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面对芜杂的信息，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看似主动，却往往陷入被动。要保持自己的独立，需要时刻抱守理性，并对预设的立场、情感的波动保持一份警惕。然而，真正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因为理性有赖于客观真相，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他们难免会“呛水”。

　　正因此，有担当的政府部门不能持有居高临下的姿态，负责任的媒体也不能成为不良情绪的推手。更重要的是，面对事实纷纭复杂的罗生门，需要有客观公正的、来自第三方的中立调查。从躲猫猫事件中的“公民调查团”，到云南镇雄滑坡事件的调查风波，都说明，相关机制和机构的建立，正是解决类似事件的关键一步。

　　三亚事件是个意味深长、五脏俱全的“麻雀”，它包含着正方、反方，也有着围观者与评论者。解剖这个“麻雀”让人看到：数字时代，真相有赖责任和义务的支撑。分析这一风波让人警醒：信息时代，不被偏激观点、极端情绪裹挟，才能更加逼近事实。反思这起事件更让人审视：用好网络这一信息渠道、表达平台，需要管理者、参与者的共同给力。

2月19日依法行政才不会“人走政息”
树立法治观念，推进依法行政，才是避免“人走政息”的最佳路径

　　山西大同民众联名挽留市长耿彦波的新闻，有了续篇。大同市承诺：政府工作是连续的，承诺做到“五个凡是”。

　　民众的态度，是对领导干部的重要评价，也是对地方工作的期待。一个领导干部，一任地方官员，干不干事、为谁干事、怎么干事，群众的感受最直接。在很大程度上，联名留市长的背后也有着自身利益的考量——“民心工程”开工了，换一拨领导，是否还能全力保障、加速推进？房屋被征收，主事者调任，是否还能得到妥善安置、确保回迁？有这种“不确定性”的忧虑，才引发了集体性的“情感爆发”。

　　对那些忧心“人走政息”的大同民众而言，承诺保证工作连续性的“五个凡是”，无疑是颗定心丸。但是，这样可谓郑重的政府承诺，也让人喜忧参半。

　　承诺“新官要理旧账”，表明了将公共利益放在首位的态度，超越了追逐个人名利的极端政绩思维，此为喜；一地大多数民众支持的政策，需以立誓承诺的方式延续，政府的公信力需要领导拍胸脯保证的方式来树立，也堪忧。当前，正值很多地方领导履新之初，联名挽留透露出的焦虑，尤需重视。

　　为官一任，总想干一番事业，创下不俗的业绩，这可以理解，也应该鼓励。然而，也正因此，更多人重视“开来”，却忽略了“继往”，更愿意另辟蹊径，烧起自己的“三把火”。于是，政策措施缺少连续性、稳定性，发展变成了“翻烧饼”。

　　承诺“新官要理旧账”，就是承诺踏踏实实做实事。只要前任定下的发展思路、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符合民众长远利益，继任者当萧规曹随，一路跟进抓落实。同在山西的右玉县就是如此。60多年来，右玉县18任县委书记，一任接一任，坚持不懈治沙造林，将昔日的不毛之地变成了今天满目葱茏的塞上绿洲。这和一些人为了升迁“进步”，热衷于打快拳、搞短期行为形成鲜明对比，被赞“一张蓝图绘到底、功成不必我任期”。

　　当然，确保政府工作有连续性，仅靠领导个人承诺不可能完成。在以公开承诺赢得民众信任的基础之上，还需要依法行政，让法律的力量成为各项政策措施的支撑和保证。事实上，仔细阅读大同这“五个凡是”就会发现，类似“手续完备的政府工程要认真履约，按进度拨款”、“经过招拍挂程序，按合同付出了土地出让金的，要尽快交付净地”等，都是以法律为其保驾护航，为何还要政府公开承诺，保证各方能履行法律责任呢？

　　更何况，从城市规划到教育医疗，一个地方工作中的重大事项，都经过了当地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讨论、决定，具有高度权威的法律效力，任何部门和个人都必须遵守，现任和继任的“一把手”也不能例外。

