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游商小贩又何尝没有自己的生活和感受？地铁出口蹬三轮车拉活的小伙子，白天还在餐馆端茶送水；卖羊肉串的兄弟俩，因为眼睛被熏出毛病而收摊回家；打开捷达后备箱卖批发服装的，是上个月刚失业的白领……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他们，可能会被统称为小贩，却也都有各自的悲欢，都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

　　观念上，站在不同立场，会有不同答案。城管执法损及小贩生存权，抱有“权利至上”理念者难免反感；小贩的杂乱妨碍城市秩序，主张公共利益者可能会坚持取缔。然而，抛开这些概念上的争论、法规中的判定，还原到具体的语境之中，对或错却变得没那么绝对。如果说城管练摊是为了换位思考，那我们在审视城管与小贩的困局之时，同样应体认具体的语境、还原真实的纠结，在感同身受的“同情”中寻找破解的共识，城市管理的政策与举措才能多一点温情，不至于冷冰冰，导致“踩头”一类触碰底线的行为。

　　同样，小贩不能被各种管理制度妖魔化，城管也不能被公众舆论污名化。看到问题之庞大、治理之艰巨、两难之纠结，看到无数人在为解决问题而努力，才能有更多“过程意识”，不至于在“制服反感”与“弱势认同”之下，得出偏执一端的结论。

　　接受采访时，武汉城管相关负责人发问：“到底要我们怎么做？”这样的“斯芬克斯之问”，在当前的中国，绝不止城管问题。谁都有春节回家的权利，每个人不足一根香烟的铁轨长度，却让其实现倍显艰难；重化工项目带来赋税、促进就业，要修到家门口，却难免有污染与风险的担忧。理念正确，并不总能对接现实的逻辑；思路再好，也需接受现实的考量。对社会更多体察、对个体更多关注，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处身的方位，也才能找到破解“中国式问题”的钥匙。

　　“双面城管”事件已经告一段落，只留下几本日记和一份可能无法完成的调查报告。不管舆论如何评价，引来关注本身就是成果。这提醒我们，要以更多善意去思考问题、更多“同情”去寻求答案，这不仅是对小贩的保护，也不仅是给城管的正名，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

6月28日行政审批要“减”更要“精”
行政审批，管得少更要管得好，要把有限的行政管理资源，用在更关键的事项上

　　在26日至29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文物保护法等12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提请审议。12部法律的修改，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

　　行政审批是政府职能中的“支柱性权力”，核心是“管什么”、“怎么管”，涉及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分界问题。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取消和下放审批权限，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已经是大势所趋。

　　简化行政审批，减少直接管理，是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宗旨，也是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一改革自2001年全面启动以来，已取消和调整了2400多项审批项目，占原有审批项目总数的近70%。今年以来，改革进程明显加快，4月份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取消和下放71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5月份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决定再取消和下放62项行政审批事项。这些实践，体现着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方向，更标志着改革在政治领域的不断推进。

　　此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12部法律进行修改，正是以立法手段推进行政审批改革，也是以往改革成果的固化。以传染病防治为例，近年来，从非典到禽流感，我国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快速反应，动态管理。取消和简化一部分行政审批，相当于将决策的支点前置，缩短了力臂的长度，卫生行政部门应对突发传染疾病的反应将更加迅速，措置更有针对性，有利于加强对传染病病种的动态管理，提高防控效率。

　　透过法律拟修改，也可以看出，促进行政权力结构优化，进而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是改革的深层含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从这个角度看，行政审批改革的要点不仅在“减”，更在于“精”；管得少，更要管得好。要把有限的行政管理资源，用在更关键的事项上，把政府的职能重心转变到为行政相对人服务上。这就要求更优的内部结构，更高的办事效率。以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改为例，以往，纳税人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税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报之日起30日内审核并发给税务登记证件，修改后，这一时间将变成“当日”。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此次煤炭法的修改就体现了这一思路，即取消了设立煤炭经营企业的行政审批，而交由市场主体自己决定，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相关法律的修改传递出这样的信息：鼓励中央部门从繁杂的微观事务中退出，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强化宏观管理、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上，进一步激发市场、社会的创造活力。