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豫东黄河故道的兰考，国人往往想到一个光辉的名字——焦裕禄，为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优秀县委书记。而今，兰考却和另一个名字难解难分——袁厉害。

　　兰考冬天里的一把火，夺走了袁厉害收养的7个孤残孩子的生命，举国为之心痛。媒体在对这桩惨剧寻根究底：袁厉害25年收养超过100个孩子，究竟合不合法？惨剧发生，是慈善之痛还是政府之失？其实，整件事情未必那么复杂。收养法很明晰，民政救助制度亦有规定，甚至当地的领导干部都坦承袁厉害“不完全具备收养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兰考仍然出事了，责任人或许不仅仅是那位不识字的中年妇女。

　　请允许我们遥想一下，假如焦裕禄遇到袁厉害和她收养的孤残儿童，会发生什么？袁厉害以“爱心妈妈”驰名久矣，收养行为持续25年，尽管收养条件极差，却连当地110碰到弃婴都往她这里送。因此，当地主要领导没有理由不知道其人其事。“焦裕禄”碰到“袁厉害”的几率，是很高的。

　　当年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对兰考百姓感情深厚，忍住肝癌之痛率领全县抗击自然灾害，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逢年过节，他专往贫困户家里钻，他对一位病卧在床的老大爷说，“我是你的儿子”；有人要装修他的办公室，他说：“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兰考面貌还没改变，群众生活还有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连想也很危险”，他还说：“党把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可以肯定，如果焦裕禄遇到袁厉害，不管是建福利院，还是向周边地区求助，都肯定不会让这些孩子们处于生活的窘境甚至险境。

　　假如焦裕禄遇到袁厉害，对于她的爱心善行，固然可能赞许，但一个成熟的领导干部，或许更会从自身社会管理的水平反思问题。既然“不完全具备收养条件”，袁厉害的收养应不应该被“默许”？如果一个并不宽裕的家庭能收养100多个弃婴和孤儿，为何社会管理者承担不起抚养的责任？

　　“默许”与“放手”的背后，是对政策上一些有风险“灰色地带”的放任，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相关部门法律意识的淡薄。不能因为是“爱心行为”，就逃脱了法律的规范。调查显示，袁厉害的收养行为，在兰考不是个案。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应规范相关制度，即便“财政乏力”，即便有低保支持，也应在法律的界限内行事，这才是对爱心最大的保护，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面对逝去的生命，当地是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了。是不是像“人民的好儿子”一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面对弱势群体，是不是也应该像焦裕禄那样体味到“羞耻和痛心”？更重要的是，时代场景转换，要当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需要的或许不仅仅是为民、务实的精神，也不仅仅是敬业、奉献的品质，同样需要树立牢固的法律意识。

　　兰考已经表示，要在全县进行拉网式排查，要建好社会福利中心，要规范民间收养。凋零的生命之花无法再次开放，但亡羊补牢之举，或许能告慰这些幼小的生命，也告慰黄河故道上前辈楷模的英灵。
1月8日住房公积金当姓“公”
　只有秉承“济贫不济富”的宗旨，积极改革，住房公积金才能真正姓“公”，而其社会福利保障的属性，也才能更好体现

　　有人刚过100元，有人超过1万元。同在山西，不同的单位公积金缴存差距竟达141倍。记者日前调查结果，反映了一个突出问题：收入分配差异，既可能是因为初次分配不够合理，也可能是由于二次分配的运作失衡。（相关报道见本报1月7日13版）

　　表面看，收入差距导致缴存额差异。我国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差距是15倍。差距尽管已惊人，但仍不足以造成公积金缴存较大鸿沟。

　　公积金缴存出现较大差距，税收政策和公积金管理机制的作用不可忽视。因为公积金缴存免征个人所得税，一些单位将其视为避税渠道，以此降低人力成本。而有条件的单位，还将公积金缴存当作员工福利发放渠道。由于对公积金缴存比例突破规定的上限缺乏具体罚则，地方公积金管理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很难有动力对超出上限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住房公积金的设计初衷是“济贫不济富”，即高收入者不补贴，中低收入者较少补贴，最低收入者较多补贴。然而实际运行体现出的却是不公平：收入较低的群体因公积金缴存过低买不起房，只能成为公积金的储蓄户，既面临存款负利率而导致的资金缩水风险，又由于限制过多无法自由支配；收入高的群体未必会通过公积金贷款买房，而是将公积金当作避税工具使用。这实际上强化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

