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就要过年了，许多孩子却轻松不起来。一份来自北京的问卷调查显示，约七成中小学生在这个寒假期间报了各种学习班，继续操练“语数外”，补课时长大多超过10天，而家长们为此的花费少说也要三五千元。还有一家电视台制作了一期专题节目，记者们采访了十几个各地的孩子，问他们的寒假心愿，绝大多数孩子希望寒假能和父母在一起，希望能有时间好好玩，而不是去补课。

　　关于中小学生寒假“加班”的三角结构很有意思：各种课外教育机构能够因此获得不菲的利润，当然乐意；各位家长自觉没让孩子的假期“浪费”，心甘情愿掏钱，也很乐意；只有孩子不乐意，但是孩子不乐意没关系，他们没有话语权，就算有话语权，也没有决定权。在家长和教育机构“双赢”的合同里，不需要孩子的签名，尽管最后需要他们用自己的时间和快乐为这份契约买单。

　　家长们不会不知道，学习时间太长不但影响孩子的健康，也减少了孩子的快乐。选择去补习班，固然是有很多无奈的原因，比如学校的要求，比如孩子假期无人照看，等等。但更普遍的情况是，在许多家长眼里，只有成绩才是“硬道理”，直接关系着未来的升学乃至就业。因此，每次假期前的那张成绩单，便决定了这个假期里“比学赶超”的任务单。成绩好的要保持，遑论成绩差的，不来个触底反弹、绝地反击，那还了得？有这种想法打底，各种假期学习班一边背着舆论的压力，一边成了家长群体的主流选择，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些现象，折射了家长的两种标准误区。

　　其一，家长对孩子学习成长的评价持“单一标准”，显然很成问题。今天的中国，强调“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我们因此批评唯GDP论。为什么在孩子成长问题上，我们又把眼光退回到一个狭隘、短视的境地呢？学习成绩不就是孩子成长中的一种片面的GDP吗？相反，孩子过得是不是健康快乐、能不能和老师同学友好相处、有没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这些让孩子终身受益的性格、体魄、习惯上的培养，不是家长更应该关注的成长指标吗？

　　其二，家长对自己和孩子的假期持“双重标准”，这显然更没什么道理。自己工作辛苦，需要以休假来调整身心状态，难道孩子就是永动机，可以马不停蹄学下去、学进去？但是，孩子的寒假愿望和快乐诉求，往往被忽略不计。这种“没道理”的道理，背后的代际问题值得深究。

　　成年人是一个社会的中坚，大至国家的宏观决策，小至家庭的微观决定，都出自成年人之手。如果在事关成长的问题上，成年人始终用一种俯视而非平视的姿态面对孩子，那么可以说，我们没有为孩子提供一种有关公正、平等的文明训练；如果在“被塑造”的童年少年时代，孩子们仅仅学会被动接受，并习惯一种“被决定”的惰性，我们离真正的文明将越行越远。

2月5日义昌垮桥，还需拿出更有力回应
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回应能力，表面上看取决于危机处置的应对技巧，实质上决定于对权力来源的认识程度

　　河南连霍高速公路义昌大桥垮塌现场，终于通车。自1日垮塌后，救援善后还在紧张进行。不过，事故引出的另一起“舆论次生灾害”，也悄然发生。

　　先是政府方面初步调查认定事故原因，系“非法生产、装载、运输烟花爆竹等情况”，招致一些群众“推卸大桥质量问题”的质疑；接着，当地媒体报道此次事故时，因过多表扬各级领导积极组织救援、少了对遇险车辆和遇难者的信息提供，引发网友一片嘘声。

　　过去相当长时期，一些地方对“出事”的第一反应，就是“瞒”与“捂”。随着中央对“瞒报”现象的零容忍，加上互联网传播新格局，“瞒”绝无可能，“捂”亦此路不通，许多地方政府和部门转变思维“热回应”，值得肯定。义昌大桥垮塌后，省市两地的现场救援快速有力，信息发布也称得上“早报”、“多报”，然而，还是让自己陷入了信任困境。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群众期待怎样的“回应诉求”？一起事故发生，生命逝去、亲人悲痛，让人揪心，此时尤需相关部门在回应时能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与民意同频共振。若只是急于表白地方领导如何处置得力、“家属情绪稳定”，甚至早早宣布事故“与工程质量无关”，不仅难以对接群众的信息饥渴和情感诉求，恐怕还会引起反感，引发负面猜测。

