拘者需在24小时内履行告知义务，这是一般原则。警方以“有碍侦查”为由的“不告知”不只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侵犯了当事人家属及其所在单位的知情权。没有程序就没有正义，“不告知”把刑拘变成了失踪，利用公权力愚弄和恐吓了民众，不但令民众对公权力失去信任，也令法制建设遭到破坏。

5.1998年2月15日，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赵作亮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叔父赵振晌已失踪4个多月，怀疑被同村的赵作海杀害，公安机关当年进行了相关调查。1999年5月8日，赵楼村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无名尸体，公安机关遂把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于5月9日刑拘。在作了9次有罪供述后，赵作海被审判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10年4月30日，“被害人”赵振晌回到赵楼村。5月9日，“杀害”同村人且在监狱已服刑10多年的赵作海，因赵振晌的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河南省有关方面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5月13日，河南省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给予赵作海国家赔偿及生活困难补助共计65万元，由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宋海萍院长亲手交付给了赵作海。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曾表示，出现这样的判决，3家办案机关都是有责任的，是没有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也没有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张立勇说，做错了事情就要承担责任。目前，河南省高院纪检、监察部门已经立案调查，对不负责任的审判人员追究责任。近日，记者从河南省商丘市公安局了解到，经过30天的侦查，当年导致赵作海被判刑的商丘柘城“1999•5•8”杀人碎尸案成功告破，该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及涉嫌包庇人员全部到案。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给我们敲响一记警钟：“被”什么千万不能“被杀人”。

6.为了确保我国耕地红线，引导地方政府节约用地，国土部2008年正式颁布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将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直接挂钩，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用地——是谓“增减挂钩”。但旨在节约土地的“增减挂钩”机制，很快变了味，成为各地搞土地财政的利器。山东H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称，将农民全部集中居住后，保守估计，将腾出8万亩旧宅基地，可以复垦为耕地。每年复垦一部分换来新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由此每年的土地收益有两三亿元。于是，一场农民“被上楼”运动在各地应运而生：无数的村庄正在“被消失”，无数的农民失去庭院，农民“被”住进集中建设的楼房。在“被上楼”运动中，一幕幕惊人的剥夺、浪费和暴力正在进行中。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某某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在这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被上楼”行动中，山东H市宣布取消在域内所有行政村建制，生生造出208个“万人村”；曾被评为G省生态文明村的I村，如今已拆成一片废墟，刚修好的“村村通”水泥路被铲平；J省某市K村被整体拆迁，但农民公寓还要村民补差价购买。在许多地方，这场打着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小城镇化等名头的“消灭农村”运动的目的很明确：增加建设用地，扩大土地财政。这场“被上楼”运动的本质在于，地方政府基于土地财政的考虑，间接地剥夺了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其中的收益进入了地方财政的腰包。宅基地使用权虽然不是所有权，却是农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宪法》第十条、《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