　　树立法治观念，推进依法行政，才是避免“人走政息”、打消群众焦虑的最佳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重大行政决策、发展规划等行政行为，既需要经过规范的法律程序，还需要公开透明、完善监督考核。如此，才能让民众的“不确定感”减少，对未来的信心增加。

2月20日以制度供给化解“校园风险”
校园风险是社会风险的一部分，需用制度盔甲和多方参与，构筑起校园安全立体防护网

　　校园安全牵动人心，这次引起关注的是校服。上海一公司生产的校服被查出含有毒物质，21所中小学采购了该公司生产的校服2.6万余套。

　　主动抽检校服质量、及时公布采购名单，该停穿停穿，该送检送检，校园安全无小事，上海有关方面积极主动的反应，体现了应有的责任意识。尤其是在校服标准付之阙如、生产企业资质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及时发现问题、保障孩子健康权，更需监管部门主动作为。

　　“那些年，我们一起穿过的校服”，是无数人青春记忆的一部分。校服安全问题，关系每个孩子的健康，也关乎无数家庭的幸福。正因此，“校服有毒”才再次推高校园安全温度计的刻度。实际上，从校车事故到劣质午餐再到有毒校服，这些现象表明，校园不是象牙塔，而是一个衣食住行齐备的小社会。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自然会在校园中呈现。

　　作为社会风险的一部分，学校的教学、后勤、安全、管理等涉及方方面面，不可能依靠某个规定，或依赖某个部门解决。校园的围墙再高，独力撑起一片安全净土也力有不逮。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用制度盔甲和多方参与，为校园安全构筑立体防护网。

　　据报道，上海多个部门已经在研究如何形成校服监管的长效机制。对教育行政部门而言，在校服生产等问题上，加强监管是职责所在。正如毒校服事件中，即便涉事厂家多次进入抽检不合格“黑名单”，但还是成为众多学校的选择，教育部门“只负责核价”的监管制度，难言科学。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警示，行政管理具有滞后性，更需要多发挥市场和行业组织的力量。客观说，在校服问题上，学校也有困难，校服价格低廉，大厂家嫌利润薄不愿做、愿意做的厂家容易偷工减料。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更充分市场竞争、更严格行业自律，才能更好地满足校服价廉物美的需求。

　　实际上，所谓校服利润薄，也并非“打破成本价”。广东英德市教育局原局长赖来新，就曾因收取校服供应商贿赂而落马，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更爆发过“校服腐败窝案”。的确，采购校服、校餐时，学校既是利益相关方，又是质量评判者，显然有悖市场原则，也容易滋生腐败行为。可以说，在招投标等过程中做到公开透明，是保障校园安全的关键一步。

　　更重要的，是扩大监督主体的范围。谁对学生的健康最关心？当然是学生家长。如若让家长介入校服选择、招标、生产、检验全过程，应能更好地防患于未然。更何况，让学生家长介入校园相关事务的管理，不但是世界范围内的有效经验，也是去年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中的明确要求。

　　无论是行政监督还是市场竞争，是公开透明还是家长参与，在校园安全上，都需要更广泛、更有效的制度供给。只有各方面给力、各环节发力，才能还孩子以安全、给家长以安心，为美丽校园筑起真正的安全围墙。

2月21日用法治向地下水污染宣战
　只有当每个主体都能严格依法办事，当法治成为像钢铁一样坚硬的准绳时，才会有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

　　继雾霾天气之后，地下水污染让环境问题再成热点。

　　从全国范围看，地下水污染状况不容乐观。2000—2002年，国土资源部曾做过调查，当时，全国地下水资源符合Ⅰ类至Ⅲ类标准的，还有63%。到2009年，经对北京、辽宁等8个省份641眼井的水质分析，水质Ⅳ类至Ⅴ类的却占到了73.8%。而2011年，全国200个城市的地下水水质监测中，“较差至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55%。可见近年来，我国地下水的水质恶化趋势非常明显。

　　从技术上分析，固体废物堆放、填埋场渗滤液，石化行业勘探、开采等活动，甚至是地表水，都可能导致地下水污染。但毫无疑问，企业直接向地下排放污水也是重要原因。很多案例表明，一些企业是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在排放、倾倒有毒有害的废水，导致污染发生。最典型的是去年春节期间，由于部分企业利用地下溶洞恶意排放高浓度含镉废水，广西龙江发生重大水污染事件。