　　以此次义昌大桥垮塌为例。最初的“烟花元凶说”所以引来质疑，一是超出人们的常识认知，二是确有结论过快而失于草率之嫌。“7?23”动车事故发生时，有关部门早早宣称“雷电造成”，国务院调查组长达一年多的调查认定系责任事故；而在云南巧家爆炸案中，被当地公安局局长“敢以仕途担保”的“嫌疑犯”赵登用，事后证实“是爆炸案受害人之一”……这些教训告诫我们：事故处置不当，回应不准确，仓促定性不仅容易发生错误、引爆舆情，还可能让事故真实原因被掩盖遮蔽，最终造成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央领导一再强调突发事故要“早报事实，慎报原因”的深意。

　　必须承认，一些事故发生确有不可思议处，一些问题也确实复杂曲折。但越是不可思议，越要证据充分有力；越是情况复杂，越要分清轻重缓急，既需要对大家最为关心的伤亡信息多一些权威发布，又要对事故原因的认定谨慎科学。当然，并非调查时间越长才叫“科学严谨”，关键在于，结论能否经得起科学检验、历史考验？事故原因公布时能否摆脱“有结论无论证”的简单灌输？公众的疑点，能否得到更有力的解答？否则，在义昌大桥的烟花小概率原因与时有发生的“桥脆脆”、“路垮垮”现象面前，公众难免有自己的倾向。

　　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回应能力，表面上看取决于危机处置的应对技巧，实质上决定于对权力来源的认识程度。如果把百姓“放在最高位置”，就会更加关切百姓的痛感、忧心群众的顾虑；如果明白“让人民监督权力”，就会直面事故疑点、及时发布信息；如果铭记“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就会组织力量对每一起事故进行负责任的调查，汲取教训，避免悲剧再发。

　　每一起公共灾难的发生，既是当地救援善后力量的一次检验，更是对政府回应能力的一次考验。
2月6日：“一路平安”，不仅仅是最低要求
面对春运这场“大考”，需要树立“大安全观”的意识，拿出百倍的认真，以更强的责任、更有力的执行、更细致的防护，把“安全”二字注入到春运各个环节中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春运的高峰已经来临。此时此刻，对所有踏上归途的行人，以及期盼等候的亲人，平安团圆，就是最大的心愿、最大的幸福。

　　正因如此，几天来，发生在河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数起严重交通安全事故，令人揪心，引人警醒：春运安全的篱笆，如何才能扎得更紧？“平安团圆”的最大心愿，如何去实现？

　　人们常说，春运是一场大考，这场大考，首先考的就是安全，特别是公共运输的安全。每至这个时节，“安全重于泰山”，各级政府和部门高度重视，媒体高声提醒，人在旅途中同样倍加小心。但是，仍然无法有半点松懈。

　　客观讲，30多亿人次的扎堆大迁徙，必然会加大春运的安全风险。海量的人流、车流、物流，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内消化掉，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不仅对我国现有的交通运载能力是一个巨大挑战，更对我们的公共安全防护网提出了更高要求。“一路平安”，不仅仅是春运的最低要求，某种程度上，也是最高要求。

　　尽管近年来我国的交通硬件能力在加速扩容，但面对“中国式春运”，漫长的交通线、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有限的运力等硬性条件的约束，安全防范与管理等软件条件的限制，硬件极限与软件短板叠加，使得安全问题在数十亿人次候鸟式大迁徙面前变得极为脆弱，加剧了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冬天的冰雪天气、频频的雾霾，增添了安全风险。

　　另一方面，春节也是人们对安全事故心理承受力最弱的时期。阖家团圆的日子，自是寄托着亲人浓浓的情感，承载着假日放飞的心情。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是一场巨大的情感地震。

　　春运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体现着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责任意识与民生情怀。也因此，通过春运“大考”，需要树立“大安全观”的意识，拿出百倍的认真，以更强的责任、更有力的执行、更细致的防护，把“安全”二字注入到春运这一非常时期的每一个具体细节里。试想，如果我们把住每一道关口，抓好每一个环节，严格每一项制度，管好每一个死角，那些非法运输烟花爆竹的车辆，还能危险上路吗？那些疲劳驾驶的司机，还会心存侥幸吗？那些超载拉客的现象，还会屡禁不绝吗？那些潜伏四处的隐患，还能升级为显患吗？

