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应看到，不仅要善于回应，更要体现专业担当。环境问题具有专业壁垒，环境污染更有“累积效应”，过分依赖“公众反映—部门回应”，必然导致发现问题的滞后和采取行动的迟缓。现在的环保问题，媒体都在关注雾霾和地下水，但从专业角度看，还有哪些没有曝光的问题应该防患未然？还有哪些“定时炸弹”需要提前排查？环保部门更应跳出简单的事后回应思维，将关口前移，更多体现专业性和责任感。

　　环境问题的独特性在于，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容易上升为公共事件，甚至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引爆点。为避免环境风险发酵为社会风险，环保部门应该以及时回应和专业担当，做环境焦虑的润滑剂、环境改善的导航仪，进而成为社会风险的安全阀。

2月25日孩子之过，教育之伤
公众人物、成功人士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不只是家庭问题，还关乎一定社会责任

　　此刻的李双江，一定承受着数倍于普通父亲的煎熬。作为74岁的老人，17岁的爱子继前年无证驾驶、暴力伤人被劳教后，今次涉嫌轮奸案被刑拘，情何以堪？作为知名歌唱家和声乐教育家，晚年屡因儿子之过向受害者公开致歉、形象受损，委屈谁解？

　　而那位新闻主角，想来也有“做名人之后难”的委屈。此次涉嫌轮奸而被警方刑拘的同时有5人，但公众注意力与舆论焦点，几乎全聚集在李双江之子身上。如果不是名人之后，何至于引来如此关注和舆论压力？未满17岁的少年，照片、名字被不加处理地发布，成长经历、家庭成员被连根扒出，这样的“社会处罚”是否失于公平、有违法规？

　　当然，也不得不承认，身为公众人物、成功人士的家庭，被过度关注、消费，甚至引来标签化评价，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公众人物必然要让渡部分私权空间，社会对他们在孝敬父母、培养孩子、关注公益等方面的社会示范和道德品行，也有更多期许。正因此，公众人物、成功人士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恐怕也不只是家庭问题，还关乎一定社会责任。

　　作为这些公众人物的下一代，有更好的成长条件。且不说父辈的成功经历是孩子最好的成长教材，单看这些父辈，或是达到一定地位、或是握有一定产业，与普通家庭相比，孩子们往往有条件接受最好教育、见更多世面、有更多成功机会——事实上，这些家庭中走出了无数优秀的下一代。

　　不过，这种家庭下的教育也需更加慎重。孩子们大多不曾经历父辈成功前的艰苦打拼，倘若只展示“成功效应”，恐怕孩子就会误以为，享受“最好”是天经地义、拥有“机会”是顺理成章，有个“好爹”就万事不愁、遇到批评就斥“代沟”“过时”。没有要不到的东西、没有摆不平的事情，势必会把父亲大名当成嚣张通行证、把炫耀财富视为理直气壮、把无视法律看作勇敢者行动，以致做出种种伤天害理之事，并最终只能害己。而倘若父辈在财富聚敛的过程中有不道德、不正义的成分，在权力的运行中存在违规、犯法，这样的“言传身教”，后果则更加危险。

　　教育的失败，对孩子来说，是极端不负责；对家庭来说，将带来悲剧；对社会来说，不仅有损公共形象，还易引发群体对立——诸多“坑爹”个案所以升级为社会热点，就与其中夹杂身份、暴力、嚣张等元素有关。更何况，他们所处的时代，还需要纾解阶层分化的心结、搭建社会信任的桥梁。

　　几年前，李双江夫妇接受媒体访谈，说到培养孩子，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不会过高要求孩子，不期望孩子人生多“成功”，只愿他快乐、自由地成长，有点个性、带点叛逆也是天性。这样的教育观本身并无错，甚至是对传统功利教育的突破和进步。然而，今天再看，应该引起“这一代”更多思考：当“成功”有了更丰富平实的内涵、社会对新生代价值取向与人生选择有了更多尊重、家庭有条件提供更好成长环境时，如何不去误导、松懈引导？在培养价值观、树立是非观、增强道德感方面，我们为孩子、为社会做了什么、该做什么？

2月26日透视停车背后的“自治”话题
公众与政府部门有效互动、居民和社会各方广泛参与，才是充满活力的自治

　　曾经遍地地锁，甚至搬来椅子“占位”；现在单侧停放、整齐有序……北京西城区西四北六条、七条两条胡同，探索“停车自治管理”，83个停车位通过合理调度、错时停车，“消化”了近200辆私家车。

　　虽然只是两条胡同的小体量“麻雀”，但仔细观察，却也能窥斑知豹，发现在“自治”这个概念之下，存在一些普遍性话题。

　　无疑，用基层自治的方式，能够提高管理的精度和效率。现代城市中，社会事务极其庞杂，再有能力的管理者，也无法时时都在场、处处不缺席，更不可能像北京这两条胡同一样，让诸如“外甥周末下午两三点开车来看舅舅”、“临时访客的手机号码”这样的细节尽在掌握。化整为零、自治管理，可谓一条出路。