　　公积金制度设计的缺陷，需要尽快弥补。其一，应将公积金制度改革纳入收入分配改革的篮子当中，坚持“提低、扩中、限高”也应成为公积金改革的主要思路。其二，需要引入市场化机制，适当提高公积金的收益率。其三，应该对公积金存款利率实施灵活政策，让公积金存款收益达到最大化。其四，扩大公积金应用范围，方便提取公积金。这既可以提高公积金使用效率，也有利于需要公积金贷款的群体享受到真正的福利保障。

　　近年来，不少地方对于公积金使用已有多方探索，降低公积金提取和贷款的门槛、提高使用率成为改革方向。实际上，这种改革与楼市调控的根本方向具有一致性，因此值得肯定。可以说，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已经迈入了深水区。只有秉承公平正义的宗旨，积极推进改革，住房公积金的弊端才有望革除，才能真正配得上“公”字，其社会福利保障的属性，也才能更好体现。

1月9日“喝水问题”简单吗

公共部门为民服务的努力“复杂”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就“简单”了

　　在管理学中，有个“奥卡姆剃刀原则”，主张化繁为简，将复杂的事情变简单。对此，有人这样感慨：把事情变复杂很简单，把事情变简单很复杂。看似拗口，却耐人寻味。

　　老百姓喝水，本是一个简单问题，最近却有点“复杂”。先是北京水专家夫妇称20年不喝自来水，引发公众疑虑；后又是北京自来水集团表示，北京自来水可以放心喝。一边是专家，一边是厂家，到底如何选择，一时让人有点左右为难。

　　深究起来，二者并不冲突。一个说的是安全，一个关注的是“更健康”。对自来水集团来说，检测符合法定标准，自然没有问题；就专家而言，因为“是营养师所以更在意健康”，也在情理之中。问题在于，当“更健康”的标杆树起来之后，普通百姓对自来水的期望还会不会仅仅停留于出厂检测的“安全”？

　　近些年来，食品安全、空气质量、饮用水质……这些寻常话题，日益成为公共议题，折射了中国发展阶段的递进。吃糠咽菜、用工业糖精的时候，很少有人在意食品安全；从自行车王国到汽车大国，物质条件好了，PM2.5问题也来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怎样面对水涨船高的期待，是一道复杂考题。

　　以自来水为例。出厂检测时的水是安全的，但经过输配管网和水箱配送之后，水质是否还能确保合格，就可能要打一个问号。自来水厂的水来自水源地，水源不好，加工起来自然更加费力、成本也更高，在这个意义上，保护水源地、保护生态环境更为关键。解决这些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自来水厂一家就可以包打天下，而需要环保、供水、净水等各个环节相互协调配合，需要全社会更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

　　也就是这几天，河北邯郸突然大面积停水，起因是山西长治苯胺泄漏，而当地又没有及时通报。事后，长治市长道歉时，连称几个“没想到”。祛除这种“没想到”，正是各地亟待补上的重要一课。从实现温饱到追求环保，从谋求生计到重视生态，时代命题的转换，对执政理念、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天的与时俱进，重要的是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力跟上群众各种诉求期待的步伐；今天的民生工程，应该想方设法维护群众的健康权、环境权。

　　“温饱阶段喝安全水，小康阶段喝健康水。”党的十八大，把全面小康社会从“建设”改为“建成”。一字之变，既是奋斗目标，更是郑重承诺。而这种承诺的兑现，就在食品安全里，在空气里，在自来水里，在每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兑现这种承诺，就要把握好“简单与复杂定律”，公共部门为民服务的努力“复杂”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就“简单”了。这也是一种辩证法。

1月10日有敬畏，才有百姓安全
高悬的法律探照灯，让惰政者与瞒报者战栗不安——有了敬畏，百姓方能多一分安全感

　　山西事故频发，公众终于等到了各方责任者的接踵道歉。值得倾听的，是山西省代省长李小鹏的痛心疾首，“我们不是从零做起的问题了，是从负做起”，“必须怀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敬畏生命、敬畏责任、敬畏制度”。（相关报道见本报1月9日第十一版）