　　只有实现宏观安全和微观安全的无缝对接、制度安全和技术安全的给力合围、组织安全与个体安全的有效统一，安全的防护堤才能得到有效加固，事故灾难才可能最大程度地挡在安全线外，每一个家庭才会迎来平安祥和幸福的春节。

2月7日：“反浪费”关系公信力
比之铺张浪费的个案，草率的调查结论、缺席的监督检查，影响和危害可能更大

　　需要多长时间、多大力度，我们才能将公款消费的奢靡之风化为廉洁清风？专家表示，这是一场持久战；老百姓期盼，反对铺张浪费，不要成为“一阵风”。但也有一些人以为，将一场超标准奢华宴请，化成“清贫”廉洁工作餐，可以“轻而易举”。

　　广东珠海一位国企老总在当地一家豪华会所公款消费，一顿饭喝掉12瓶红酒，消费数万元。事情在网络上曝光后，珠海市国资委纪委在近20天后公布的晚宴菜单是12道“家常菜”，17人总共花费4689元。此“调查结果”一出，网友哗然，该老总也得了“学酒哥”的封号。

　　珠海市纪委有了最新调查结果。当事国企领导受到停职处分，珠海市国资委纪委也因“调查工作不深入，调查结论与事实不符”，而须“作出深刻检查”。

　　中央要求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各地政府都在规范公务招待、严禁大吃大喝，已有立竿见影之效。但即使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仍然不时曝出这样的新闻。究其原因，恐怕一是少数人公款豪宴已习惯成瘾，由奢入俭难；二是存着侥幸心理，将反浪费当成一种口号，会上照章读文件、会下照吃照喝。

　　有人说，未来几年，将是领导干部的职业高危期。其实，要避过乃至化解“危机”，根本的考验在于，各级干部能否真正树立清正廉洁观念，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放在心里而不是留在口头。

　　在规范公务招待、反对大吃大喝的过程中，如果只是学会了逃避公众耳目，或是躲进隐秘的高档会馆，或是将星级大厨与名酒拉入内部食堂，或是被曝光后面不改色说假话、造假账，如此“反浪费”、“改作风”，正是中央严令禁止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变通之术，更暴露出这种心存侥幸的瞒天过海之举，哪怕弄虚作假的技艺再高强，也难免会现出原形。

　　比之铺张浪费的个案，草率的调查结论、缺席的监督检查，影响和危害可能更大。这一事件中的珠海市国资委纪委的调查出台之后，新近曝出的四川某地计生系统30多人集体到台湾旅游事件，所属区的调查结论为“年假自费游”，不少人对这一结论同样感到心里不踏实。个中原因，恐怕就在于类似珠海市国资委纪委这样的走过场式调查，已造成人们对某些地方“内部监督”的信任流失。

　　在这个意义上，“反浪费”推进得如何，不仅关系到中央部署的落实，也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2月18日：“旅游门”拷问真相困境
用好网络这一信息渠道、表达平台，需要管理者、参与者的共同给力

　　春节期间，一段个人发布的“三亚旅游悲惨遭遇”网上视频，引来关注。是当事人行为失范、殴打协警，还是警方执法处置不当？自称“悲惨遭遇”的视频，以及随后三亚警方公布的视频，指向不同结论。尽管当事游客近日已公开承认自己“有错”，但他们坚称警方视频也不完整、掩盖了“暴力执法”现象，也让三亚“旅游门”难以彻底关上。

　　网络是一个众声喧哗的舞台，公众自有评判的权利。从湖南长沙“暴力救助”到北京城管“抢棉衣”，很多事实证明，如果有充分的真相，法律和道德会是公众评判的准绳；如果缺乏真相，“不问是非，只问强弱”的逻辑，便成了一种普遍选择。

　　信息泛滥的时代，叠加信息剪裁的技术，真相往往成为稀缺品。在这起三亚事件中，非但难以采信一家之言，甚至是视频这样的“铁证”，眼见也未必为实。当事双方公布的片断，单看其中任何一段，都足以让我们产生对某方的同情和对另一方的义愤。断章取义和选择性关注，往往会产生“真实的谎言”。

　　照理，三亚警方公布的回应视频与相关调查，“有图有真相”，更具说服力——这也是让许多围观者从最初一边倒的同情转为逐渐冷静客观的原因所在。然而，真相还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