　　然而，自治并不是社会管理者的“大撒把”。现实中，一些社区的自治，往往被引导向“凡事都要自己解决”，最终因为缺少法律支撑、缺少资金支持而无疾而终。比如与这两条胡同形成对比的德宝小区，同样是解决停车问题的车辆“自管会”，就因为没有名分而底气不足，因为没有资金而腰杆不硬，最终陷入僵局。

　　看看这不同的两个案例，“政府的存在感”是个关键。德宝小区“自管会”没有政府支持，也没钱聘请企业，只好趋向于纯居民自治组织，筹资、招募人员等都靠自己。而西四两条胡同的探索中，曾有区委书记带人“实地探讨”，胡同聘用车辆管理员，工资由财政划拨，还得到了交管部门的支持。

　　你家窗外能不能放我的车？你收我钱谁来监督你？在社会管理中，所有的利益问题，都是具体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有一个超越于具体利益之上，既有资源、也有权威的协调者。这一角色，非政府莫属。

　　不过，如果把公共服务简单化为服务输出，公众就容易只是“被动接受”，“保姆型政府”反而不利于培养自治土壤。实际上，政府需要的是，像对这两个胡同一样，当群众自治创新的“补位者”，解决法律、资金这些单凭自治难以破解的问题。

　　就像任何社会群体刚产生时总会经历不适应一样，“社区居民”这个伴随现代化、城镇化而来的公众群体，也面临着“公众精神”缺乏的困惑。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一个人如果参与讨论决定修一条通向他家的路，无需解释，他就能发现其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紧密联系。越是让公民多参与管理与其利益有关的小事，他们反而越会关心公益大事，并会自觉为实现公益而相互协力。而这，同样需要政府的鼓励、引导和协调。

　　停车或许只是小问题，自治却是大棋局。重视和支持群众自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也是走向善治、政府转型的着力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公众与政府部门有效互动、居民和社会各方广泛参与，才是真正的活力之源。

2月28日：“县官难见”怎成热门话题
法治政府建设提速，则运转高效的基层治理可期。到那时，县长大可“垂拱而治”

　　日前，有媒体派出记者赴多个省份暗访，实地调查与县领导见面难度，却屡屡遭遇办公室不挂公牌或被拒门外等情形。“见个县官这么难”，一些网友如此感叹。

　　作为基层领导，县委书记、县长密切联系群众本是应有之义。县域范围内，普通人有事找人，不仅打不着照面，甚至连“门”都找不到，确实不该。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八项规定推行以来，为政新风自上而下涤荡人心，中央领导率先垂范、亲民爱民，基层干部让人吃闭门羹尤显突兀。

　　也要看到，“县官难见”的现实图景，背后隐匿着基层治理的深层困境。有事情为什么非得见县长？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十分值得思考。这其中，自有“找领导好办事”的普遍社会心态，但恐怕还是问题通过寻常途径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根源则在于政府部门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短板、缺失。

　　试想，如果按照规定程序、经由具体经办人员，事情在村组、社区、办事大厅就能得到圆满处理，何至于让老百姓回归“人治”思维？如果政务信息公开到位，群众能方便找准“有关部门”，且事项得以照章办理，谁还会费尽周折、向上求解？此前新华社报道称，某县许多农民从没见过乡镇领导，甚至不知现任乡镇长姓名，一些村民小组的干部去乡镇办事找领导时，也常扑空。在这样的地方，就算县长想见群众，怕也见不过来，只能感叹力有不逮。

　　实际上，要求主责领导随叫随到、有求必应，既非制度化的办事程序，现实操作性也不强。如果任何事都要“一把手”亲自拍板、督办，不仅领导成了门卫、办事员，也反映出政府部门政务分工模糊，行政效率低下。比如，各地公布领导干部电话，往往成为新闻热点而被广泛关注。公众对领导电话的强烈现实需求，勾勒出这样一种社会生态：凡事必须找政府，搞不定就找“一把手”。山东菏泽公布领导电话后，一年之内各级领导干部接听的市民来电逾15万个，单单几个“一把手”的电话，根本无法承受公众对行政效率期待之重。

　　设立公众接待日、定期接听县市长热线、成立“马上就办办公室”等，是政务创新的可行手段与方式，能一定程度上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值得嘉许。但要想真正增强为民办事的实效，根本途径还在于促动下级职能部门搞好政务公开、紧密联系群众、严格依法行政。

　　“老大难，老大出马就不难”，这种怪圈循环中的“难”与“不难”，从两方面提醒我们：完善行政制度、培育法治理念刻不容缓。近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在基层，如果依法行政能力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提速，则运转高效的基层治理可期。到那时，县长大可“垂拱而治”，“县官难见”也自然不会再成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