　　“敬畏”二字，确实必要。

　　一些涉事官员在违纪违规甚至违法时，胆子也太大了。中铁隧道集团，竟然在爆炸事故后转运尸体瞒天过海，事后只有基层干部被问责；天脊煤化苯胺泄漏，当地瞒报数天，事后只以三个“没想到”开释……如果不是上级压力，涉事企业负责人是否会如此沉痛地引咎自责？为什么一遇事故，有些人就本能地推挡遮瞒？因为他们往往将项上乌纱看得重过泰山。

　　这个冬天，安全之伞，正被冰与火频频撕裂。河南光山4个小学生溜冰溺亡；杭州萧山一企业元旦失火，3位消防员英勇牺牲；上海相隔一周连发两起事故，轨交工地坍塌事故5死17伤，农产品批发市场失火5死12伤……最令人扼腕的是河南兰考，7个孤残的小生命葬身火海，而兰考民政局官员最初发声时推卸责任意图明显。

　　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自山西如履如临的沉痛自责与道歉，体现出领导干部应有的担当。对生命滑落的痛心疾首，正是秉承党性、敢负责任的开端。

　　我们应该深思——

　　很多安全事故背后的故事，总让人熟悉得不寒而栗：制度漏洞，保障缺失，事故发生以后的瞒报、失声或习见的推责。生命被事故吞噬令人痛心，个别人对生命的轻慢让人寒心，而事故在重拳后的死灰复燃更使人揪心。

　　类似情形为何鲜见改善？一方面，是经济快速发展而安全保障滞后的尖锐冲突；另一方面，不负责任的惰政气息、漠视规则的落后意识，甚至于对偶发问题、安全细节缺失的集体宽容，在我们四周埋下众多病灶和隐患。而相对低廉的风险成本，令涉事者总对瞒报抱有侥幸，反过来又使这类隐患病灶继续潜伏、恶化。

　　现在，这侥幸心态或将在一条严法面前簌簌发抖。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专门针对渎职官员，其中醒目的一条是，致人死亡就应定罪，谎报瞒报加重处罚。

　　严法未必能彻底终结安全事故，但这盏高悬的法律探照灯，让惰政者与瞒报者战栗不安——有了敬畏，百姓方能多一分安全感。

1月11日你撑“安全伞” 我就脱“马甲”
迫切需要制定一部“举报法”，在借力公民反腐与标本兼治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2012年，纪检部门立查的案件中，逾四成来自信访举报。中纪委有关负责人9日表示，凡是实名举报的，优先办理，及时回复。

　　举报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在公民举报、办案发现和单位移送这三个线索来源中，检察机关受理的公民举报就占到受理总数的70%以上。公民举报包括来信来访、电话举报和网络举报三种。不论哪种形式，实名举报对于强化线索可信度，提高线索成案率和案件侦破率，具有明显的优势。不仅如此，倡导实名举报也是对被举报者合法权利的保护，举报者实名后便有必须承担的相应责任，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错告和诬告现象。

　　因此，对实名举报优先办理，无论是否成案都应及时回复，这不仅符合查案的职业要求，体现了对公众反腐热情的尊重支持，而且对被举报者也是一种负责态度，对建设清明政治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相比之下，匿名举报往往面临核实情况困难，证据信息模糊的问题。但匿名举报往往成为“优先选择”，值得深思。事实上，许多人之所以披着“马甲”曝光爆料，甚至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匿名举报，既有对当下反腐环境和效果的无奈，更有出于自身安全的种种顾虑。

　　比如，1月5日，有媒体报道成都红会善款发霉举报人称曾遭软禁死亡威胁，郑州“房妹”爆料人也接到过死亡威胁电话。“匿名举报得不到及时查处，实名举报又被打击报复”，有人概括的举报“潜规则”虽不完全符合事实，却足以警醒我们思考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如何完善举报人保护机制？这既考验我们的气魄，更考验我们的智慧。

　　正因如此，这些年来，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都十分重视举报制度建设。如开通12309、12388举报电话；对BBS等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