　　实际上，对这样的情况，我国水污染防治法有明文禁止。比如，第三十五条规定禁止利用渗井、渗坑等排放、倾倒废水、污水等，第七十六条明确了对此的处罚。公安机关还可对违法者处以行政拘留甚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法律之下，企业还敢向地下直排未经处理的污水，根源在于现实中的法治不力。

　　企业是逐利的主体，向地下排放污水，显然比向地表排污更隐蔽。即便被发现，5万元到50万元的罚款，也难以对排污者伤筋动骨。现实中，环保部门有意无意的执法不严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违法成本，公众的举报也往往无果而终。立法的先天不足加上执法的软弱无力，让地下水污染最终越来越严重。

　　其实，大多数发达国家也曾遭遇过严重的水污染状况。例如，1878年英国泰晤士河发生造成640人死亡的游船沉没事件，事后调查却发现，大多数遇难者是因河水严重污染中毒而死；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凯霍加河曾因严重污染而多次着火；日本熊本和新潟的“水俣病”导致上千人死亡。这些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制定相关水污染防治法律之后，一方面政府部门严格执法、违法必究，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与公众通过信息公开、公众参与以及环境公益诉讼等方式形成良好的互动，改变了水污染的面貌。

　　中国的水污染防治法已经制定了29年，而地表和地下水污染依旧严重。要让水变干净，当务之急是让法治真正发挥作用。具体而言，政府应当适时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标准并严格执法，企业应当严格守法并力所能及承担环境社会责任，公众应当有权参与环境决策、监督环境违法行为。

　　向地下水污染宣战，刻不容缓。或许，只有当每个主体都能严格依法办事，当法治成为像钢铁一样坚硬的准绳时，才会有一个真正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

2月22日环保“最后防线”如何不失守
环保部门应以及时回应和专业担当，做环境焦虑的润滑剂、环境改善的导航仪，进而成为社会风险的安全阀

　　38名责任人被查处，山西省长治市长被提名去职，长治市环保局长被撤职……引发各方关注的苯胺泄漏事故，在50天后给出了问责结果。

　　事故直接肇事者是一家化工企业。然而，据调查组结论，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上报迟缓、应急处置不力，也是主因之一。以“负有重大责任”的长治市环保局为例，是在企业报告事故89个小时后才向上一级环保部门报告，严重违反有关规定，且面对大量监测数据不能及时作出正确判断和建议，在监测数据连续超标的情况下，仍将污染事件暂定为“一般”事件，最终影响并误导了事故处置。

　　不按规定上报信息，不能作出专业判断，作为环境保护的职能部门，如此失职无法宽容。当初，瞒报5天后，长治市长在“瞒无可瞒”情况下向社会致歉时，以三个“没想到”解释迟报原因。现在看来，“没想到”除了有敷衍公众、避重就轻之嫌，也与环保部门不能及时、准确地提供信息有一定关系。说到底，无论是自己“没想到”，还是被误导了才“没想到”，其背后都是一种失职。

　　这尤其让人反思。并非每个地方都会发生重大污染事故，但是，在当前中国进入“环境风险期”与“环境敏感期”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地方会面对公众的环境焦虑。就像近期，浙江一企业家痛心于家乡的河流污染严重，以“20万元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公开“悬赏”；春节以来公众对地下水污染的持续举报与质疑，也将山东潍坊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我们的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今后要更多面对的，不仅是如何按规定上报信息、及时处置，还要学会面对公众如何回应，包括如何面对“悬赏”与“举报”，如何及时核实，作出专业判断、正确建议。

　　环境问题已经置身一个全新的时代场景。一方面，信息化让环境问题暴露后传播越来越快，留给环保部门解决问题的“窗口时间”越来越短。另一方面，公众“环境风险感受”日趋敏感，对环保部门更为挑剔，环境问题正在遭遇信息时代和权利觉醒的双重考验。环保部门作为保护环境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后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